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TikTok可能在2025年1月19日被迫关闭在美业务，近期大量美国网民涌入一个中国本土社交平台——小红书。这一群体自我调侃为“TikTok难民”，这一标签迅速爆火，成为整场网络大迁移大互动的核心动员词汇。以此为起点

导读：

据美媒报道，TikTok可能在2025年1月19日被迫关闭在美业务，近期大量美国网民涌入一个中国本土社交平台——小红书。这一群体自我调侃为“TikTok难民”，这一标签迅速爆火，成为整场网络大迁移大互动的核心动员词汇。以此为起点

，“如何教美国网友说中文”“小红书外教”“小红书作业帮”“中美网友对账”等词条迅速登顶网络热搜榜，成为热议话题。

那么，这些标签和词汇的生成逻辑是什么？为何几十上百万甚至更多的网民会共同创造话题，类似标签到底是群体行为促成，还是平台为制造话题而设计？如何循此潮流，进一步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

要分析这些问题，一个关键的细节在于“标签话语行动”。本文指出，“

但作者也提醒：标签是人为制造的，代表着一种事实观念而非事实本身。以标签为载体的行动符号聚合在引发广泛社会参与的同时，亦可能带来虚假信息的扩散甚至舆论极化的风险。其持续性效果和影响，有待进一步实证研究。本文原刊于《新闻与传播研究

网民如何以言行事？

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的生成机制研究

图源：Getty Images

1 问题的提出

网络话语是观察网络社会的基础，网络社会中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赖于话语。在网络公共事件中，话语投射出主体的认知、态度和情感，成为公民表达意愿和采取行动的重要资源。标签行动主义（hashtag activism）是网络社会中较为典型和独特的话语行动模式，用户使用“#”这一符号进行议题标记，将关注这一事件的所有人聚合在同一标签之下，以此来实现议题聚合并展开行动动员。标签话语行动常常被骤然发生的网络公共事件所激发，伴随着公共事件的演化及扩散，相对应的标签也不断吸取话语能量，引发更多主体的关注，甚至实现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的融合与共振。每一场标签话语行动背后都存在着特定的行动者群体及其行动诉求。因此，就本质而言，标签话语行动是网络公共事件在话语层面的外显和演化，是网络空间中的符号冲突和话语政治的“凝缩体”。从标签话语行动的生成机制出发，我们能够从符号性行动的角度一窥民众在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模式、行动指向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和社会心态。标签话语行动的传播与扩散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过程，与此同时，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特定的逻辑联系。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问题：第一，在网络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发生的前因变量有哪些？第二，在网络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存在何种生成机制？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为何？第三，网络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的形成机制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何种变化？

2 文献综述

（一）社会行动研究的话语转向

社会运动与集体行为研究经历了心理怨恨、弱者武器、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等理论的演进过程，话语在其中一直被视为关键要素之一。在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早期，符号互动理论家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曾将“聚众”的形成过程视作一种符号互动，他谈到“谣言”这一话语形态在集体磨合过程中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浪潮的出现，话语符号在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反核和平等运动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开始重视社会运动中的话语研究进路。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早期社会运动研究还是新社会运动研究，学者们对于话语的强调都具有明显的功能取向，即将话语视作运动发生的社会、政治机会或运动主导者的动员策略，这在本质上依然未脱离政治过程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这一视角之下，话语只是作为社会运动的要素之一，被理解为“行动的话语”或“行动中的话语”，其本身尚未和行动产生关联。社会运动中话语研究的第二次研究转向，即从“行动-话语”到“话语-行动”的转向，受益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英国分析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指出话语具有行事功能，他将话语分为话语行为（locutionary act）、话语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话语施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分别指向话语的表述层面、行为层面和效果层面。他的观点通过言语功能的三分取代了话语、行动的二分，再次强调了话语与行动二者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立和界限。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则将话语的施事力量比作“社会巫术”，进一步关联了话语能够作用于现实的行动性力量。时至今日，移动互联网作为技术性的话语中介，更是模糊了话语与行动的边界，网络话语在聚合议题、唤起关注和催生变革等方面的作用力日渐强大，如道德谴责与围剿、权力颠覆与解构、情感支持与声援。总而言之，在互联网集体行为的探讨中，话语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融的。一方面，行动通过话语而被驱动，获得象征力量和认同力量；另一方面，话语借助行动来获得其在符号系统中的合法地位。

