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婚姻，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而且是包办婚姻中最落后的一种——指腹为婚的“娃娃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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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

她和他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他是她的领路人，她是他的贤内助。

叶剑英称赞他是党和人民的“骆驼”，毛泽东称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但就在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永远地去了。

他就是任弼时，而她则是他的夫人陈琮英。

青年时期的任弼时

包办婚姻萌发爱情

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婚姻，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而且是包办婚姻中最落后的一种——指腹为婚的“娃娃亲”。

虽然如此，他们夫妻感情却非常深厚，可谓甘苦共尝，携手并肩，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堪称夫妻的楷模。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由长辈指腹为婚的呢?

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是个乡村教师，前妻是长沙陈家的女儿。两人结婚后，夫妻感情深厚，可惜陈氏不久病故。任裕道非常重感情，为了纪念亡妻，保持两家的往来，于是双方家长约好，任裕道续弦后，如果生下男孩，就与陈氏女结为娃娃亲。

青年时期的任弼时

后来，任裕道娶朱宜为妻，生下第一个男孩不幸夭折，生下第二个孩子就是任弼时，于是便与陈琮英订了亲。

陈琮英比任弼时大2岁，生于1902年。出生后仅4个月，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常年在北平教书，只得将襁褓中的小琮英托付给婶母抚养。小琮英长到12岁，父亲便把他送到任家，实际上做了童养媳。

不过，陈琮英在婆家很幸运，公婆待她如亲生女儿。绝没有一般童养媳所受的虐待。

1915年，任弼时考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属高小读书。当时，全家依靠父亲教书得来的微薄薪金已难于度日，要支付任弼时求学的费用则更为困难。

翌年，任弼时回乡度假时，家里又遭到湖南督军汤芗铭溃兵的洗劫，更是元气大伤。

此时，任弼时打算辍学。而陈琮英则主动提出想出去打工赚钱，资助任弼时读书。就这样，14岁的陈琮英来到长沙北门西园的一家小厂，当了一名织袜女工。

任弼时

每次发薪水时，陈琮英首先要给任弼时交学费。这样，任弼时才得以继续求学。

来到长沙后，任弼时结识了毛泽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0年任弼时离开长沙，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备赴苏联继续学习。

临走前，任弼时嘱咐陈琮英一定要好好学文化，而陈琮英也拿出两双自己织的袜子送给了任弼时。两人依依惜别后，任弼时便踏上了求学的远途。

这一年，陈琮英已是18岁的少女，任弼时也已16岁了，男女之间的恋情，已开始萌发起来。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按照未婚夫的吩咐，进入长沙一所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一边学习缝纫技术，一边补习文化。

任弼时和妻子

陈琮英不管是学文化还是学缝纫都很刻苦，因此进步很快。任弼时得知后，也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任弼时在上海学习了一段时间，由党的早期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临行，他给父亲写信告别，信中还特意叮嘱一定要陈琮英有继续学习的机会。

1924年，任弼时结束了苏联4年的学习生活回到国内。这时，国共合作已经建立，国民革命已经兴起。任弼时来到上海，到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任教。他本想回家一趟探望阔别4年的双亲和仍在长沙厂做工的未婚妻，尤其想了解她的文化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了。但因为工作太忙，始终抽不出时间。就连父亲病逝的噩耗传来，他也无暇回家奔丧，只能通过书信表达对父亲的哀思。

直到1926年，任弼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也极需一个助手，才经中共中央批准，回湖南去接未婚妻。

任弼时和妻子

“一别就是6年了。”

任弼时想到这里，眼睛有些湿润了。

谁知，刚上船不久，任弼时就被叫走，原来是团中央机关出了一些事情，需要他回去处理。

就这样，任弼时的家乡之行又告吹了。

任弼时回到团中央机关后，党中央要他去北京参加一次特别会议。任弼时立即改换装，起程北上。安排陈琮英的事，只好委托王一飞代为办理。

待任弼时返回上海时，王一飞已将陈琮英接来。任弼时与陈琮英分别6年后，再次相聚。

4月，两人即在一个简陋的小亭子间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从此，陈琮英在任弼时的引导下，由一个织袜女工，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任弼时的得力助手。

任弼时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叛变，轰轰烈烈地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巡捕暗探四处活动。地下工作者外出上街必须非常谨慎。

由于工作的需要，任弼时每次出去都要化装，或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陈琮英刚到上海时。身体瘦弱，眼窝凹陷，双手粗糙，还有浓重的湖南乡音，一副乡间妇女的穿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人眼里，不免显得土里土气。在街上常遭少爷淑女们的冷眼。

可任弼时不但不嫌弃，反而温存地安慰说：

“琮英，你初到上海对这里的环境陌生，慢慢会习惯的。我们的工作很重要，反动势力又很强，我们时刻都有危险，你可不要害怕。”

任弼时（左一）

后来，在任弼时的安排下，陈琮英成了任弼时的交通员，专门从事机要工作。陈琮英常将任弼时写好的书信和起草的文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或是交给党中央的秘密印刷厂。

