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节选自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著《追寻现代中国》一书，部分词汇有所改动。注意，内容为作者观点，仅供在座各位参考，不代表个人意见。
文章节选自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著《追寻现代中国》一书，部分词汇有所改动。注意，内容为作者观点，仅供在座各位参考，不代表个人意见。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萨里郡，毕业于耶鲁大学，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获得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8年9月7日，获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0年，被美国联邦政府授予美国人文学界最高荣誉“杰斐逊讲席"。2021年12月25日辞世，享年85岁。
2014年，史景迁与夫人访问北京
民国时期，研究人员对农村展开了极为细致的研究。
比如费孝通这类受过良好训练的新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就曾深入农村，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不过这样往往需要冒生命危险：
在前往广西的首次田野调查途中，他误掉进捕抓老虎所设的陷阱，而他妻子在援救时不幸溺亡。但是，大难不死的费孝通还是完成了一系列调查。
他认为，贫民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均衡渐次瓦解，并从这个角度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的困境。
在他看来，这种均衡此前确实存在，只是后来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市场扩张，进一步对农村地区造成经济压力，摧毁了农民赖以摆脱贫穷的手工业及其他副业。
费孝通
【1】
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学者托尼（R. H. Tawney）在中国农业的调查总结中指出，中国农业主要是受困于两个危机，彼此还相互关联：
一是生态危机，表现为地力衰竭和养分流失、滥伐森林、水灾，人口庞大而可利用的资源稀少等；二是社会经济危机，由剥削性的佃租体制、严苛的借贷制度、落后的交通网络、原始的农业技术等造成。
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
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是美国传教士卜凯（他与作家赛珍珠在1933年离婚），他的农业经济学很大一部分是自学的。
在获聘为金陵大学教授之后，卜凯利用学生放假返乡时收集到的数据，完成了一系列田野研究。此后，他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专业助理队伍，并于1937年出版了有关“中国土地利用”的研究报告。
卜凯的报告包括一册本文及两册图表、统计数据，涵盖了二十二个省份一百六十八个地区中近乎一万七千个农家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包括土地、农作物、家畜的类别，还旁及农耕设备、家具甚至农家的穿着。
在调查中，他发现虽然不少农家很富有，但更多农户依然处在贫困的边缘，仅有少量土地、粮食、工具、衣服。卜凯的调研结果有些部分十分费解，还引发过较大的争议，不过这份报告还是成了其他研究者的数据宝库。
卜凯与赛珍珠及其子女
大家对经验知识满怀热情，这种狂热当时蔚为主流。
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设立的，发表过许多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一流研究报告，其中一位中国学者在1935年业已注意到：
过去十五年来至少有一百零二篇专论、二百五十一篇期刊论文，都是以土地问题作为研究主题的；在这类期刊中，有80%是在1933年之后创刊的。这些研究渐次显示出了中国农村环境的多样性，要对所有这些地区做出通用的评价或提出全盘解决方案是多么困难。
老照片中的南开大学
【2】
在某些地区，强大的宗族组织支配着整个社群，彼此间形成复杂的互助模式。
在另一些地区，农业社会则相当分化，使佃农容易受到在外地主阶级的剥削。这些地主先是靠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势力给他们撑腰，后又十分倚仗蒋介石在1934年重启的保甲制。
但在其他区域，特别是华北的广大地区，最成功的农民典型是所谓的“经营地主”（managerial farmer），他们拥有一百到二百亩的耕地，这些土地部分由自己亲自垦殖，部分则雇工耕种。
许多研究报告所描述的农村境况甚至社会紧张关系，都与晚明时期惊人地相似，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高度，却没能让黎民百姓从中受惠。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几乎全国所有地区都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处在赤贫中。
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
许多人在农闲时节从事拉车、搬运工作，在短暂的播种、收割时节充当农工，工作所得仅能勉强糊口。在这段时间，他们凌晨四点或更早便成群结队，带着工具，急切盼望着当天有工作找上门来。这群人当中，没有几个有能力成亲，大多度过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后，便默默死掉了。