（二）标签话语行动：一种新社会运动

在大多数社交媒体网站上，“标签”是分配给特定信息的关键词，用几个字来简短描述一个议题并帮助搜索。标签也是进行信息关联的语言工具，通过使用标签，特定议题及相关信息被推送给更多人，而非仅仅话题的关注者。关于标签语用学的研究揭示了其在社会行动联结方面的重要功能，如议题聚合、关系建构和社区管理。在新社会运动研究中，标签还被认为是社群驱动的惯例（community-driven convention）和对话扩展的策略。

近年来，标签话语行动在社交媒体空间中表现出丰富而多元的演化过程。在2007年的圣地亚哥大火期间，标签开始作为一种话语行动在推特上流行开来，后广泛涉及政治、环境、女性等多元社会议题。2017年10月，《纽约时报》揭露了美国著名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性的丑闻，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性侵运动。社区组织者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推特上提出了#metoo的话题标签（意为“我也是受害者”），自此之后，#metoo迅速发展成为一场网络运动席卷全球，成为性别暴力受害者团结一致的口号。据CNN报道，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有470万脸书用户参与了#metoo运动，发布了1200多万条帖子。这种围绕社交媒体话题标签，以女权主义事件为导向的线上话语动员被定义为“标签女权主义”（hashtag feminism）。除此之外，还有声援言论自由与反对恐怖主义的#Je suis Charlie标签行动（意为“我是查理”），抗议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Black Lives Matter标签行动（意为“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反对侵犯和歧视女性的#yesallwomen标签行动（意为“是的，所有女性”）。除了针对政治与社会议题之外，标签话语行动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中还承担着信息传递、互助动员、慈善捐助等积极作用。2014年4月，尼日利亚一所学校的多名女学生被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电影导演拉马·莫斯利（Ramaa Mosley）在推特上发布了#bringbackourgirls（意为“把我们的女孩带回来”）标签，号召人们参与到拯救行动当中。由此观之，标签话语行动所兼具的技术逻辑与政治逻辑正在彻底颠覆网络社会空间的话语行动模式与形态，并将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反作用于现实社会，不断拓展网民在公共事件中“以言行事”的可能性空间，因此对其展开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三）话语机会结构：一种理论分析框架

对标签话语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在理论上应有两个来源。一是互联网的技术架构叠加西方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所形成的网络社会运动理论。二是话语符号信息扩散的视角。而相比于传统的社会运动，网络话语行动具有复杂而多样的符号表征，因此更需要从话语符号等角度对行动话语进行阐释。

20世纪90年代末，鲁德·库普曼斯（Ruud Koopmans）和保罗·斯坦森（Paul Statham）认为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框架在阐释运动话语内容上具有明显缺陷，是“无内容的”（contentless）。他们将政治机会结构与框架理论进行了整合，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了话语机会结构（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理论，该理论关注了在特定的时间和不同政体之中，运动话语被行动者所感知并获得正当性、合法性和现实性的过程，成为分析包括标签话语行动在内的互联网社会动员现象的新理论进路。在关于德国右翼暴力的研究中，库普曼斯和苏珊·奥扎克（Susan Olzak）进一步发展了话语机会结构的概念，将其具体化为可见性（visibility）、共鸣（resonance）和合法性（legitimacy）三重维度。迈拉-马克斯·弗里（Myra Marx Ferree）、威廉-安东尼·加姆森（William Anthony Gamson）、尤尔根·格哈兹（Jürgen Gerhards）和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四位学者将其用于具体社会议题之中，他们使用话语机会结构理论分析了德、美两国公共领域中的“堕胎争议”。在他们看来，话语机会结构可以被视作一种框架竞赛的“竞技场”，在竞赛者关于堕胎话语多种框架的争夺过程中，话语机会结构能够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为复杂的话语竞争环境和其中的无限可能性提供解释。自此之后，话语机会结构理论在讨论政治、性别、人权、环境等社会活动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研究者们用其探究了美国社会“妇女陪审团”的框架形成、荷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美国灾后住房人权、反对飞机噪音和反采矿运动。以上研究的实证面向凸显出话语机会结构理论在社会运动领域中的重要性。

