摘要：这个年纪，一夜被叫醒八次，连轴转地伺候，不只是体力活，更是一种精神消耗，像是细水长流的消磨。

守望至深

＂铃……铃……＂闹钟般的呼叫声再次划破黑夜。

我睁开沉重的眼皮，床头电子钟显示：清晨四点零七分。

这是母亲今晚第八次按铃。

我叫周立明，是一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今年已经七十有六。

而我的母亲——周老太太，原名李淑贞，如今已是百岁高龄，确切地说，一百零四岁。

自从父亲五年前离世，我便与妻子杨桂芝搬回老宅照顾母亲。

＂立明，立明啊！＂母亲虚弱却急切的声音从隔壁传来。

我赶忙披衣而起，蹬上那双已经磨得发亮的老棉鞋，顾不得揉一揉酸痛的腰背。

这个年纪，一夜被叫醒八次，连轴转地伺候，不只是体力活，更是一种精神消耗，像是细水长流的消磨。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经过客厅那台上世纪九十年代买的二十一寸彩电，墙上挂着的老式挂钟嘀嗒作响，时针和分针正指向四点十分。

推开门，屋内台灯亮着，那是我前年从百货大楼买的节能灯，暖黄的光晕中，母亲瘦小的身影半靠在床头，布满褶皱的手紧握呼叫器。

那呼叫器是我从医疗器械店特意买来的，为的就是让母亲能随时呼唤我们，不至于有什么闪失。

＂电视，开电视。＂母亲指着对面的老式电视机，眼神中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决，＂该看新闻联播了。＂

我暗自叹气：＂妈，现在才四点多，新闻是七点才播的啊。＂

屋外的老槐树上，知了还在断断续续地鸣叫，夏夜的余韵在微微的凉风中徘徊。

＂胡说八道！＂母亲突然提高了声调，眼神变得执拗，像是被冒犯了尊严，＂以前就是四点，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这孩子，怎么尽跟我犟嘴呢？＂

岁月带走了她的很多记忆，却在某些片段上格外固执，就像那些年代久远的老唱片，有些刻痕特别深，一放就是那几句。

有时候，她会把我当成已故的父亲；有时候，她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以为我还是那个需要她照料的孩子。

有一次，她甚至叫我去买＂工农牌＂香烟，那是六十年代的老品牌，早已绝迹市场多年。

我没再争辩，默默打开电视，调到了新闻频道。

荧幕上正在重播昨日的财经报道，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您看，开始了。＂我轻声哄着，搬了把藤椅坐在床边，那是父亲生前最爱坐的椅子。

屋外天还是漆黑一片，窗玻璃上映出我们的倒影——花白头发的我，和已经瘦得几乎只剩骨架的母亲。

岁月就这样无声地流淌，它带走了母亲的黑发、红颜和清晰的思维，却带不走那份骨子里的倔强。

电视的光映在母亲的脸上，照亮了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那些皱纹像是时光的年轮，记录着她一生的喜怒哀乐。

她慢慢放松下来，忽然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指。

这个简单的动作让我鼻子一酸，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她的手很凉，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就像我小时候发烧，她将手放在我额头上的感觉。

＂妈，您冷不冷？要不要再加件衣服？＂我试探性地问道。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盯着电视屏幕，嘴角却微微上扬，露出一丝满足的笑容。

这就够了，我心想。

这样的夜晚已经持续了三年多，自从母亲的记性越来越差，行动越来越迟缓后，我们的生活就围绕着她的需求转动，像是一台精密却古老的钟表。

妻子杨桂芝原本也是中学老师，比我小五岁，教的是数学。

她比我更有耐心，每天变着花样给母亲做可口的饭菜，想方设法让母亲多吃一口。

＂老周，你去睡会儿吧，我来陪妈看会电视。＂杨桂芝披着睡衣出现在门口，她总是这样，仿佛有特异功能，能感知到我的疲惫。

＂不用了，我不困。＂我摇摇头，示意她回去休息，＂你明天还要去老姐妹家聚会呢，别耽误了。＂

杨桂芝犹豫了一下，最终点点头走了出去，她知道我的性格，认定的事不会轻易改变。

我继续坐在母亲床边，看着她渐渐在电视声中合上了眼睛。

四点五十分，我轻手轻脚地关掉电视，调整好母亲的被角，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房间。

