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工业化社会，死亡意味着“生产流程中的中断”，需要快速处理。假期天数有限，职场期待丧亲者“尽快恢复”。“工业化社会中，我们对哀伤的想象也被重塑。就连哀伤也必须守时、有度、迅速归位，成为一种‘可管理的情绪’。”

▲李昀鋆在英国参加的悼念会

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工业化社会，死亡意味着“生产流程中的中断”，需要快速处理。假期天数有限，职场期待丧亲者“尽快恢复”。“工业化社会中，我们对哀伤的想象也被重塑。就连哀伤也必须守时、有度、迅速归位，成为一种‘可管理的情绪’。”

配套的哀伤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要数“哀伤五阶段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似乎走完这五个阶段，就意味着哀伤也应该从你的生活里退场了。但研究者李昀鋆在年轻子女身上看到的哀伤，更像计算机运算中的循环（loop），会在不同情景下不断被触发、重启。

与大多数人想象中不一样的是，对李昀鋆和一些丧亲子女来说，一个多月前的清明节不是一个适合表达哀思的日子。“可能因为清明节有太重的文化意义了，那位亲人成了一个死亡的符号，甚至变成列祖列宗的一份子。”李昀鋆说。因此，她会特意避开清明节去看妈妈，“还是希望她像活人一样被对待。”

鲜为人知的事还包括：他们不喜欢听到“节哀顺变”；他们的哀伤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自然地“好起来”；他们会因为害怕而极力隐藏哀伤和丧亲的身份；他们的认知会遭受巨大颠覆；被夸赞“坚强”“能干”时，他们会感到愤怒；比起治愈哀伤，他们更希望与至爱之人保持连接……

通过44位丧亲子女的讲述，李昀鋆揭开了一幕幕隐秘的内心世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事情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至少有了一份关于丧亲子女的研究，永久收录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论文库中，不再是一本书或者一种类似的研究都没有。而且越来越多人通过李昀鋆的公众号，自发地了解和阅读她的论文。比起“博士论文最多被五个人看过”的一般命运，已经好上太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李昀鋆依然放不下，“想多走一点点”——把它推出来，成为一个面向普通人的读物，大家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它。这一过程，她形容为“带到阳光之下”，而这一小步，耗费了四年。

2025年3月，李昀鋆的博士论文《与哀伤共处》出版。她希望这项研究能成为压倒“避谈死亡”这一社会禁忌的一根稻草，让更多人正视并承认房间里有着一头名为“死亡”的大象。

她在书中强调，要真正理解一个人的哀伤，必须回到社会情境当中。“丧亲从来不是一种发生在真空状态的内在经验。”

▲李昀鋆的博士论文答辩PPT首页

“没有人看到他们”

遇到44位访谈对象之前，李昀鋆在现实中没有见过其他丧亲的年轻人，她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异类”。

一切要回到2014年7月29日，那个成为她人生分界线的日子。

7月25日，正在复旦大学读研的李昀鋆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得知母亲中风入院。之后的四天里，她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医院。学过的科学知识全无用武之地，她祈求所有叫得出名字的神灵让母亲醒过来。

四天后，她的妈妈去世了。

在外人看来，葬礼过后的她很快恢复如常：继续回到学校完成研究生学业，顺利申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可是哀伤从未平息，她甚至没有一天不因想念母亲而流泪，几乎哭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李昀鋆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有隐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气球里”。气球明晃晃地放置在马路中央，周围人来人往，即使看到气球，也看不见里面哀痛、发狂甚至嘶吼的她。

她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称为“自私的研究”。因为她执着地想知道死亡、丧亲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些同样经历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他们之后的经历是怎样的？怎样保持活着的勇气？

访谈的时候，大多数丧亲子女向她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跟别人谈起自己的哀伤。报名参加的原因也很简单，参与者郑小姐 （匿名，下同） 就曾直言不讳道：我是真的很想讲。李昀鋆也发现，尽管他们可能会以“好奇”、“支持研究”作为表层理由，但深层的动力其实是——我需要一个出口。