基于此，本文在话语机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建构分析框架，以讨论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中的标签话语行动。如前文所述，库普曼斯和奥扎克将话语机会结构定义为“在公共领域中拥有传播机会的公共话语的某些特征”，具体表现为可见性、共鸣和合法性三重要素。其中可见性因素指向大众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主体。有研究者将可见性因素定义为媒体对某一运动的注意力程度，强调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设置作用。但就微博舆论场中的标签话语行动而言，其可见性不再完全仰赖于新闻报道，而更多地受到包括事件性质及其所吸引的多元化媒介行动者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话语机会的可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本身的属性。不同类型的事件直接影响着行动主体和行动诉求，也关系到话语与行动之间如何发生连接。因此，本文从事件维度来解释话语机会结构中的可见性，并将其分为事件性质、事件关联性和事件影响力三个测量维度。

共鸣指涉行动者对话语的参与程度，即行动话语在网络空间中的复制机制及传播过程中的涟漪效应。在社交媒体空间中，话语之所以能够被不断复制并引起反应，离不开多主体的共同策动，其中主流媒体态度作为一种政治机会和动员资源，在其中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话题标签的强度反映行动者的认知度、参与度和支持度，亦影响着行动扩散的可能性。因此，本文选择主体构成、媒介支持和行动者参与度三个变量来测量话语机会结构中的共鸣概念。

合法性关注公众对运动话语的支持程度。将这一概念用以分析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针对公共事件而发生的标签话语行动有所不妥。一是因为发生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标签话语行动大多致力于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属于“共意性运动”，而非试图改变社会结构、打破权力平衡的“冲突性运动”。二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治理机制之下，公众表达支持态度的强度及方式与西方社会亦有明显差异。因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生的标签话语行动与话语机会结构理论中所提到的合法性概念之间存在难以轻易填平的理论缝隙。本文舍弃话语机会结构理论中的“合法性”概念，而补充指向话语本身的分析维度。借鉴话语框架概念、叙事话语等理论在数字网络行动研究中的成果，尝试提出标签话语行动分析中的第三个维度，即话语策略维度。

3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以下简称 QCA)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提出，是一种基于组态比较的案例导向研究方法，该方法将研究对象视作条件变量不同组合方式的组态，关注跨案例之间可能存在的“并发因果关系”，有助于回答因果非对称性和多种方案等效等因果复杂性问题。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中的模糊集。在清晰集和多值集的基础之上，模糊集通过将变量取值为［0］和［1］之间的集合隶属分数，将分类变量扩展为连续变量，有效避免了因条件二分或多分带来的信息损失风险。

（二）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发生于2017-2023年间的37起以公共事件为指向的标签话语行动。资料收集分三个步骤完成：一是建立网络公共事件案例库，共搜集到发生于特定时间范围的网络公共事件196起，并从中摘选出37个与标签话语行动紧密关联的事件案例。二是确定具有明确行动指向的话语标签，这些标签反映出强烈的行动意愿，如申诉、求助、呼吁和抗议，具有明确的行动诉求。三是收集话语资料，通过以特定公共事件中的行动标签为关键词，选取该事件发生期内的话题微博进行数据爬取，共搜集到有效文本数据共1218条。

