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特琳的家庭并不富裕。因为孩子众多，母亲只能全职在家操持家务。于是，养家的重担就全部落在身为铁匠的父亲肩上。

7月24日，在南京玄奘寺地藏殿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的吴啊萍已被刑拘。

吴啊萍在玄奘寺一共供奉了6个牌位。

这其中包括5个因南京大屠杀受审的日本战犯和一位名为“华群”的美国女人。

华群是谁？她与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又有什么关系？

华群本名明妮·魏特琳，1886年8月27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

魏特琳的家庭并不富裕。因为孩子众多，母亲只能全职在家操持家务。于是，养家的重担就全部落在身为铁匠的父亲肩上。

12岁那年，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她被父亲送到邻居家生活。

这个同样贫困的新家并没能使魏特琳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微薄的收入仅仅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供她上学。

可魏特琳偏偏不认命。

她不想再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中。她认为，只有上学读书才有能力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

既然没有人出钱供她上学，那就自己赚！

就这样，12岁的小女孩踏上了打工之路。

为了赚取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她什么活都干：刷盘子，倒垃圾，放牛，打扫牛圈……

冬天最冷的时候，大人都围坐在壁炉旁边取暖。放了学的魏特琳还奔波在打零工的路上。破旧的衣服和鞋子并不足以抵御严寒，可她被冻的通红的小脸上却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

在这样的坚持与努力下，魏特琳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并顺利考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从1904年到1912年的8年时间里，她先后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和伊利诺大学学习文学和教育学。并顺利取得学位。

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26岁的魏特琳陷入了迷茫。

在社会普遍的认知里，女孩子就应该找个合适的人家出嫁，然后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像她这样的大学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找不到工作，身无长物、又没有家庭助力的她连养活自己都难，又谈何改变命运？

一筹莫展之际，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在招收传教士的消息传来。

传教士的工资待遇并不高，但却可以管吃管住。这无疑解决了魏特琳面临的所有问题。于是，她痛快地加入了联合会。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最终改变了上万人的命运。

1912年底，魏特琳受联合会委派前往中国，负责在南京、合肥等地传播基督教。

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她来到中国之后，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上。

学习过程中，美丽的山川河流、悠久的历史文化固然让魏特琳痴迷，可中国妇女的生存现状也令她暗自担心。

尤其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女孩子，她们明明那么勤劳、那么聪慧，她们明明可以不依靠任何人就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

魏特琳意识到，想要帮助这些美丽善良的女子，就必须首先帮助她们转变思想观念。于是，她率先在合肥成立女子中学，并担任校长。

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华群。

1919年，在顺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后，魏特琳收到金陵女子大学的任职邀请。

彼时，她正准备与身在美国的未婚夫完婚。

若是换作其他女孩子，肯定想都不想就去享受幸福人生了。可魏特琳不一样。

那是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大学呀，她怎么能错过它的成长？

慎重考虑之后，魏特琳决定将已经定好的婚期推迟一年，以便自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建设中去。

这一举措招来未婚夫的强烈不满。最终，两人的婚约就此解除。

爱情的失败并没能阻止魏特琳想要帮助中国妇女的决心。就任金女大教务主任之后，她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

筹建新校园，建立教育系教学实习制度，增设附属实验中学，筹款兴建培幼小学，关心学生的持续成长……在没有成家的魏特琳眼中，金女大就是自己的家。

工作之余，她领着学生“访贫问苦”，请学校医务室的医生们为学校周边居民看病，把红十字会捐来的生活用品送给需要的百姓……有时候赶上街坊邻里闹纠纷，她也会热心地帮忙劝和。那一口熟稔的合肥话不知道换来了多少人的喜笑颜开。

无论是学生同事，还是学校周围的居民都喜欢称呼她一声“华小姐”，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只要华小姐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

在大力搞好学校建设的同时，魏特琳也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卢沟桥事变”之后，她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我们得到消息，7月7日，一位日本士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的地方出现了麻烦。……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我们不敢说它将何时结束。”

想起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及其之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她不禁忧心忡忡。

很快，魏特琳就亲眼见证了侵略者的残暴。

02、“这是我的家，我绝不能离开！”

1937年11月下旬，在相继占领北平和上海之后，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发。

早在日本空军轰炸南京的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就通知在南京的美国籍福怒喝儿童撤离南京。当时，魏特琳刚刚与其他3名自愿留下来的老师组成留守委员会。受命暂代校长职责的她根本放不下自己肩上的责任。

随着战事的吃紧，美国大使馆又先后三次发出撤离命令，但均被魏特琳拒绝。

她觉得，在危难时刻守护学校的财产就是此刻最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急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在应大使馆的要求签署了“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之后，魏特琳甚至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当然如果我的中国同事认为我的存在威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走。”

这个时候，她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

1937年11月22日，在魏特琳的建议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金女大成为专门接受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

为了增加难民营的安全性，魏特琳在校园的出入口和广场均悬挂美国国旗，并张贴美国大使馆的告示，明确地表示此处校园是美国人的财产，以期达到震慑日本军队的目的。

可后来发生的一切充分证明，她的这一番苦心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

士兵们涌入南京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随心所欲地闯入百姓家中，掠夺财物、杀人放火还不算，更是将魔爪伸向,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女性。大多数被侵犯的中国女性都被当场杀害……

难民们从四面八方涌入金女大，很快就激增到两万人。

他们之中多得是女扮男装、故意扮老扮丑的年轻女子，脏污的脸上写满惊惶与无助。

看着这一切，魏特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当时的她可能没有想到，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即将面临的是超过6周的烧杀抢掠。