刚躺下不到二十分钟，＂铃铃铃＂的呼叫声又一次响起。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跳下床，这一次，母亲要上厕所。

将她小心翼翼地扶起来，搀着她慢慢走到卫生间，等她完事，再将她送回床上，掖好被角。

回到床上，我看了看时钟，五点四十，天色已经微微发白。

这样的生活，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照顾我的情景。

那时候家里条件艰苦，一家五口挤在不到四十平米的平房里，冬天冷得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

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生火做饭，赶着去纺织厂上班，临走前总不忘给我们几个孩子热好早饭。

夏天的晚上，蚊子多，母亲总是用蒲扇给我们几个孩子驱赶蚊子，直到我们入睡。

冬天的早上，我总能穿上母亲用体温捂热的衣服，那温暖让人终生难忘。

现在，轮到我照顾她了，这是生命的轮回，也是亲情的传承。

次日午后，趁母亲小憩，我整理她的衣柜。

那是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衣柜，红木制成，历经几十年风霜，依然散发着淡淡的木香。

在一堆旧毛衣下面，我发现了一个褪色的蓝布包，那是当年普遍使用的＂包裹布＂，大小方便，用来包装东西或者当手帕。

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叠泛黄的照片和一本发霉的日记本。

照片上有年轻时的父母，站在人民公园的牌坊前，穿着六十年代特有的中山装和花布衫，笑得那么灿烂。

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穿着背带裤，手里拿着小红旗，站在天安门广场上。

那是1966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父亲单位组织去北京参观，全家人一起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

翻开日记，母亲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像是细雨中的柳条，轻盈而有力。

＂1954年2月18日，立明发高烧，近四十度。医生说是急性肺炎。一整夜，我都守在他床前，每半小时测一次体温，换一次冰毛巾。他小手烫得吓人，我的心像被火烤着。王厂长批准我请假三天，可厂里正赶生产任务，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看着孩子痛苦的样子，什么都不重要了。天亮时，他终于退烧了，叫了声＇妈＇，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我的双手微微颤抖，那些已经模糊的记忆忽然变得清晰起来。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一年，我才七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冬天结冰的河面上玩得忘了时间，回家时已经全身湿透。

当晚就发起高烧，烧得直说胡话，母亲急得团团转，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村卫生室的赤脚医生给开了几副中药，嘱咐要物理降温。

母亲一夜未眠，用冰毛巾不停地给我擦额头、手心和脚心，还不时地哄我喝下苦涩的中药。

那时候，我们家没有专门的病床，母亲就把自己的被子铺在地上，让我睡在唯一的木板床上，方便照顾我。

＂立明，立明！＂母亲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合上日记本，快步走进母亲的房间：＂妈，您醒了？＂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母亲坐在床上，神情恍惚。

＂帮我梳梳头。＂母亲指了指梳妆台上的木梳，那是一把骨质的梳子，是父亲当年送给她的结婚纪念礼物。

我拿过梳子，轻轻梳理她稀疏的白发，动作小心翼翼，生怕弄疼她。

镜中，我们的目光相遇，恍惚间，似乎看到了数十年前的情景：年轻的母亲为上学的我梳理头发，叮嘱我要好好学习。

＂妈，您记得我小时候发高烧那次吗？您照顾了我一整夜。＂我轻声问道，手上继续着梳头的动作。

母亲眼神忽然变得清明，像是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几十年前：＂记得，当然记得。你烧得说胡话，我吓得不行，那时候你爸出差去了上海，家里就我一个人。＂

