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帕米尔高原的寒风中，一位高句丽族将领，凝视着脚下连绵的冰川，身后一万唐军，正艰难翻越海拔4688米的坦驹岭山口，展开中国军事史上最壮丽的山地远征。

帕米尔高原的寒风中，一位高句丽族将领，凝视着脚下连绵的冰川，身后一万唐军，正艰难翻越海拔4688米的坦驹岭山口，展开中国军事史上最壮丽的山地远征。

天宝六年（747年）盛夏，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率领一万铁骑踏上远征小勃律的征途。

在翻越兴都库什山脉的坦驹岭时，面对陡峭的冰川和士兵的恐惧，这位高句丽族将领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

他提前派人装扮成阿弩越城的使者，在山口迎接唐军，声称“娑夷水藤桥已断”，消除了士兵对后路被断的忧虑。

当唐军将士看到“胡服使者”出现时，士气大振，成功翻越这座被现代登山家视为天险的山口。

一百余日的艰难行军后，唐军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小勃律，俘获国王与吐蕃公主，使“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

八年后，高仙芝却被绑在潼关刑场，面对监军宦官宣读的处决诏书。

三军将士齐呼“冤枉”的声浪震动关隘，却无法改变这位，曾为大唐开疆拓土的名将被处死的命运。

高仙芝的军事生涯，始于安西四镇的戈壁沙漠。

这位出身高句丽贵族家庭的将领，少年时随父亲高舍鸡来到安西（今新疆库车），在唐朝最西端的军事重镇，开启了军旅生涯。

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西域，他的异族身份反而成为优势。

高仙芝二十余岁便被授予将军职位，与父亲班秩相同，这在门第观念浓厚的中原几乎不可能。

开元末年，他已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成为大唐西域防务的核心将领。

这位异族将领的成长轨迹，映射出盛唐时期开放包容的帝国气象。

唐朝大量任用“蕃兵”“蕃将”，由少数民族将士组成的军事力量，成为开疆拓土的重要支柱。

唐朝在西域的成功，正是基于一种超越民族的文化包容。

当龟兹王绛宾访问长安后，回国便“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高仙芝的军事才能，被节度使夫蒙灵詧发现并一再提拔重用。

而夫蒙灵詧本人，也是个鲜卑族名字的将领，这充分体现了唐朝边疆，任人唯才的用人理念。

天宝六年（747年）三月，唐玄宗下诏命高仙芝远征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部）。

这个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小国倒向吐蕃，导致“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切断了唐朝与中亚的联系。

高仙芝的远征路线，堪称军事地理学的奇迹。

他率军从安西出发，经十五日至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又经十余日至握瑟德（今新疆巴楚），再经十余日至疏勒（今新疆喀什）。

真正的挑战在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4000-7700米的“世界屋脊”。

唐军士兵每人配备私马，后勤保障系统精密运作，选择相对平缓的山间谷地行进，经过二十余日，抵达海拔7564米的青岭（慕士塔格山）地区。

百日强行军后，唐军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特勒满川（今瓦罕河）。

高仙芝兵分三路，会攻吐蕃要塞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部），在婆勒川河水暴涨的绝境下，他果断命令全军次日凌晨渡河。

“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已济而成列矣”，唐军渡河后的完美阵型，让高仙芝兴奋不已：“这是上天赐给我破贼的良机！”

他任命李嗣业为陌刀将，限令“在中午前一定要打败敌人！”

唐军将士不负所望，自辰时至巳时（上午7-11点）便攻克连云堡，斩首五千级。

这场战役展现的高仙芝山地作战能力，比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军更为艰险。

天宝八年（749年），高仙芝人生出现转折。

他以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无蕃臣礼”为由出兵征讨，这场战役成为他军事生涯的污点。

在攻克石国都城后，高仙芝假意和谈，乘机俘获国王送往长安邀功。

更严重的是他纵兵屠城，掠夺了“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良马宝玉甚众”，这些财富都进了他的私库。

这一暴行，彻底破坏了唐朝在西域的政治威信。

西域诸国震惊于唐朝将领的背信弃义，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石国，纷纷转向西边的阿拉伯帝国寻求保护。

石国王子逃往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求援。751年，阿拉伯将军齐雅德·伊本·萨里率军，与高仙芝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附近）决战。

在葛逻禄部突厥人临阵倒戈的情况下，唐军遭遇惨败。

被俘的唐朝工匠，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而这场战役，更深远的影响是中亚伊斯兰化的开端。

正如历史学家巴托尔德所言：“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天，决定了中亚的命运”。

755年冬，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唐。叛军势如破竹，直逼东都洛阳。

唐玄宗紧急起用高仙芝，任命他为讨贼副元帅，与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共同抵御叛军。

封常清在洛阳，临时募集的六万军队多是“市井徒”，根本无法抵挡安禄山的边军精锐。

洛阳失守后，封常清与高仙芝在陕郡会合。两位安西名将审时度势，作出了影响战局的战略决策：放弃陕郡，退守潼关。

“叛军锐不可当，宜退守潼关天险”，高仙芝的决策本可挽救危局。他们依托潼关天险，多次击退叛军进攻，稳住了战线。

但是，监军宦官边令诚，因索贿被拒怀恨在心，向唐玄宗诬告高仙芝“弃地数百里，且盗减军士粮赐”。

昏聩的唐玄宗听信谗言，下诏处死两位将领。封常清临刑前留下遗表：

“臣所将之兵，皆非精锐；所领之将，皆是庸才。……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

高仙芝面对三军将士慷慨陈词：“如果我克扣军饷，你们说该死；如果无罪，请为我喊冤！”

当“冤枉”之声震动潼关时，他转身走向封常清的尸体，留下千古悲叹：

“封二，从卑贱到显赫，是我提拔你做了安西节度使。如今你我共赴黄泉，难道也是天意吗？”

高仙芝死后，唐朝在西域的经营土崩瓦解。

为平定安史之乱，朝廷将安西四镇的精锐内调，西北防务空虚。曾经“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的盛况，一去不返。

西域最终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天下。

更深远的影响是，中原王朝的军事转向。

宋朝为防范武将专权，采取“崇文抑武”政策，枢密院长官由文官担任，武将处处受制。

这种矫枉过正的制度，导致宋朝对外战争“胜少败多”，最终亡于游牧民族。

当我们重新审视高仙芝的一生，会发现他的悲剧远非个人得失。

作为高句丽裔唐将，他的身份本身就代表着盛唐的包容气象。

唐朝在西域的成功，正是源于“因俗而治”的智慧：设置羁縻府州，任命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允许世袭。

高仙芝在石国的暴行固然不可否认，但将其简单归咎于个人贪婪，则忽略了唐朝对西域治理的系统性缺陷。

唐代西域治理，植根于秦汉治边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形成完整体系。

高仙芝的苛政，某种程度上源于唐朝对边疆官员的监督不力。

只能说，一个王朝的兴衰，永远系于其包容与自信的胸怀。

来源：闲听风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