在现有的丧亲研究中，葬礼通常被视为协助宣泄和适应哀伤的场景。但繁重的治丧任务和他人的在场，往往会导致年轻子女们强行压抑哀伤。葬礼之后，家人之间的避讳氛围，朋友们知道情况后的冷漠、错愕或沉默，也逐渐磨灭了他们想要倾诉的念头。

这股按捺不下的强烈冲动，却在一个没有交集的陌生人这里，找到了“安全出口”。李昀鋆发现，在推崇集体主义的华人社会，哀伤更具有关系性和相互依赖性。因为不用担心会对身边人的情感、关系或生活造成影响，研究访谈反而成为他们愿意开口的契机。

在一天一次的高强度访谈中，李昀鋆训练出了一种“神奇乐感”，能够敏锐地觉察并接住对方的情绪。但是接下来的分析工作却令她痛苦万分。“听的过程还是一个相对剥离的状态，但是做分析的时候，你是要进到里面去的。”她常常写一会儿就得出去哭一会儿，“太心疼了。这么多人承受着痛苦，这个世界居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到他们。”

尽管中国尚无代表性的抽样数据，但参考西方社会，能够大致推算出父母丧失在年轻子女群体中的流行率大概在3.4%到11%，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少。然而，自1917年弗洛伊德开启哀伤研究以来，大多数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丧子父母和丧偶伴侣上。直到1987年，第一部探讨年轻人哀伤的著作才问世。

在这本《青少年与死亡》中，作者查尔斯·科尔 (Charles Corr) 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以青年为主的社会已习惯于否认或延宕老化的过程、死亡的必然性和哀伤的痛苦，这样的社会必不能允许思考这些伤痛经验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的未来被认为是充满希望的。他们可以建立新的亲密关系，组建新的家庭，从而替代掉逝者。在李昀鋆看来，这种下意识的想法是将人与人的关系“工具化”，视其为“可以被替代的资源”，忽略了关系中的独特性。

比起已经步入人生相对稳定阶段的成年人，对于成年初显期 （18-29岁） 的年轻人来说，父母不仅是养育者，更是身份建构和情感依附的对象。

在访谈提纲中，李昀鋆曾让年轻子女们用10句话描述自己是谁。参与者何小姐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是我妈妈的女儿，其他九个我完全想不出来。”陶小姐在父亲去世后感到“活得很没有滋味”，她把自己比喻成一块空心的木头，漂浮在大海上，一直到不了岸。

在东亚社会，子女通常将尽孝内化为人生终极意义的一部分，很多受访者在丧亲之后体验到强烈的无意义感。有人不再想结婚，不再期待升学或升职。“爸爸妈妈已经看不到我的未来了，那我努力还有意义吗？”

人们常说“生老病死”，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七八十岁的社会，他们的父母还没来得及“老”，就在五六十岁的年纪溘然长逝。

张小姐向李昀鋆回忆，在父亲长眠的墓园，许多人的墓碑上都有一长串的名字，“就很多后代，子呀孙呐，或是儿女几个、儿媳什么的。我爸爸墓碑上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这让她感到心酸和心疼。

这种“时间上的不合理”加剧了他们的困惑和愤怒。他们会埋怨逝世的父母，也会反刍父母生前与他人的互动，把责任归咎于他人。这些“替罪羊”还包括：宏大的社会结构问题、致癌基因的表达概率，甚至是虚无的“命”……

尽管他们执着地寻找死亡的发生原因、解释或意义，尝试了很多，但都不足以让他们与“父母过早离世”这件事情和解。李昀鋆说，“‘想通了’这件事，在年轻子女的经验里很少出现。”