我惊讶地看着她，没想到她居然记得这么清楚，连父亲出差的地点都没忘。

＂那时候厂里正赶任务，我请了假，王厂长还批评了我，说什么家庭不能影响工作。＂母亲继续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愤怒，＂我当时就顶撞他了，说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照顾好孩子就是对革命最大的贡献！＂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想象着当年那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母亲，如何用她特有的倔强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您真厉害，敢顶撞厂长。＂我由衷地赞叹道。

母亲得意地扬了扬下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那是！我李淑贞从来不怕得罪人，只要是为了自家孩子！＂

她这个神态，让我想起了她年轻时的样子，那个在公社大院里敢跟任何人理论的＂母老虎＂。

邻居们都敬她三分，因为她虽然泼辣，但做事公道，从不欺负弱小，反而常常帮助有困难的街坊。

我轻轻地替她把头发梳成一个简单的发髻，这是她喜欢的样式，几十年如一日。

＂好了，妈，您看看满意吗？＂我扶着她的肩膀，让她能更清楚地看到镜中的自己。

母亲端详着镜中的影像，满意地点点头：＂不错，我儿子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这一刻，她似乎忘记了我们的真实年龄，仿佛我还是那个刚学会帮她梳头的少年。

＂妈，今天想吃点什么？我去做。＂我问道，准备起身去厨房。

＂红烧肉，要肥瘦相间的，加点冰糖，炖得烂烂的那种。＂母亲不假思索地回答，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这是她年轻时最拿手的菜，每逢过年过节才会做，平时舍不得那么多肉。

如今物质条件好了，想吃什么都能做，但她的口味却越来越挑剔，常常是做好了饭菜却不肯多吃一口。

＂行，我这就去做，保证和您当年的味道一模一样。＂我笑着应承下来。

走出房间，我忽然感到一阵疲惫袭来，这些天断断续续的睡眠让我有些支撑不住。

我靠在墙上，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

就在这时，妻子杨桂芝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腾腾的枸杞茶：＂老周，喝点茶，提提神。＂

她总是这样，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给予我最实际的帮助。

＂谢谢你，老伴。＂我接过茶杯，感激地看着她，＂这些年，辛苦你了。＂

杨桂芝摆摆手，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理解：＂说什么呢，妈也是我的妈。再说了，当年我爸妈生病，不也是你帮着照顾的吗？＂

是啊，人生就是这样，互相扶持，共同前行。

我们结婚四十多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见证了国家的变迁，共同培养了一个如今已经在大学任教的儿子。

如今儿子在省城工作，因为工作忙，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会带很多营养品给老人家。

我们也理解儿子的难处，从不抱怨，只是在电话里叮嘱他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妈说想吃红烧肉，我去超市买点五花肉回来。＂我喝完茶，准备出门。

杨桂芝拦住我：＂你歇着吧，我早上已经买回来了，正在冰箱里腌着呢。你这两天睡得少，去沙发上躺会儿，我来做饭。＂

我感激地点点头，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

躺在沙发上，我闭上眼睛，却睡意全无。

脑海中浮现出这些年照顾母亲的点点滴滴：为她洗澡、换衣服、喂饭、擦身体、端屎端尿...有时候她会突然发脾气，甚至不认人，骂我们是＂偷她东西的坏人＂。

有时候半夜三更，她会坚持要出门＂去上班＂，说再不去就要迟到了，我们怎么劝都不听，最后只能穿好衣服陪她在小区里走一圈，然后告诉她＂今天厂里放假＂，她才肯回家。

照顾一个百岁老人，比照顾一个婴儿还要难，因为婴儿会慢慢长大，而老人只会越来越衰弱。

有时候我也会累得发脾气，甚至有那么一瞬间，会有不耐烦的念头闪过，但每次看到母亲那双渐渐浑浊却依然信任的眼睛，我的心就会软下来。

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杨桂芝在哼着一首老歌，那是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好》，是母亲年轻时最爱唱的歌曲之一。