任弼时和陈琮英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经常变换住址。他们住在上海人称之为亭子间的又矮又小的房子里，连头都抬不起来，放上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有转身的地方了。

二人在生活上也极为艰苦，党中央的活动经费拮据，地下工作者只有很少的一点补助金，尽管任弼时和陈琮英非常节俭，但也只能靠啃大饼、油条，喝白水度日，有时，甚至还要饿肚子。但是他俩始终相濡以沫，坚持进行地下斗争。

任弼时带病工作不幸离世

革命总会胜利！

周恩来与毛泽东

终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此时，中共中央五位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却因病住在玉泉山疗养院休养，没有登上天安门同人民一起欢庆这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

此时的任弼时身穿睡衣，坐在藤椅上，与陈琮英及孩子们一起，聚精会神地收听一架座钟式的收音机转播的开国大典的实况。

任弼时为自己30年来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而感到无比欣慰，他铺开宣纸，挥动饱含浓墨的羊毫笔，抄录从小就能背的《木兰辞》，脸上流露出平时少有的喜悦之情。

任弼时

晚上9时，任弼时和陈琮英就焦急地等在大门口，盼望随学校参加开国大典的儿子任远远回家。

任远远刚踏进家门，任弼时就拉着他的手，急切地问：

“五星红旗是怎样升起来的？”

任远远详细地讲述了开国大典的每一个细节。

任弼时听后，兴奋不已，感慨地说:

“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换得这伟大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啊，要珍惜它。你们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技术，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任弼时

任弼时与陈琮英越谈越兴奋，最后全家人一起唱起了《你是灯塔》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

任弼时一边唱，一边用钢琴伴奏。欢乐的歌声在小院里荡漾，直至深夜。

后来，任弼时因病情加重，不得不离职养，于11月赴莫斯科治疗。

在国际幼儿园，任弼时见到了自己的女儿远芳。自1940年任弼时与女儿分别就是9年，如今远芳已经11岁了。

远芳懂事后，不知道自己有父母，父母是谁，从事什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和陈琮英才给远芳写了一封信。

任弼时(中间）和女儿任远芳（右二前排）

随后，任弼时便将女儿从国际幼儿园接出，详细地给她介绍了祖国百废待兴的形势，谈了陈琮英及姐姐弟弟的情况，还教她写中文字，教她说中国话。

任弼时在苏联惦念新中国建立后的各项建设事业，疗养了一段时间后，病情略有好转，他便带着女儿远芳乘坐苏共中央安排的火车回了国。

当火车停靠在中苏边境的一个小站时，远芳下车走进一个商店，一个售货员用俄语问她：

“你跟谁一起来的?”

“任弼时。”

远芳也用俄语回答。

任弼时一家

售货员又问：

“他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远芳摇了摇头。

上车后，远芳问任弼时：

“爸爸，你从事什么工作？”

任弼时谦虚地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1950年4月，任弼时回国后，虽然疾病限制了他的行动，但他仍在病中继续研究和考虑着城市规划、财政工作、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中央原来决定任弼时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任弼时的病情一有好转，他就立即写信，请求工作。

任弼时和陈琮英

最后，中央经过慎重讨论，同意了任弼时的请求，同意他每天可以工作4小时。可任弼时刚恢复工作，却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任弼时关心战局的发展，常在深夜批阅电报，研究文件，查看地图。

头痛得厉害时，他就叫女儿轻轻地捶一捶，再接着继续工作。

因为过于疲劳，任弼时必须服安眠药才能休息。有时服过安眠药刚躺下，电话铃响了，任弼时马上起来问是不是开会，如果是开会，他就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

陈琮英看到任弼时在深夜仍然紧张地工作，便为他的健康担忧，着急地劝说：

“明天再忙不行吗?”

任弼时却摇摇头说：

“不行啊!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

任弼时笑了笑安慰陈琮英说：

“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100步，就不该走99步。”

志愿军

1950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日子，任弼时非常激动。

26日，他仍在认真研究朝鲜战局。

27日，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46岁!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亲自到病榻前向遗体告别，全国各地遍设灵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叶剑英沉痛地说：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逝世时，4个孩子大都没有成年，最大的女儿远志也只有19岁，最小的儿子远远只有9岁。党和政府及中央领导人都非常关心他们，任弼时逝世周年祭日，周恩来亲自去看望了陈琮英和孩子们。

陈琮英

陈琮英感谢组织上的关怀，但她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从不要求过多的照顾。她强忍悲痛，独自挑起了养育子女的重担，对他们倾注了双倍的爱。孩子们没有辜负父亲的遗愿和母亲的养育之恩，个个上了大学、参军、入党，走上工作岗位，并且组建了幸福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陈琮英则一如既往地从事社会工作，她负责中央的机要工作，曾任机要局处长，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

陈琮英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毛泽东曾感慨地说:

“琮英同志搞机要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参考资料：

《中国高干夫人档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版本

来源：千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