但社会对年轻人哀伤的普遍认知是“你还年轻，会恢复得快”、“逝者希望生者 （年轻人） 过得好，你应该振作起来”。在这种期待中，他们的哀伤经验缺乏表达空间，更容易被隐形化，从而在政策、研究和支持系统中长期缺席。

▲李昀鋆在英国看到的墓地

不能说出来的字眼

与这一群体的缄默和隐蔽相对应的，是语言的缺失。

李昀鋆发现，类似“这件事情”等模糊、充满距离感的词汇，几乎是所有年轻子女常用的概念。在她和褚小姐的对话中，对方从头到尾没有使用一次“死”字，分别提及过两次去世和离开，却说了77次“事情”来指代。

顾及参与者的感受，李昀鋆有意识地调整访谈提纲里的措辞，减少直接、准确的丧亲语言，更多使用间接、含糊的代称。这成了他们之间微妙的默契。

这也许得益于李昀鋆有过类似的失语时期。在母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的哀伤是孤立无援的，“连说出来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直到去港中大读博，“我当时想选择Wallace （陈智豪） 做我的博士导师，他的简介里有一个研究领域叫作‘bereavement’。”她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搜出来，意为“丧亲之痛”。

“我在完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看到，‘哐’一下就哭了。”李昀鋆回忆，那一刻，她感受到的是一种知识的震撼和情感的认可。“原来，这种撕裂与思念，是有语言可以描述的，是他人经历过的，是值得理解和研究的。”

“能够命名情绪，是学会与情绪共处的第一步。”李昀鋆说，“当你无法命名自己的感受，就会变得难以表达、难以求助。”

香港的哀伤辅导者发现，向丧亲者提供咨询的第一个挑战，正是丧亲等概念缺乏对应的中文词汇。针对这种情况，李昀鋆实习的哀伤辅导机构“赆明会”会用其他方法帮助案主 （即咨询者） 。通过画画，用不同的颜色去描绘情绪和哀伤，用橡皮泥、陶土也可以，甚至可以给自己的哀伤取一个名字。这么做是为了将哀伤外化和分离出来。

这种语言层面的回避和缺失，李昀鋆认为可能与我们文化中对死亡的忌讳和压抑有关。在华人文化里，死亡经常被视为“不吉利”、“不能说出口的事”。丧亲和哀伤，自然也就“不宜多谈”。

水小姐家里的长辈就曾告诫她，不要在学校跟其他人谈起父亲去世的事情。在她的解读里，长辈是因为担心其他人会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她。“在北方的话，可能会觉得你们家里的依靠不在了，怕我受到别人的歧视，或者其他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水小姐说。

失去父母给子女们带来了新的身份，即“没有父/母的孩子”。如果逝世的是父亲一方，剩下的家庭成员则会被打上“孤儿寡母”的标签。在年轻子女的经验里，这意味着劣势、可怜和“与他人不一样”。

这种内在的污名感并非凭空想象。何小姐曾听朋友的母亲提出过“不要与任何单亲家庭的孩子做朋友”的交友规则。孔小姐也在相亲市场感受到类似“父母是否健在”的择偶标准。受当地农村文化影响，吴小姐的母亲因寡妇身份感到“低人一等”，甚至将哥哥大龄未婚的情况也归结于丧父。

“这类污名化是在一些日常话语、态度或沉默中缓慢形成的。”在李昀鋆看来，年轻子女要想平顺地接纳丧亲的身份并不容易，因为社会环境并未给予尊重，反而时刻在设置阻碍。慢慢地，年轻子女学会了用避而不谈、含糊其辞和“没有恶意的谎言”来保护自己。

李昀鋆也习惯把自己“藏起来”。

她每年都会在朋友圈隐秘地纪念妈妈。通常选在自己的生日或母亲的祭日，避开清明节和母亲节，并故意用一种“你看不懂的方式”。在其中一条朋友圈里，她晒出了两只玩偶，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际上，一只是妈妈生前亲手制作的；另一只则是李昀鋆精心选购的，胸前绣着“29 Jul” （母亲的忌日，7.29） 。