他们有些人或“逃进”工厂里，或成为人力车夫，拉着双轮黄包车穿梭在拥挤的城市街道。他们不时受到欺凌勒索，下工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阴暗的住所，于狭窄的空间里窝在其他车夫外出工作而空下的位置，与人背靠着背一起睡觉。
老舍在1937年出版的小说《骆驼祥子》，就曾生动勾勒出了一位车夫的生活百态。
电影《骆驼祥子》剧照
有好几百万人（也就是共产党人所说的“贫农”）的耕地面积太小，不足养家糊口，迫于情势，他们不得不在自家土地更需要劳力的时候“压榨”自己家人，自己则利用农忙季节出卖劳力来贴补家用。
但即便如此，也还有许多贫困农民要么只能卖儿鬻女，要么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饿死。
而且，尽管不缺农业机械，燃料也充足，但在贫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富农根本不需要将农业机械化，也不需要在役畜上花钱，因为雇佣一个人，每日工资大约等于一头驴子每天所需的饲料成本。
在失去利用价值后，工人可能就会被解雇，但驴子不同，即使在不用下田干活的时候，也需要有人长期照料。
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
【3】
贫穷妇女同样会逃离农村，到大城市里的工厂打工。
虽然工作条件恶劣，还会遭受地域和性别歧视，但城市生活相对农村生活还是要好得多，不用被束缚在包办婚姻、耕田种地、生儿育女、手工劳动、养蚕抽丝的世界里，一刻都不得闲。
虽然妇女的工资十分微薄，劳力严重受到剥削，但是她们却展示出了惊人的能力，不但团结互助、分享资源、改善生活，还竭力互相鼓励，以避免染上男性世界里那些最坏的习惯。
民国时期的女工
对贫民而言，单调的伙食是挣扎生存中难以磨灭的一部分。有东西吃才是重点，而不是菜色多寡。
天津西北方一座农村里，有一位农民回忆起他平常的伙食，说：
春天，早上吃粥，中午小米干饭，晚饭粥和蔬菜；夏天，早饭小米水饭，中午小米干饭和豆面汤，晚饭小米烧饭和蔬菜；秋天早饭粥，中午小米干饭和豆面汤，晚饭是小米水饭。
对一位山东农民而言，主宰他的社会生活的主食不是小米，而是甘薯：
在贫民之间，一年到头每天每顿都吃甘薯。从秋收到来年的春天，他们吃的是新收的甘薯；过了这段时间，他们就吃储藏的干薯片。这些干薯片都是煮熟的，或者是和着面粉捣碎后，被制成了面饼或面条。
除了甘薯外还有一些配菜，首先，是一种由大麦粉和花生粉做成的稀粥；其次，是用剁碎的萝卜与大豆汁一起炒的菜；最后，是一两种腌菜。偶尔，还有一些面饼。
民国时期的山东农村
日军在华北势力的扩大，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日本研究人员在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调查，虽然他们的这些调查数据原本是为了政治和军事目的，但时至今日仍十分有价值。
第一批调查队由1935年从日本军事情报局、“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及日本在华留学生中抽调的人员组成，次年开始在华北二十五个村庄从事调查工作。1937年年初，另一组日本研究人员（没有日本情报单位人员参加）选择了四个村，进行了更为深入访谈研究，其中之一是河北的米厂村。
不过，这些调查收集到的统计数据，几乎无法与同一地区的长期数据做比对，所以我们很难根据这些资料来判断中国贫农和雇农的生活比起十年前是更差、没变还是略有进步。
同样，我们也很难拿这些数据来与清朝中叶或晚明的农民逐一比较。
民国时期河北定州的城墙
【4】
那些力持中国农民境遇每况愈下、终至爆发革命危机这一主张的分析者，主要立论于两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地主的冷酷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这两者的发展迫使曾经拥有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或雇农，备尝变幻莫测的世界市场机制的苦果。
第二种解释主张，人口增长、技术简陋、地力衰竭，才是造成中国农村日趋贫穷的原因，阶级结构之恶并非主因。不过这两种解释似乎都无法获得有力的证据支持。
于是，又出现第三种学派，认为伴随农业商业化，以及卡车、火车、蒸汽机带来的市场机制和运输模式的变革，1920年农民的生活条件已经比1900年好很多。
民国时期的农村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930年代初，中国农民又开始承受新一轮的危机，他们的生活已经跌至温饱线之下。
1931年长江洪涝肆虐，造成约一千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受灾面积约等于今天纽约州大小。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打破了成千上万打工者随季节流动的模式；日军对上海的侵略，再次给这一人口密集区造成混乱。
经济萧条引发的世界经济变局，也遽然重创中国经济作物的出口，挫伤了中国的地方手工业。国民党历次军事斗争，以及重建管理制度和工业体系的各种努力，反而引来更重的税负。
老照片中的民国政府
在缺乏准确数据的情形下，我们仅能肯定，农民的苦难是无边无际的，贫穷农家的人死掉后，其他人就会趁机取而代之，占据他们的土地，为自己的生存而开始新一轮的抗争。
而且，我们也无法准确得知，这些贫农——城里人也一样——是否了解或者关心共产党的政策或来势汹汹的战争阴云。
不过，也正是在这种贫困交加、士气低落的氛围下，1927年险些被打败的中国共产党才有机会重振旗鼓，重新思考自己的革命战略。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