每一天，都有大批的难民涌到金女大门口寻求庇护。

为了收容更多的妇女和儿童，魏特琳只能和留守的教师一起规劝那些男人和年老的妇女回归家庭。但就是这样，金女大难民营里收容的妇女儿童也经常在1.2万人以上。

由于校园依山而建，并没有完整的围墙，所以，他们几个外籍教师和招募的工友只能分头把手比较重要的出口，以防止日本士兵强行闯入。

因为魏特琳是唯一一个敢去日本大使馆告状的美国人，所以，“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她举着美国国旗不厌其烦地告诉每一个闯入的日本士兵：“这里是美国学校！”

大多数情况下，闯入的日本士兵会选择离开。但也有人用带血的刺刀指着她，威胁她少管闲事。那些杀红了眼的士兵更是粗鲁，他们会狠狠地推搡、殴打她。

面对这一切，魏特琳从不退缩，面对明晃晃的刺刀，她大义凌然地说：“这是我的家，我决不能离开！”

下一次再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她仍旧冲在最前面。

12月17日晚，金女大校园里的12位妇女被一批日本士兵强行带走。阻拦无果的魏特琳直接跑到日本大使馆讨要说法。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日本大使馆下发不许日本士兵进入金女大校园的手令，并派遣宪兵进行守卫。

在艰难维护难民人身安全的同时，魏特琳又开始操心难民们的饮食起居。

她在金女大学校门口开设粥棚，在校园里建洗澡房，校园里的两个炉子全天供应热水，给难民们打防疫针，想方设法给孩子们弄奶粉和鱼肝油……

除此之外，她还在难民营里开办救济难民合作社。

在这里，妇女们除了学习文化课以外，还可以学习各种技能：做点心、织毛衣、做针线……

学员们制作的各种手工活，会被送到魏特琳在南京中华路开设的一家店铺里出售。这一项收入全部被用作女难民的生活费。

对于那些可以自食其力的女难民，魏特琳就会为她们募集一些钱财作为小本生意的本钱。

为了安抚难民们的情绪，魏特琳在想尽办法帮助她们寻找亲人的同时，还不忘鼓励她们：“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的失败。”

1937年12月24日，她和留在金女大帮忙的外国人一起收拾出一间房间，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圣诞晚会，并努力为每一个孩子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

就这样，51岁的魏特琳成为难民眼中的“活菩萨”。

直到1938年5月31日，最后6个难民营全部关闭的时候，金女大的校园里仍旧收容着超过800名的妇女。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高度紧张的情绪使得魏特琳患上了神经衰弱。

从1938年的冬天开始，她就是时常感觉到疲倦、乏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

“国际委员会试图拯救的一千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日本人强行带走了，此刻可能已经被他们枪杀或刺死……”

“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边，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凄惨地叫着……”

为了收容更多的妇女儿童，她亲口劝说一名27岁的妇女回家。可就在这名妇女离开之后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里就遭到日本士兵的侵犯……

总有很多事情让魏特琳感到无能为力。担惊受怕的日子里，她看不到任何的出路和希望：“可悲的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前途，这个原是有生气、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已是一个可悲、令人心碎的空壳子了。”

巨大的负罪感和心理压力像虫子一样啃食着魏特琳的心。1940年4月14日，她写下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方案，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了。”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有人在《紫金山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公然叫嚣：“魏特琳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

那是魏特琳心中最无力的痛。

1937年12月24日，就是金女大举办圣诞晚会的那一天，日军一位高级军事顾问要求魏特琳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骚扰良家妇女了。”

为了难民的安全，魏特琳在反复确认日本士兵不会抓走良家妇女的情况下，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最终，在自愿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带走了21位曾经当过妓女的难民……

当时的魏特琳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但她仍旧因为自己的这个决定内疚不已。

可别有用心之人却揪住这一点不放，他们甚至煽动民众向魏特琳问责。

纠结于21这个数字的人看不到，安全区以外的地方，日本士兵是在以每12秒杀掉一个人、每一个小时强奸数名妇女的速度疯狂享受自己的胜利……

这份质疑彻底击垮魏特琳。患上重度抑郁症的她，完全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她很快递交辞呈，并于1940年5月14日启程回国治疗。

离开的日子无限惆怅，她甚至抱怨自己没有继续坚持下去，因为“那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里的煤气开关，亲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在遗嘱里这样写道：“假若能再生一次，我还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魏特琳被葬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镇。她的墓碑上绘有金女大的平面图，墓碑最醒目的位置写着四个中文汉字：“金陵永生”。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自己的朋友了解中国当时的时事，魏特琳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就坚持每天写日记。这些日记被她用各种方法送出中国，最终被交到美国好友的手中。

2000年，在各方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魏特琳日记》出版。这部书以西方女性的独特视角记录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结语：

2011年12月15日，根据魏特琳亲身经历为蓝本创作的《金陵十三钗》被搬上大荧幕。

最终，该片以8.3的豆瓣评分毫无争议地成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华语电影里，获得内地观众及媒体好评最多的一部”。

古人云：“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图强。”

铭记历史不是让我们停留在仇恨的泥淖里止步不前，而是时刻鞭策和警醒自己自立自强、勇敢掌控命运的轮盘。

81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民族早已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不断壮大自己的同时也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至于那些遗忘历史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在尽情享受新中国美好生活的同时，却致国家利益、同胞感受于不顾。他们的行为又岂止是一句道歉可以抹杀掉的？

他们终将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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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得忘记】

【编辑｜谷】

来源：悠楠聊脱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