去香港读博之后，换了一个新环境，没人知道她的家庭情况。聊到相关时，她会用“假装妈妈还活着”的方式去回应。不刻意隐瞒，但也不会说实话。在这种文字游戏里，她感到一丝欣慰，仿佛妈妈还活在对话当中。

“比如聊到春节回不回家。如果我说不想回家，别人就会问为什么。我的真实想法是，我妈都不在了，我们家已经冰冰冷冷。但这会开启一个奇怪的，别人会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她害怕给朋友造成负担，害怕让对话陷入僵局。还有许多的未知。袒露了丧亲的事实后，别人会用怎样的眼神看她？会不会去跟别人说？在背后会怎么叫她？她很清楚，这是一种自己想象出来的害怕，“但是怎么说呢，又不能只责怪自己，因为我们在生活里的确接触得太少了。”

她回想起在英国访学的那段时光。聊到丧亲时，她的指导老师毫不避讳地分享了丈夫、父亲和小儿子的去世经历。在茶水间遇见同事，当她说起自己的研究主题时，他们也会马上调用日常经验把接下去。

“不可否认，死亡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禁忌，”李昀鋆说，“但是那个情境相对来说更开放一点，我不会想要把自己藏起来。”

▲李昀鋆每年都会在朋友圈以隐晦的方式纪念母亲。上图发于2018年。左侧的必胜阿狸是母亲生前亲手绣的，中间是昀鋆的童年照片，右侧的小熊公仔是她特意购置的，胸前缝有母亲离世的日期

哀伤需要管理吗？

这种蜷缩的状态没有一直维持下去。

2020年7月，李昀鋆在个人公众号和朋友圈发布了一封博士论文答辩研讨会的公开邀请信，第一次完全坦陈自己的丧亲身份：

第一个问题，关于我是谁。真正定义我每时每刻身份的，不是我的显性社会特征，而是隐藏在这背后不被人看到的经历：“我是一个失去母亲正在哀伤中的女儿。”

上一封公开信已经是三年前。在那封访谈邀请信里，她从头到尾都不曾提及自己的丧母经历，哪怕也许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报名。从保持研究的客观性的角度来说，这么做具有正当性，但她内心的不安和害怕无法被忽略。

这一次，李昀鋆决定做那个“能说的人”。“我看到太多人都不站出来说，大家都站在台下，一起默默地哀伤。我也像大家一样藏着的话，就还是在跟着规则走。”

丧亲心理学泰斗肯尼斯·杰·多卡在《被剥夺的哀伤》中提出了“哀伤规则”的概念。他指出，社会为丧亲者制定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丧亲者应有的反应、可以哀伤多久等。李昀鋆发现，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同样存在一套“何谓适宜的哀伤”的评价体系。其核心主题在于：哀伤反应不宜过于激烈，不宜公开表露，要接受变故并继续生活下去。

她的访谈对象大多不同程度地内化了主流文化对哀伤的规训。他们对自己强烈的哀伤反应感到恐惧，怀疑自己是异常的。还有很多年轻的丧亲者告诉她，他们很想说，但会控制自己不说太多，“怕变成祥林嫂。”

比起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悲剧，李昀鋆更愿意把鲁迅笔下那个反复诉说丧子哀伤的女人的故事解读为一面镜子——照出社会对“过度哀伤者”的不耐烦和排斥。作为一个日常哀伤互动的反面示范，它警示所有人：哀伤可以有，但不能太久、太多；一旦超过可容忍的限度，就会触发惩罚机制，招致嘲笑和排挤。

在访谈中，李昀鋆愈发清楚地感受到，中国文化中强调的“节哀顺变”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力。这句条件反射式的慰问语隐含了对“迅速调整”的期待，让哀伤变成一种“自我管理”：你必须在一段合理时间内走出来。

