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当我们审视晋朝时，却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永嘉之乱”以及之后晋愍帝降汉赵后，晋室南迁，定都南京。这同样是一次由北向南的都城迁移，为何后人却称之为东晋，而非“南晋”或“北晋”呢？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因战乱被迫迁都的例子并不少见。当都城从北方迁移至南方，后世史家在命名这些王朝的延续时期时，往往会根据其地理方位加以区分。

例如，宋朝在“靖康之变”后，国都由北方的开封迁至南方的杭州，其前后便被清晰地划分为北宋与南宋。

然而，当我们审视晋朝时，却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永嘉之乱”以及之后晋愍帝降汉赵后，晋室南迁，定都南京。这同样是一次由北向南的都城迁移，为何后人却称之为东晋，而非“南晋”或“北晋”呢？

更进一步来说，开封与杭州、洛阳与南京，它们的相对方位既有南北之分，也存在东西差异，为什么后人在命名宋朝时期时选择“南北”，而在命名晋朝时期时却偏爱“东西”呢？

要解开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当时人对地理方位的理解，二是后世对历史时期的命名习惯。这背后，还牵涉到中国古代地理观念的演变。

我们先来说说晋朝的事。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北方战乱不断，朝廷残余力量在司马睿的带领下南渡长江。317年，他在建康（今南京）即位，建立了延续晋朝正统的东晋政权。

从地理上看，晋朝原本定都洛阳，这座城市地处中原偏西，属于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建康则位于江南，是江东地区的重要城市。从洛阳南下，固然是“南迁”，但当时中原人普遍将长江以东称为“江东”，而建康正处其中心。

“江东”这个词并非晋人独创，早在秦汉时期，它就被广泛使用。例如，项羽被称为“江东子弟”，三国时的孙权政权也常被称为“江东”。这个称呼反映出一种长期以来根植于北方人的地理视角——长江流域以东的地区，便是江东。

东晋时期，来自北方的士族南渡，聚居于江东。他们并非简单地说自己“南渡”，而常用“东渡”来表达这一行动。正因如此，人们在称呼这个时期的晋朝时，便自然称之为“东晋”。

南朝宋时期的史书，如《宋书·乐志》，就已开始使用“东晋”一词。在一段记载南朝宋尚书左仆射刘宏发言的史料中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说明，南朝人已接受了“东晋”这一名称。

再来看南宋的命名。宋朝自960年赵匡胤建立起，一直定都汴京（今开封）。1127年，金军南下，北宋灭亡，赵构在临安（今杭州）建立新朝廷，史称南宋。

南宋的“南”字，确实与宋朝都城南迁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地理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安史之乱对北方的破坏，以及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到了宋代，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因此，当北宋灭亡，赵构建立南宋之时，人们对“南”这个方向已具有更加明确的空间感知。“南宋”这个称呼最迟在元代就已经普遍使用。此时，南北对立成为主要的历史脉络，“南宋”一名比“东宋”更符合人们的认知逻辑。

不仅如此，从宋代至元代，人们对中国地理的理解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秦汉三国时代的“江东”概念，到了南宋逐渐被“江南”所取代。所谓“江南”，更多地表达了对地理方向“南”的认知。

回到晋朝，为什么当时人不称南渡后的晋朝为“南晋”？其关键原因之一，是晋朝灭亡之初，朝廷南渡的路线并非单一向南，而是先向东再向南，最后定居江东地区。再加上当时人尚未建立起稳定的南北地理观念，故更倾向于以东西方向来界定地理。

更重要的是，在晋朝南渡的过程中，那些北方门阀世族——如王导、谢安、庾亮等——他们是东晋政权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北方为文化与政治中心，南方只是权宜之地。因此，“江左”、“江东”一类的说法，也反映出北人对南方的距离感和隔阂感。

在这种文化心理下，称呼东晋为“东”而不是“南”，更贴合当时主导阶层的认知模式。换句话说，是北方士族在替这段历史命名。

不过，东晋这个称谓在南朝并非唯一流行的说法。南朝人更常说“江左”，从政治和地理的角度看，“江左”是从北方望向南方而得出的相对方位，“左”即“东”。但随着“江左”这一概念也用于称呼宋齐梁陈等南朝政权，后人为了区分清晰，才逐渐将南渡后的晋朝专称为“东晋”。

而“南宋”之称最终取代其他说法，也正因为它足够明确，易于与“北宋”相对，且契合了当时社会对地理南北方位的认知演变。

所以，晋朝和宋朝在命名上的差异，并非单纯由方位决定，而是受制于历史时期人们的地理观念、文化中心位置、政治心理以及后来史家整理史实的需要。

总结来看，晋朝之所以称“东晋”，是因为南渡路线以东为主，建都江东，士族出于文化心理也更倾向于“东”；而宋朝称“南宋”，则因迁都方向明确向南，且南北观念在当时已深入人心，两相对照，便是今人熟悉的“东晋”与“南宋”。

来源：无风却起念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