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原国民党军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没有朋友。同为陈诚“土木系”得力干将的杨伯涛，见到黄维便扭头离开，还时常撰写文章相互攻击。杜聿明曾是黄维的上级，黄维却称他“仅会小打小闹”。哪怕是善于交际、到处与人闲聊走动的沈醉，也从不和黄维搭话。原因在于黄

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原国民党军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没有朋友。同为陈诚“土木系”得力干将的杨伯涛，见到黄维便扭头离开，还时常撰写文章相互攻击。杜聿明曾是黄维的上级，黄维却称他“仅会小打小闹”。哪怕是善于交际、到处与人闲聊走动的沈醉，也从不和黄维搭话。原因在于黄维向来轻视特务，沈醉也不愿自找难堪。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对待战犯的管理相当宽松，那时对战犯称作“学员”，各个房间都不锁门，只要不走出胡同，大家能够自由走动、相互串门。学习委员王耀武拥有自己的办公室，沈醉等一众性格外向之人常常到那里抽烟闲谈。

王耀武被捕时携带着大量金条和银元，沈醉被抓后，那些曾受他帮助的商人送给他许多钱财。这些他们个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依旧归他们自己所有，存放在管理所，他们可随时取出使用。每到节日，生活委员庞镜瑭（王耀武在山东的搭档）就犯难了：像沈醉、郭旭这类“阔绰之人”，总会大量购买香烟和糖果，由于数量过多，还得找人帮忙采购和搬运。

在战犯管理所里，王耀武和沈醉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然而他们与黄维几乎没什么往来。杜聿明给黄维做了几天“助手”，想必这几年都在为此事懊悔不已。

黄济人是邱行湘的外甥，他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里记载，杜聿明获得特赦后，管理所安排原七十九军军长方靖到实验室给杜聿明做助手，黄维不仅直接回绝，还对杜聿明给出负面评价：“方靖懂些什么？杜聿明好歹曾是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那可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他还曾钻到坦克车底下，拿着榔头捣鼓，只可惜技术欠佳，最多算个二级钳工。而方靖既没技能，又没体力，就算想当打铁匠，也得从拉风箱学起！”

黄维对谁都看不上眼，不管是谁劝他别搞永动机，他一概不听。就连他女儿黄敏南，当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对此也毫无办法：“你们跟他讲的那些话，我和母亲探监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就算没说一百遍，也说了九十遍。但他就是不听，你能有什么法子？在我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完全孤立，任何人都别跟他说一个字！”

通常情况下，在战犯管理所里，“黄埔同学”之间往往会彼此有所关照，特务们也会相互依靠。文强（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和沈醉与两拨人关系都挺融洽，唯有黄维，连自己“土木系的兄弟”都毫不留情地责骂。邱行湘劳动时十分卖力，却被黄维骂作“天生的奴才”；杨伯涛认真交代罪行，也被黄维骂成“出卖灵魂”。

黄维见人就骂，然而他并非对所骂之人都怀有深仇大恨，他最憎恶的是另外三位“同学”，其中一位便是蔡守元的历史原型、桂系高级将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官、有“罗盘将军”之称的张淦。

黄维对蔡守元心怀怨恨并非毫无缘由，在黄维于双堆集陷入孤立无援、被围歼的困境时，张淦或许正躲在远处暗自窃喜：你是陈诚的嫡系人马，而我是听从健公（桂系将领对白崇禧的尊称）调遣的，才不会为了救你而让自己陷入危险！

黄维于《十二兵团覆没记》里追忆，彼时他率领第十二兵团朝着泌阳、唐河、南阳发起进犯，乃是遵照白崇禧的指令。白崇禧还称张淦的第三兵团会在侧翼对他的行动予以配合，然而直至黄维在双堆集陷入重围，都未曾见到张淦派出一兵一卒前来救援。

黄维身为黄埔一期学员，对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的张淦颇为轻视。张淦年长黄维七岁，资历也比他老。1923年，张淦在陆荣廷（桂系元老，甚至可称作桂系的创始人，曾担任广西都督，拥有上将军衔）麾下担任少校副官，那时黄维还在乡村担任小学教师，直至次年，才在方志敏的安排下，由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赵醒侬作保考入黄埔一期——黄埔前几期报考需要有保人，赵醒侬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黄维对向张淦请求支援一事颇为不屑，径直越过白崇禧以及刘峙、杜聿明，向老蒋发送电报。老蒋随后向白崇禧和张淦下达命令，然而这二人连表面上的应付都不愿意做，他们的回应仅有两个字：不去！

黄维表示，他在当时本来有机会幸免于难，最终却被白崇禧和张淦给害了。他称：“那时曾打算借助涡河的掩护，让主力转移到怀远附近渡河，与处于铁路正面的友军取得联系。然而，请示未获批准，依旧被要求按照原定计划发起攻击并向前推进，进而逐步陷入了解放军布置的袋形阵地之中。”

覃戈鸣身为华中“剿总”（其司令为白崇禧）第三处（即作战处）处长，在《桂系在淮海战役中的态度及白崇禧“备战求和”阴谋的幻灭》里同样证实了黄维的观点。文中提到，蒋介石及其幕僚持续强行索要张淦兵团，尤其是当黄维兵团以及杜聿明所带领的各兵团陷入被围困境时，他们多次向华中“剿总”要求调遣张淦兵团，然而均遭白崇禧拒绝。