奇妙的是，这句来自《礼记》的古话，正好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

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工业化社会，死亡意味着“生产流程的中断”，需要快速处理。

▲李昀鋆特意把“时间不会疗愈（Time won't work）”刻在iPad上

母亲去世后，当李昀鋆还在消化整件事情的时候，下一步就已经开始：很快有护工过来换掉妈妈的病服，随后推到停尸房冷冻，第二天就送到殡仪馆火化。现代殡葬服务讲究快速、有序、美观，她只来得及匆匆看母亲一眼。火化完，她进去捡骨头，工作人员告诉她，捡大的就好了，小的不重要。

假期天数有限，职场期待丧亲者“尽快恢复”。“工业化社会中，我们对哀伤的想象也被重塑。就连哀伤也必须守时、有度、迅速归位，成为一种‘可管理的情绪’。”李昀鋆说。

有学者总结了西方工业社会对哀伤的一系列假设。概括来说，哀伤被认为是短暂而有限的，是一个包含不同阶段的线性过程，可以一步步得到解决。配套的哀伤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要数库伯勒-罗丝的“哀伤五阶段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

但李昀鋆在年轻子女身上看到的哀伤，更像计算机运算中的循环 （loop） ，会在不同情景下不断被触发、重启。

这些“情绪开关”藏在每一个生活细节当中。陈小姐在看到与父亲相像的人时，就会因思念而止不住地流泪，“电影《相亲相爱》里的三口之家，那个爸爸特别像 （他） ，我就从头哭到尾……有时候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身材比较像爸爸，我就像按了一个按钮一样，哭了出来。”冯小姐将母亲的离世形容为心理地震，内心的余震永远不会停止。

尽管很难与真实的哀伤经验产生共鸣，阶段论等哀伤理论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李昀鋆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符合社会对情绪秩序、功能恢复的期待。“结构化的理论会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比如经过这五个阶段，我就可以一步一步‘走出哀伤’。”

李昀鋆一开始也带着“哀伤需要放下”的预设。她曾与何小姐谈论什么可以让她放下，结果对方反驳道：“我倒是想问一句，什么能让你放下呀？……她对我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可以说塑造了我的整个人格，怎么可能放下？”还有一个例子是，在豆瓣书评中，有读者以为这是一本心灵疗愈指南。

李昀鋆呼吁哀伤经验的“正常化 （normalize） ”，它不是一种病，不是一种需要尽快结束的状态。她理想中的哀伤友好型社会，不会否定痛，也不会催促恢复，而是允许每个人在哀伤中继续活下去——慢慢来，哭了也没关系，想念也不丢脸。

她希望让丧亲者知道，“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

▲李昀鋆发给研究参与者的春节关心消息

▲研究参与者发给李昀鋆的节日问候消息

“可能不会那么迷茫和孤独”

李昀鋆对这本书的期待，基于一个未来式的图景。她希望有一天，在各个书店里会出现很多排关于丧亲与哀伤的书，而自己可以成为其中的一本。

如果你走进香港的书店，大概率能看到一排或几排关于死亡、丧亲的书籍，数量不会太多。20年前香港大学教授周燕雯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将香港的哀伤研究形容为“婴儿期” （infancy） ，今天的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内地的哀伤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李昀鋆所在的学术圈子，一群博士凑到一起，不一定会打听家乡、年纪、情感状况，但是一定会问：你做什么研究？聊到她的课题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诧异：“为什么要研究丧亲？研究这个有什么用？时间过去，自然就会好起来。”

她总是要花很大力气向别人证明，研究哀伤是有意义的。而研究老年人或流动儿童的同学则很少会被问到类似的问题。“因为大家能瞬间从头脑中调出这部分的研究资料，但你提丧亲，大家不知道有类似研究。”

