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有大臣建议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 ，建康素有 “六朝古都” 之称，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军事防御角度来看，它背靠长江，可作为抵御北方金兵的天然屏障，进可北伐中原，退可据江而守；从经济方面考虑，建康连通东西、贯穿南北，地处江汉

公元 1127 年，那是北宋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年，靖康之耻如同一场噩梦，彻底击碎了北宋的繁华与安宁。

金朝的铁骑南下，势如破竹，攻破了北宋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 。

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以及众多皇室宗亲、大臣等三千余人，被金兵掳掠北上，受尽屈辱。

在这场浩劫中，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当时被封为康王，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国不可一日无主，在北宋旧臣的拥戴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重建宋朝政权，史称南宋，赵构即为宋高宗。

在南宋初期，围绕着定都何处，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有大臣建议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 ，建康素有 “六朝古都” 之称，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军事防御角度来看，它背靠长江，可作为抵御北方金兵的天然屏障，进可北伐中原，退可据江而守；从经济方面考虑，建康连通东西、贯穿南北，地处江汉平原和长江中下游三角洲这两个南方重要的经济区，经济发达，能够为政权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例如，东晋时期定都建康，在淝水之战中成功抵御了前秦的进攻，维持了南方政权的稳定，延续了汉文化的传承。

然而，赵构最终却没有选择建康，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杭州。

杭州，在当时又称临安府，其经济发达程度在北宋时期就已崭露头角。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向南转移，到宋朝时，南方已成为封建社会的经济中心，有着 “苏湖熟，天下足” 的说法 。

杭州的内河运输和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是当时宋朝最大的三个港口之一。苏轼被贬杭州时，对西湖周边进行了大幅度改造，极大地提升了杭州的灌溉、航运能力，促进了当地经济与人文的发展。

再往前追溯，吴越国曾定都杭州，钱氏家族经过长达七十二年的精心经营，使杭州成为了少有的富庶之地。

他们专注于水利建设，斥巨资改造提升境内水利工程，将钱塘湖与运河相连通，并设置专门人员负责水利运河事务，为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宋时期，杭州的商业更是繁荣昌盛，城内店铺林立，早市和夜市热闹非凡，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梦梁录》和《武林旧事》中都有对当时杭州繁华市井生活的详细记载，足见其经济之发达。

杭州的地理位置也十分独特，在防御上有着一定的优势。浙西一带水网交错，对北方擅长骑兵作战的金兵来说，行动极为不便，这无疑给南宋统治者增添了一份安全感。

宋高宗赵构就曾说过，“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 ，认为杭州的这一天然屏障能够有效抵御金兵的进攻。

此外，杭州水路发达，退路众多，这也是赵构选择杭州的一个重要因素。

建炎三年（1129 年）七月，完颜兀术以 “搜山检海捉赵构” 为口号，兵分四路进攻临安府（杭州） 。赵构在金兵的追击下，先是从临安府逃到越州（绍兴） ，再逃到明州（宁波） ，最后逃到镇海、定海，甚至在台州和温州之间的海上漂浮避难。

杭州众多的水路，让金兵难以追击，赵构得以依靠金兵不习水性的弱点暂且保命。

从心理层面来看，赵构在经历了靖康之耻和金兵的穷追猛打后，内心充满了恐惧，极度渴望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杭州地处后方，相对远离前线，与建康相比，金兵来袭时，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躲避。这种安全感对于赵构来说，至关重要，使得他更加倾向于选择杭州作为都城。

杭州地处东南一隅，远离中原地区。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这一地理位置使得南宋在北伐收复失地时面临诸多困难。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核心地带，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定都杭州后，远离了北伐的前沿阵地，军队在北伐时需要长途跋涉，后勤补给线拉长，这不仅增加了军事行动的难度和成本，也降低了军队的作战效率。

例如，岳飞北伐时，尽管他率领的岳家军英勇善战，多次取得胜利，但由于南宋朝廷远在杭州，对前线的支援和决策往往不够及时，导致北伐最终功亏一篑。

此外，杭州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战略纵深是指在战争中，军队可以进行战略转移和防御的空间范围。当北方政权发动大规模进攻时，杭州无法像长安、洛阳等古都那样，拥有广阔的地域可供周旋和抵抗。

一旦敌军突破了南方的防线，杭州很快就会暴露在敌军的兵锋之下，南宋朝廷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南宋后期，蒙古军队南下时，南宋由于战略纵深不足，防线迅速被突破，杭州很快就陷入了危机之中，最终导致南宋灭亡。

长期处于杭州的安逸环境，也使得南宋军队的战斗意志逐渐下降。

杭州的繁华和舒适，让南宋的统治者和军队沉浸在享乐之中，失去了进取之心。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断削弱。例如，南宋后期的军队，将领贪污腐败，士兵纪律松弛，面对蒙古军队的进攻，往往一触即溃。在崖山海战中，南宋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由于战斗意志薄弱，最终惨败，南宋王朝也随之覆灭。

杭州的安逸环境是导致南宋朝廷政治风气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将收复失地的重任抛诸脑后。他们沉醉于杭州的湖光山色和繁华市井，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地描绘了南宋朝廷的腐朽和堕落，他们早已忘记了靖康之耻，忘记了北方沦陷的国土和百姓。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南宋朝廷内部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官员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南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异常激烈。各个政治派别为了争夺权力，相互倾轧，勾心斗角。这种内耗严重削弱了南宋朝廷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得国家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例如，韩侂胄与史弥远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南宋朝廷内部混乱不堪，政治日益黑暗。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南宋的灭亡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局。

如果时光倒流，南宋没有选择杭州作为都城，历史又将会怎样发展呢？

凭借其 “六朝古都” 的深厚底蕴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或许能在军事防御和政治影响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从军事角度来看，建康背靠长江，是抵御北方金兵的天然屏障，军队可以利用长江天险进行有效的防御。

在政治方面，定都建康能够向北方沦陷区的百姓传递南宋朝廷收复失地的决心和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建康距离中原地区相对较近，朝廷可以更直接地关注北方局势，及时做出战略决策，有利于北伐行动的开展。

从经济角度而言，建康连通东西、贯穿南北，地处江汉平原和长江中下游三角洲这两个南方重要的经济区，经济发达。

襄阳的战略地位同样不可忽视。襄阳位于湖北的汉水之畔，是连接南阳盆地与江汉盆地的要冲，既可向北通中原，又可西进关中，同时能通过汉水连接陇西。其地理位置优越，背后有广袤的江汉平原，物资供应丰富，周围山系环绕，为防御提供了战略纵深。历史上，襄阳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时期，襄阳防线的坚固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坚守了多年。

定都襄阳，南宋可以将其作为北伐的前沿阵地，更好地组织和指挥北伐战争。襄阳靠近中原，便于南宋军队快速出击，收复北方失地。而且，襄阳的地理位置使得南宋在面对北方政权的进攻时，有更多的战略选择和回旋余地。

从经济上看，襄阳依托江汉平原的丰富物产和便利的水路交通，能够为都城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同时，襄阳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商业贸易也较为发达，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

这一选择使得南宋逐渐陷入了偏安一隅的困境，最终走向了灭亡。定都杭州的决策，虽然在短期内为南宋政权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但从长远来看，却带来了诸多无法弥补的隐患，成为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宋定都杭州与灭国之间的关联，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领导者的决策在国家命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宋高宗赵构选择杭州作为都城，这一决策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选择，更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政治意志的体现。他出于对自身安全和短期稳定的考虑，忽视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战略利益，最终导致南宋陷入偏安一隅的困境。

一个错误的决策，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来源：皇城根下拉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