我微微一笑，闭上眼睛，终于沉沉睡去。

不知睡了多久，被一阵香味唤醒，睁开眼，发现母亲坐在餐桌旁，正笑眯眯地看着我。

＂快起来吃饭了，我们娘俩等你半天了。＂杨桂芝从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菜，那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正是母亲喜欢的样子。

我揉揉眼睛，起身洗了把脸，来到餐桌前。

＂妈，尝尝看合不合您口味？＂我夹了块最嫩的肉放在母亲碗里。

母亲小心地咬了一口，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好吃！和我当年做的一样！＂

看着母亲难得的好胃口，我和杨桂芝相视一笑，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满足。

饭后，我扶母亲到阳台上晒太阳，她最喜欢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和嬉戏的孩子。

＂立明，我记性越来越差了。＂母亲忽然说道，语气异常清醒，＂有时候我知道自己在胡闹，可就是控制不住。＂

我握住她的手：＂妈，您别多想，这都正常。您年纪大了，我们照顾您是应该的。＂

母亲摇摇头，眼中闪烁着泪光：＂我知道我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有时候半夜三更叫你们起来，白天又闹脾气...我心里都明白，就是管不住自己。＂

我心里一酸，没想到母亲竟然有如此清醒的时刻，她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给我们带来的困扰，只是无法控制。

＂妈，您别这么说。您辛苦了一辈子，养大了我们四个孩子，现在该我们照顾您了。＂我轻声安慰道，生怕她伤心。

＂你们都是好孩子。＂母亲慢慢地说，＂尤其是你和你媳妇，这些年把我照顾得这么好，我知道，我都知道。＂

阳光洒在她银白的头发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固执、任性的老人，而是一个饱经沧桑、充满智慧的母亲。

＂妈，您永远是我们的骄傲。＂我哽咽着说，眼眶湿润。

母亲拍拍我的手，眼神忽然又变得迷茫起来：＂立明，今天是星期几啊？我要去参加纺织厂的表彰大会，可不能迟到。＂

我心里一叹，知道这短暂的清明又过去了，但我并不失望，反而更加珍惜这些宝贵的瞬间。

＂妈，今天是星期日，厂里放假。我们在家好好休息，好不好？＂我轻声哄道。

母亲点点头，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喃喃自语着什么。

夜幕降临，我按时给母亲洗漱、换衣服、吃药，然后哄她睡觉。

＂妈，早点睡，有事按铃叫我，我就在隔壁。＂我轻声说着，替她掖好被角。

母亲眨眨眼睛，忽然说道：＂立明，你也早点睡，别总熬夜看书，对眼睛不好。＂

这是她几十年来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从我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晚必说。

现在，她又回到了那个时空，把我当成了那个正在苦读的少年。

＂好的，妈，我听您的。＂我答应着，心中五味杂陈。

回到自己房间，我躺在床上，却久久无法入睡。

想起母亲日记中的那段话，想起她年轻时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想起她如今的模样，眼泪不知不觉滑落。

人生的轮回就是如此，当年她照顾我们，现在我们照顾她；当年她彻夜不眠为我们守护，现在我们为她守夜。

＂铃铃铃＂，呼叫器又响了。

我翻身下床，又一次来到母亲房间。

不知今夜，她又有什么需要，但无论是什么，我都会尽力满足。

因为，这就是亲情，是生命中最珍贵的守望。

窗外，阳光洒落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

母亲的手搭在我的手背上，她微微一笑：＂我的好儿子。＂

在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与不耐烦都化作了眼角的一滴泪。

我知道，生活会继续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铃声会在深夜响起，我会起床应答，直到某一天，铃声不再。

但现在，此刻，我们相视而笑，岁月的轮回中，我们彼此守望，用爱与陪伴写下最深的人间情谊。

这，或许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来源：新赐爬界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