张淦非但没有去救援黄维，还在沿途设置防线，阻拦其他部队前往双堆集增援。结果，第二军在武汉被拦截，黄维最后的一丝生机也因此破灭。

在《特赦1959》里，蔡守元这一角色颇为滑稽。然而现实中，张淦兵团的作战能力十分强劲。因此，蒋介石曾希望张淦去救援黄维，但白崇禧却坚决不同意。黄维孤立无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被俘之后，他还大声叫嚷，坚称自己没有过错，错的是“友军都只顾自己保全”。

在白崇禧的袒护下，张淦得以避开淮海战场的困局，撤至大西南后却仍未能摆脱被歼灭的结局。黄维在战犯管理所见到蔡守元时，顿时怒火中烧、恶念丛生，没动手打人就算是克制的了，要他心平气和地和张淦交谈，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黄维与张淦曾经也算是同甘共苦之人，他俩原本都在白崇禧的指挥之下。然而，白崇禧明显更偏袒自己的亲信部队，对于土木系的黄维，他巴不得其早日被消灭，如此一来，他便能和李宗仁逼迫蒋介石下野，进而自己重回“国防部”担任部长。

黄维对张淦见死不救的行为心怀怨恨，更对董益三的落井下石之举恼恨不已。黄维成年之后仅有的一次挨揍经历，便是在战犯管理所里，被学习小组组长董益三打了耳光。不同的回忆录中，关于挨耳光的数量说法不一，有的称只挨了一下，有的则说挨了两下。但无论具体是几下，这都成了黄维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奇耻大辱”。后来，黄维和董益三都成了文史专员，虽说名义上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可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未化解。这就如同杨伯涛拒绝与黄维同桌吃饭一样，黄维始终都无法释怀脸上那火辣辣的羞辱感。

董益是三十康泽麾下之人，同样出身于军统，还“积极接受改造”，在第二批获得特赦。黄维连报仇的时机都没有等到，直至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时，他已是年逾六十，此生“报仇”再无可能了。

有观点认为，在战犯管理所里黄维对杨伯涛心怀恨意，然而这一说法或许并不精准。实际上，更确切的情况是杨伯涛对黄维心存怨恨，而非黄维记恨杨伯涛。在双堆集战役部队被歼灭之前，黄维的所作所为对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而言是有所亏欠的。杨伯涛在《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里回忆，第十二兵团陷入包围圈直至最终溃败，完全是因为黄维独断专行，且贪生怕死，根本不把部下当回事，只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垫脚石。“原本部队严阵以待，却突然倾巢出击，如此重大的作战计划变更，黄维既没有召集各位军长共同商讨，就连近在身边的我，事前也未得到任何通知……（逃跑的时候）黄维、胡琏担心乘坐战车在夜间无法行动，害怕逃不出性命，下午四点多就下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他们自己则跟在后面冲了出去，压根没通知覃道善和我。直到我等得不耐烦，出去瞭望时，才发现西北方向乱作一团。派人去联络，才得知黄维、胡琏已经逃走了。”

黄维没少和杨伯涛在文字上起争执，不过要说他对杨伯涛心怀仇恨，那确实算不上。实际上是杨伯涛不想见到黄维，而非黄维觉得杨伯涛不服从指挥。

黄维于战犯管理所内满怀愁怨、长久不能排解，即便特赦之后，依旧对一人难以释怀，此人便是他最为信赖的一一〇师少将师长廖运周。

原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兼代参谋长文强于《口述自传》里回忆道：“我被特赦释放后，廖运周也参与了我们的宴会，黄维一见到他，双眼圆睁，不与他搭话。黄维跟我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全断送了。’我回应：‘如今看来，咱们当初错了。大家都有不对之处，别再指责了，过往之事就让它过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到了这时候，就别再埋怨、不理会人家了，他们这么做自有道理，恩仇别老放在心上，一笑了之就好。’黄维则称：‘你能一笑而过，我可做不到。’”

文强觉得黄维心胸过于狭隘，因为黄维不愿放下过往恩怨。文强曾说：“黄维比我年长三岁，他离世都十几年了，我还好好活着。”仔细研读史料便会发现，黄维对廖运周的怨恨其实是找错了对象。廖运周本就是我方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潜伏人员，他发动起义实际上是回归组织，他和黄维从一开始就分属不同阵营，立场各异，根本算不上私人恩怨，自然也不存在所谓“背叛”的说法。黄维一直耿耿于怀，只能说明他始终没有想通这一点。

蒋介石于日记中斥责黄维，还写了信空投给杜聿明继续指责。杜聿明回忆道：“蒋介石在给我的信里，责怪黄维没听从他的指令，本应在空军施放毒气的掩护下突围，却擅自下令在夜间突围，这无异于自寻死路。”

黄维在上下两边都不讨好，于战犯管理所里成了孤立无援之人，这或许和他的性格脱不了干系。熟知解放战争历史的读者们，想必也会对黄维给出一个公正的评判：在各位看来，黄维担任兵团司令是否胜任呢？倘若十二兵团的司令不是黄维而是胡琏，杨伯涛、覃道善等人是否能够逃脱？黄维怨恨张淦和董益三情有可原，可怨恨廖运周，是否是找错了怨恨的对象呢？

来源：山上观流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