有了出版博士论文的想法后，李昀鋆联系过几家出版社，但都石沉大海。她又向《哀伤疗愈》《儿童青少年哀伤与干预》的作者刘新宪请教。刘新宪是一位失独父亲，在儿子去世后成为了一名哀伤咨询师和研究者。他详细地向李昀鋆分享了自己的出版经验，并诚实地表示，在国内出版哀伤心理学书籍，难度极大。他曾计划译介大量国外丧亲书籍，但因没有出版社愿意合作而作罢。

当梦寐以求的出版机会到来后，李昀鋆却陷入了新的焦虑。她曾无数次对出版社的编辑说，“我担心你们的书会卖不出去。”

五山是责任编辑之一。他坦言，在最开始的策划阶段，他曾考虑用模糊重点的方法，回避死亡和丧亲，改用“重大挫折”一词来宣传。“那时候的想法是，你别管我在营销方向和文案上使用了什么诡计，能把这个和内容推荐给更广大的读者，这不就是更好的事情吗？”但五山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对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这不是有益的做法，也不够勇敢。

2025年3月1日，李昀鋆应邀到上海为“一席”做了一场演讲。一位去过现场的网友在视频下方评论道，在那天的所有演讲里，这是他最不喜欢的，因为过于沉重。但在奶奶去世之后，他为自己听过这篇演讲而感到幸运。

李昀鋆能理解这种心态转变。“没有经历过的人不想要提前预演，这很正常。但当你不得不面对这些痛苦挣扎的时候，你会特别想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做，特别希望自己的情绪可以找到共鸣。”

李昀鋆时常设想，在失去母亲的时候，如果能在图书馆或书店找到这样的书，或者知道有哀伤辅导，自己也许不会那么迷茫、孤独。“我的哀伤不会像现在那么痛苦，可能会有笑的部分，笑着跟你说我妈妈是一个很好的人。”但现在，她是哭着说的。

在香港的医院里，每一个经历家人去世的人都会收到一沓手册，告诉你可以去找哪几家哀伤辅导机构。包括前文提到的赆明会在内，这类机构主要有三家。新冠疫情之后，申请服务的人越来越多，哀伤辅导资源愈发吃紧，轮候时间也从原来的一个月延长至三个月。

内地只有一些零星的渠道能获得哀伤服务。研究初期，李昀鋆曾尝试从提供哀伤服务的公益机构入手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找了一圈，只找到两家相关机构：一家是为丧子父母提供服务的上海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另一家是开展治丧服务的重庆市冬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这种资源的缺乏，不仅意味着哀伤者得不到帮助，更进一步巩固了‘哀伤要自己扛过去’的观念。”在访谈中，很多年轻子女都提到类似的感受，“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只能等时间快点过去。”李昀鋆认为这种等待并非出于信念，而是出于无奈，以及一种深深的空白——当身边没有语言、没有空间、没有资源，时间就成了他们唯一能依赖的东西。

不仅外部资源有限，年轻子女自身的求助意愿也很低。西方研究发现，年轻人的求助比例非常低。赆明会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论。根据该机构2023-2024年度丧亲辅导个案的年龄分布数据，18到30岁年龄段的人仅占不到7%。

寻求帮助的羞耻感、对哀伤辅导和心理咨询的不信任、社会文化禁忌等等，都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潜在因素。在未来的实践中，李昀鋆希望能搭建一个多层次的哀伤支持体系，从年轻子女个人、家庭、学校/社区、专业人士、法律法规等层面介入，最大程度地提供疗愈资源。

从宏大的远景回到当下，每个个体可以怎么做？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讲师李泓有这样一个观察：因为害怕，我们失去了关心丧亲人士的机会。李昀鋆对此完全认同，她的建议是：不要害怕。哀伤者真正需要的，往往是“被看见和承认”。你可以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真的很想陪你。

——如果你想讲，我愿意听。

——我没经历过这样的痛，但我愿意陪着你一起走一段路。

▲李昀鋆在签书现场拥抱找她签名的读者

来源：智慧芯片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