总体来说，本文对案例的筛选满足QCA方法的案例摘选原则，即案例的典型性、案例的易获得性和案例间异质性。在案例典型性方面，本文所选取的话语行动案例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事件发生之后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触发了司法、政策、媒介、公众等多方议程。在案例易获得性方面，本文选取的案例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官方媒体报道中皆存有可见数据，且方便获取，能够保证收集到足够的话语资料。在案例间异质性方面，本文选取了37例具有明确事件指向的话语行动（见表1）。包括公共卫生、事故灾难、道德隐私、社会安全等4类事件，涵盖了公共突发事件的基本类目，并且行动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同时存在，行动强度在高、中、低程度皆有分布。

（三）模型建构

基于QCA的“并发理论方法”（the conjunctural theories approach），我们以话语机会结构理论为基底，构建起基于事件、行动者和话语策略的多维分析框架。具体包含事件性质（event nature，EN）、事件关联性(event relevance，ER)、事件影响力（event influence，EI）、主体构成（actor component，AC）、媒介支持（media support，MS）、行动者参与度（actor involvement，AI）、话语框架(discourse frame，DF)和叙事模式（narrative mode，NM）共8个条件变量。

（四）变量校准

本文通过四值模糊集进行变量赋值，使用0、0.33、0.67、1分别指代完全不隶属、偏不隶属、偏隶属和完全隶属。数值设定采用模糊集中的间接校准法。相比于直接法利用关键阈值的精确设定，间接法依赖于研究人员根据案例在目标集中的隶属度进行广泛的分组，首先将案例分为不同隶属级别，再指定不同级别的初步隶属分数，然后使用定距尺度数据对隶属分数进行优化。下文将对校准过程进行具体说明：

1.事件性质

道德隐私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事故灾难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是公共事件中较为主流的类别。其中道德隐私事件因挑战社会法律、公德和伦理底线而引发公众强烈关注和愤慨；社会安全事件指向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关系到国家和领土安全的涉外突发事件；事故灾难事件包括突发性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则指向传染病疫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等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本文将以上4类变量转化为4个0-1变量，事件属于某一类别就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事件关联性

事件会在网络空间之中留下种种痕迹，当相似事件再次发生并触发网民的记忆和话语框架，相似的话题标签就会产生叠加、呼应与互动，从而积聚话语资源并推动标签话语行动的快速扩散。本文将事件关联性视作定类变量，并对其进行二分处理，如标签话语行动中出现了其他事件中的话语资源，则认为该话语行动具有事件关联性的特征，编码为1；若行动中未出现其他相似性事件的话语指向，则认为该行动不具备事件关联性的特征，编码为0。

3.事件影响力

事件影响力不仅反映了特定事件在公共舆论场中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也反映了其在公共议程中的重要性，是探讨话语和行动可见性的重要指标。本文将该条件变量作为定类变量进行二分赋值，即高影响力事件和低影响力事件。通过TOSMANA中的聚类算法，测定数据阈值为81.5。因此将影响力大于或等于81.5的事件命名为高影响力事件，赋值为1；将影响力小于81.5的事件命名为低影响力事件，赋值为0。事件影响力具体数值来源于“知微事见”数据平台的“事件影响力指数”这一数据指标。

4.主体构成

标签话语行动中网民行动者主要包括四类，分别为领袖网民、机构网民、事发地网民和普通网民。其中领袖网民指的是公众人物、具有专业技能或较高知识水平的专业人士；机构网民包括媒体组织、政府机构组织、非政府组织、商业组织等在内的机构组织类用户；事发地网民包括事件目击者、亲历者或当事人及相关亲属。若标签话语行动中有4类行动主体参与，则视作行动主体参与度高，编码为1；如有3类行动主体参与则编码为0.67，如仅有2类及以下行动主体参与，则编码为0。

5.媒介支持

“媒介支持”可以理解为主流媒体在该标签中明确表达了支持态度。通过采用“知微事见”数据平台匹配重要媒体列表，得到了37起公共事件中央级媒体、财经类媒体和科技类媒体的参与情况。文章结合话语行动的标签文本来判别媒体的支持程度，如主流媒体通过主持话题、发表评论等形式明确表达支持态度则编码为1，如媒体态度中立则编码为0.67，如无媒体在标签话语行动内发声则编码为0。

