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人讲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其实和古人“朝食、晡食、夕食”的饮食习惯并不完全一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日三餐的制度并非自古就有，它在不同朝代呈现出多样的面貌。透过餐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农业技术、阶层差异和饮食文

现代人讲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其实和古人“朝食、晡食、夕食”的饮食习惯并不完全一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日三餐的制度并非自古就有，它在不同朝代呈现出多样的面貌。透过餐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农业技术、阶层差异和饮食文化的演变轨迹。

在古代中国，最初并没有一日三餐的习惯。先秦时期的贵族，尤其是周朝的贵族阶层，实行的是一日两餐制，即“朝食”和“夕食”。根据《周礼》和《礼记》中的记载，早晨在日出后吃第一顿饭，称为“朝食”；而第二顿饭通常安排在日暮之前，称为“夕食”或“晡食”。

当时的人作息规律基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业社会的节奏较慢。大多数农民和普通百姓只有在田间劳作结束后才有条件准备晚餐，这顿饭往往较为简单。而贵族阶层则讲究食物的精致与礼仪，饭食不只是果腹，更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

进入汉代之后，这种两餐制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即便是宫廷中的饮食，也通常围绕两顿正餐展开。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早朝之后会用膳，而到了下午或傍晚再享用一顿晚餐。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生活节奏被打乱。一方面，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逐渐渗透进中原文化；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自由，不再过分拘泥于传统礼制。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复苏与都城的繁荣，一日三餐制逐渐形成并普及，特别是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

唐代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高峰时期。上层社会不仅讲究饮食的种类丰富、器皿考究，还对用餐时间和礼仪有了更严格的规定。唐人开始出现“早点”的概念，甚至街头已经有了专门贩卖“早市小食”的摊贩，如胡饼、豆乳、汤饼等。

诗人白居易在《食后》中写道：“早食胡麻饼，晚饮葡萄浆。”可见唐代的一日三餐已较为固定，百姓和文人也乐于用食物抒发情怀。这种制度逐渐稳定，延续至宋元明清，成为中国传统饮食的一部分。

虽然“三餐制”逐渐普及，但社会各阶层的饮食内容却有天壤之别。
宫廷饮食代表着国家的富足与威严，宫中食谱精致至极，融合了各地食材与高超的烹饪技巧。

清代《膳底档》记载，乾隆皇帝每天饮食有专人安排，分为早膳、午膳、晚膳，点心甚至分为“早点”“晚点”。菜品常见燕窝、熊掌、鹿肉、海参等，不乏名厨掌勺。

文人雅士的餐桌虽不比宫廷丰盛，但他们追求的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境界，讲究饮食的文化意蕴。苏东坡“东坡肉”便是一例，他在黄州发明的红烧猪肉，不仅美味，还体现了文人对生活的从容态度。

普通百姓的三餐多以谷物、蔬菜为主，早上吃粥配咸菜，中午以干饭或面食为主，晚餐多为剩菜再热。偶有肉食，多是节日或特殊日子才能享用。即便如此，也涌现出许多街头小吃，如宋代开封的包子、点心、烤鸭等，逐渐丰富了市民的饮食生活。

在一些农村地区，即使到明清时期，依然保持着一日两餐甚至一餐的节奏。清晨在干活前吃一顿饱饭，中午吃点干粮充饥，晚饭则成了全家围炉最重要的一顿。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得他们对热量需求高，但受限于经济条件，饮食仍以粗粮为主。

古人的作息时间也直接影响了一日三餐的安排。《大明律》中规定百官上朝时间为五更时分（大约凌晨3至5点），因此皇帝常在早上6点左右用“早膳”；到了中午（约11点）则用“午膳”；晚上七八点之前完成“晚膳”。现代人认为的“宵夜”，在古代并不普遍出现，因为多数人“日落而息”。

不过，也有例外。南宋时临安的夜市极其发达，不仅点心琳琅满目，还出现了“夜宵铺”。文人陆游曾写道：“夜饮东坡酒，晓吟杨柳词。”表明晚间饮宴在特定阶层已然成风。

古人的三餐不仅满足生理需求，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含义。儒家思想强调“礼”，饮食中有礼制，如长幼有序、用膳讲究尊卑。道家注重清淡养生，主张“食不过饱，饮不过量”。佛教则影响了素食文化的兴起，使得“斋饭”广泛传播。

此外，从古代食谱、诗文、绘画中可以看到饮食与美学、哲学的结合。《随园食单》的作者袁枚便是将饮食艺术提升到文化高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口腹之欲，人所同也”，却也强调饮食应有节制、讲品味。

透过一日三餐的变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食物的演变，更是社会结构的更迭、生活方式的嬗变与文化内涵的丰富。从节令饮食到宴饮礼仪，从穷苦百姓的粗茶淡饭到王公贵族的八珍玉食，古人餐桌上的点点滴滴，构成了中华饮食文明厚重的一页。

今天，我们虽已习惯现代生活的便捷与丰富，但若静下心来，追溯古人一日三餐的轨迹，仍能品出一种朴素、节制、敬畏自然的饮食智慧。在“舌尖”之上，古今终能交汇，生活亦可通达。

来源：牧童娱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