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学人认为，莫迪执政十年，把“古吉拉特模式”推向全国：基础设施和收入有所提升，但印度也日益走向宗教隔离、文化封闭与社会极化。 下面是他们的详细观点，发上来仅供参考借鉴，立场不同，请注意甄别。

在当代印度，古吉拉特人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强大。从政治到商业，国家的权力中枢几乎被他们全面掌控。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这对印度人民党的核心组合均来自古吉拉特。而在经济领域，印度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企业家穆凯什·安巴尼和高塔姆·阿达尼同样出身该邦。2014年莫迪当选总理时，正是乘坐阿达尼的私人飞机飞往德里，象征着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紧密结合。

然而，在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古吉拉特人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在莫迪上台之前，印度的主流叙事多由精英阶层和以孟加拉人为主的知识分子主导，而古吉拉特人则被普遍认为更关注商业、不事文化。他们在全球经济网络中活跃：在孟买主导金融，在东非开设企业，在欧美经营钻石贸易。在英国，古吉拉特人几乎成了“便利店老板”的代名词。

除了经商形象，人们对古吉拉特的另一些印象多半围绕禁酒、素食，或者2002年的宗教暴力事件——那场冲突造成约一千人死亡，大多数是穆斯林。而更年长的一代人会回忆起该邦自19世纪末就存在的宗教暴力传统。在这种片面印象之外，古吉拉特其实是一个多元、复杂、极具地域特色的地区。它坐落于印度西海岸，7000万人分布在多样化的地貌上，其社会结构与文化样貌浓缩了整个印度的多元性。这正是旅居纽约的作家萨利尔·特里帕蒂在其新书《古吉拉特人》中试图呈现的图景。

古吉拉特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其的理解远非地方性议题。莫迪在2014年竞选时，明确承诺要将整个印度“变成古吉拉特的样子”。他在古吉拉特担任首席部长近13年间，将该邦打造为“高效治理”“经济增长”“商业友好”和“基础设施完善”的代名词。在很多选民眼中，即便存在2002年的暴力污点，也不足以否定莫迪的执政能力；对一些人来说，那段历史甚至强化了他“强人”形象的吸引力。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就曾表示，若想重返执政，“必须先赢下古吉拉特”。

特里帕蒂对“古吉拉特人”的定义相当宽泛：只要会讲古吉拉特语、出生或生活在该邦，不论宗教或种姓，都属于这个群体。这其中包括印度教徒、耆那教徒、拜火教徒、达利特、部落居民以及各种穆斯林群体。他强调，古吉拉特语是一种语言，不等同于饮食习惯、宗教信仰或种姓制度。这门语言本身就混杂着印地语、乌尔都语、英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体现出古吉拉特在历史上就是贸易十字路口的文化融合体。

古吉拉特的多元文化与其经商传统密不可分。该邦干旱少雨，自古以来统治者便鼓励贸易以促进生存。这种环境让各族群在商业中学会了实用主义与妥协精神。连所谓的素食传统和禁酒政策也不如外界想象那般严格。2021年的一项政府调查显示，约40%的古吉拉特人吃肉，尽管这一数据可能因受访者隐瞒而被低估。而酒类走私在当地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执法部门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古吉拉特，生意高于一切。

但令人遗憾的是，特里帕蒂认为古吉拉特近年来正在失去其昔日的多元气质。例如艾哈迈达巴德这座城市，如今已成为全国宗教隔离最严重的地方。素食者不仅在生活上坚持，还要求整个社区配合，甚至不允许外卖骑手进入他们的区域。更令人震惊的是，尽管穆斯林约占该邦人口的10%，但自1989年以来竟无一人当选国会议员。而在政治上，自1998年以来，BJP在该邦几乎毫无挑战地连续执政，反映出一种单一权力结构的持续巩固。

如今，莫迪执政印度的时间几乎和他治理古吉拉特时一样长。在全国范围内，他确实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让部分地区收入提高。但总体而言，印度依然是一个营商困难、改革滞后的国家。而在某些方面，印度的“古吉拉特化”趋势更为明显。宗教隔离日益严重，社会宗教紧张持续升级，素食主义者对公共空间的控制欲增强，整个国家的多元文化基因似乎正在萎缩。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迪不仅兑现了要把印度变成古吉拉特的承诺，而且比当初的设想走得更远。

来源：小夭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