6.行动者参与度

微博根据标签的阅读次数、讨论次数和原创人数等指标对话题进行分级，分级区间为0-5，话题级别越高，影响力越大，以其为载体的话语行动参与人数也就越多，更容易推动事件发展和促成事件议程融合。本文将话题强度等级大于或等于3.5的标签话语行动定义为强参与度的标签话语行动，赋值为1，认为其更有利于话语行动在社交媒体空间中的扩散；将影响力等级小于3.5的标签话语行动定义为弱参与度的标签话语行动，赋值为0，认为其对行动发展有不利影响。

7.话语框架

兰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和亚历山大·西格伯格(Alexandra Segerberg)将“框架”这一概念用以分析数字网络行动中的行动逻辑，认为数字网络行动中的话语框架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s)和个体行动框架(personal action frames)。其中集体行动框架呼吁或要求个体加入已有的团体或意识形态，而个体行动框架则更强调包容性、多样性的个体利益表达。本文抓取了行动者在特定话题下的话语数据，通过文本分析对37个标签话语行动的话语框架和叙事模式进行判断。根据案例的分布权重，将个体话语主导的行动赋值为1，将集体话语主导行动赋值为0。

8.叙事模式

就行动话语而言，发生在社交媒体空间中的公共事件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叙事形态，亦是网民基于自身立场的文本、故事和行动。这种叙事带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表现为“抗争叙事”（protest tales）和“道德叙事”（morality tales）两种主要形态。在标签话语行动的模式叙事中，网民话语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批判和对抗倾向，通过破坏性的话语框架表达对主流话语形态的质疑和解构，另一方面通过劝诫和行善来弘扬主流价值观。根据定性比较分析的操作要义，可以将抗争话语主导的叙事模式赋值为1，将道德话语主导的叙事模式赋值为0。

本文以“行动诉求”的实现程度作为标签话语行动成功与否的标准，也即定性比较分析中的结果变量。标签话语行动的诉求结果可分为诉求实现、诉求部分实现和诉求未实现三类。具体而言，当行动者的主要诉求通过话语行动而得到行政、司法机关的关注并触发政策议程和法律议程，可认为行动诉求得以实现，赋值为1；当行动者诉求引发一定社会关注并促使相关利益主体做出回应，但并未上升到法律和政策层面，可认为行动诉求部分实现，将其赋值为0.67；如行动者主要诉求并未引发媒介和社会关注，则认为行动诉求未实现，赋值为0。所有数据获取时间截至2023 年11月1日。

至此，本文建立起社交媒体空间中37起标签话语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就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分别进行了说明和赋值（见表2）。

4 数据分析与实证发现

QCA方法包含两个分析过程，即单变量的必要性检验和变量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本文将数据集分为两个部分，对37个案例中的32起案例进行分析，剩余5起案例留待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一）单变量必要性检测

各条件变量的存在与不存在状态均未通过必要条件一致性检验，不构成必要条件。但“媒介支持”和“非公共卫生”两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分数超过了 0.80，高于认定该条件为充分条件的一致性阈值，可以视作结果变量存在的充分条件，构成结果的子集。因此，在本文的32个案例中，如果媒介在标签话语行动中表达支持态度，则有助于推动话语行动诉求成功，并且在“非公共卫生事件”中发生的标签话语行动更容易取得理想效果。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通过真值表的标准化运算，得到了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三种解决方案。本文以中间解为主要解释标准，以简单解为辅助解释标准，将同时属于中间解和简约解的条件标记为核心条件，将仅存在于中间解中的条件标记为边缘条件。根据拉金提出的解表符号，黑色的实心圆“●”代表条件存在，包含叉号的空心圆“⊗”代表核心条件缺乏，空白处则指代条件既可能存在也可能缺乏的情况。与此同时，大圆指代同时存在于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核心条件，小圆指代仅存在于中间解中的外围条件。基于以上操作共得到6条组态路径，其中路径2的一致性低于其他路径，做剔除处理，其他5条组态路径一致性均超过08的标准值，对结果的影响较为显著，组态解释力良好，可以被视作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扩散的充分条件组合（见表3）。

在上文所汇报的5条组态路径中，路径1、路径4和路径5的原始覆盖度分别为0.148463、0.0809061、0.0404531，显著高于其他路径，能够解释较多的案例，因此本文对这三条路径进行详细解释。

路径1关注了行动者在事故灾难事件中如何引发标签话语行动，能够解释的案例包括#河南暴雨互助#、#泉州欣佳酒店#和#甘肃马拉松事故是天灾还是人祸#。本文将该条路径命名为标签话语行动的“互助救援型”行动机制，反映出在自然或人为因素所导致的灾难或事故中，行动者的转发、点赞、评论等高强度的互联网可见性行为能够推动具有“地方性”的灾难事件进入公众视野。

路径4表示，道德隐私事件及其引发的标签话语行动能够在媒体的显著支持之下获得成功，即使事件本身不具备较高的影响力和行动者的参与度。该条路径能够解释的案例包括#全网寻找岳跃仝#和#知识分享不是垄断生意#。本文将该条路径命名为标签话语行动中的“媒体主导型”行动机制，该路径强调了在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场中，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机制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媒体不仅仅能够引发民众对于特定议题的关注，其本身也能够参与到网民的标签话语行动中，最终推动行动的成功。

路径5表示，在社会安全事件中，具有较高影响力，并且呈现出特定叙事模式的标签话语行动可能获得成功，并且该行动所对应的事件可能与前置事件有所关联。该条路径能够解释的案例包括#全民卸载滴滴出行#。本文将该条路径命名为标签话语行动中的“抗争动员型”行动机制。社会安全类事件因挑战社会法律、公德和伦理底线而引发公众强烈关注和愤慨，由此触发相关抗争性标签话语行动。该路径将事件关联性、事件影响力和叙事模式组合起来，解释了社会安全事件中的抗争动员机制。

（三）时间集合划分与动态QCA分析

事件所处的时间域亦可能影响标签话语行动的行动结果，因为不同年份的公共舆论环境和社会心态具有明显差异性。由此推断，发生在不同时间段，但性质相似的标签话语行动，其生成机制可能有所不同，因此需要纳入时间维度的考量，将标签话语行动及其所对应的事件集合放置于连续的时间轴之上，纵向对比影响标签话语行动成功与否的因素变迁。在具体操作方法上，本文参考卡斯滕·施耐德（Carsten Q. Schneider）和克劳迪斯·威格曼（Claudius Wagemann）所提出的将时间概念整合到集合论方法中的策略，将案例集切分为不同的时间区域，并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分别单独运行QCA。这样一来，与时间相关的分析相关信息将存储在这些解决方案术语之间的差异中。本文以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和月度为单位，将37个案例划分为5个时间段（见表4）。

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时域内个别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呈现出规律性的增长趋势，并且其在具体组态路径中的作用机制不断加强。

第一，媒介支持在连续的时间区域内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在时间组1中，其一致性仅有0.463134，但在时间组3中其一致性已经达到了0.938202，高于必要条件一致性判断的阈值，并在时间组5中达到了10。该趋势说明了在2017年至2023年这一连续的时间范围内，媒介支持这一因素对于标签话语行动成功与否的影响逐渐加强，主流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事件的标签话语行动当中，发挥主导、支持和辅助作用。

第二，同属于话语策略维度的两个变量——话语框架和叙事模式正愈来愈多地在具体组态路径中发挥作用。在时间组 1发生的5起标签话语行动中，二者都仅在“缺乏”的条件之下作用于标签话语行动。在时间组 2 中，二者开始出现于组态路径之中，和事件关联性、主体构成、媒介支持等条件共同作用于行动结果。在时间组 5 中，“叙事模式”这一变量成为路径的核心条件变量。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了调整一致性阈值和增删案例两种方法来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一致性阈值从 0.76 提高至 0.80，并借助组态集合关系和拟合参数差异进行判断。发现提高阈值后解的一致性参数为0.90275，覆盖率指标为0.743528。与此前所得组态解的一致性和覆盖率都保持一致，并且新的组态与原组态一致。其次，本文将数据集中未纳入QCA分析的案例33到案例37作为检验集，将其合并至原始案例集中再次进行QCA分析，共得到8组核心路径，其中有7组核心路径是原模型的子集。可以认为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讨论

在库普曼斯等学者所提出的“话语机会结构”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我们结合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中标签话语行动的研究语境，建构出以公共事件为指向的标签话语行动的条件变量和分析框架，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了37起标签话语行动的生成机制，并据此观察了网民话语表达中的行动指向。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媒介支持”和“事件性质”中的“非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单变量中的充分性条件影响标签话语行动的生成与扩散，事件关联性、事件影响力、主体构成、行动者参与度、话语框架和叙事模式等6个变量以组态形式影响标签话语行动结果。

第二，网络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呈现出三种生成机制，分别是事故灾难事件中的互助救援型行动机制、道德隐私事件中的媒体主导型行动机制和社会安全事件中的抗争动员型行动机制。其中互助救援机制阐释了网民通过网络互动行为进行灾后救援的过程；媒体主导机制代表着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话语评价能够引导网民在事件中的行动导向，并且助力行动成功；抗争动员机制则指出，在高影响力事件中，行动者的“抗争性”叙事模式有助于推动事件进入公共议程。各组态路径背后的文化逻辑包括两种：一是数字志愿精神与道德逻辑，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引发的事故灾难事件中，话语行动者在扶危济困的传统道德逻辑之下表现出了意义趋同、交往趋同和道德趋同，共同构筑起灾后应急的信息自救空间，形成了关于非正常事件的意义阐释、激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机制，有助于应对灾难中的道德失序。二是媒介互动和情感动员逻辑，公众在热点事件的召唤之下现身于舆论前台并主动发挥力量，道德震撼、义愤和共情想象成为其共同行动的情感来源，由此催生了抗争性的话语行动。

第三，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的条件变量及组态路径明显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同一类型事件和行动的形成机制表现出了差异性。通过对标签话语行动进行时间切分和动态分析发现，媒介支持、叙事模式和话语框架条件变量对于标签话语行动成功与否所产生的影响正日渐深入。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尝试提出“行动性话语空间”这一概念，以描述中国网民事件观念的转向过程，该过程呈现出从“阐释话语”到“行动话语”的进化序列。从网民“行动观”以窥“事件观”，我们发现公共事件从转瞬即逝到可以被描述、讨论和记忆，话语行动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行动性话语空间之中，“事件”作为打破现有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奇变”，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再仅仅止于言说，行动重新调整了事件在人们认知架构中的位置。人们开始感受到：事件意味着真正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社会秩序层面，也发生于社会结构层面，这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以应对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未知后果。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关注标签话语行动中的另一些重要问题。首先，标签是人为制造的，代表着一种事实观念而非事实本身。以标签为载体的行动符号聚合在引发广泛社会参与的同时，亦可能带来虚假信息的扩散甚至舆论极化的风险。其次，“标签”提供了一个过于简单的事件版本，可能制造出额外的混乱和干扰。在网络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往往通过极其简短的口号或命令方式呈现，碎片化的语句破坏了事件发生的语境，容易对民众造成误导，使他们在对事实知之甚少的情况之下加入话语行动的队伍之中，大声疾呼却不明就里。此外，标签的误用和滥用现象使得标签话语行动的结果经常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网络话语空间中多种力量的缠绕交织使得标签话语行动开展的过程面临诸多干扰。如在针对品牌的标签话语行动中，商业逻辑的介入经常使得标签的实质性概念被偷换，维权者的诉求信息被模糊甚至擦除。最后我们还应追问，在中国的互联网场域中，标签话语行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获得持续性效果？并且这种效果是否真的能够影响网络社会心态及价值观念的更新与重构？都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的实证发现与探讨。

*文章转自“新闻与传播研究”公众号，《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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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