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巨擘黄宾虹先生诞辰160周年。作为传统山水画向现代转型的扛鼎者，美术史学家、鉴定家和理论家，黄宾虹的艺术人生既是一部中国画现代性探索的启示录，亦是一部中华美学精神传承与裂变的壮阔史诗。在“五笔七墨”的理论建构与“浑厚华滋”的绘画实践中，黄宾

纪念黄宾虹诞辰160周年

本报记者 贺玮/策划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巨擘黄宾虹先生诞辰160周年。作为传统山水画向现代转型的扛鼎者，美术史学家、鉴定家和理论家，黄宾虹的艺术人生既是一部中国画现代性探索的启示录，亦是一部中华美学精神传承与裂变的壮阔史诗。在“五笔七墨”的理论建构与“浑厚华滋”的绘画实践中，黄宾虹将文人画的笔墨程式推向形而上的哲学境界，又以金石碑学入画，赋予水墨以“内美”的生命力。他的艺术轨迹暗合着20世纪中国文化的激荡与重生——从金石考据的严谨治学，到山水意象的抽象升华；从“画求内美不务外观”的美学坚守，到“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的文化自信，黄宾虹以漫长的一生践行着对民族艺术基因的解码与重构。

近日，“天地人——纪念黄宾虹诞辰160周年艺术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举办，展出了黄宾虹的经典作品、珍贵画稿、手稿及其收藏的古物等共计160余件（组），展现了黄宾虹超绝拔俗的艺术才情、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宽阔的人生阅历。展览展出之际，本报特别策划“纪念黄宾虹诞辰160周年”专题报道，从艺术本体、文化哲思、遗产活化、艺术鉴藏等多维视角切入，试图在黄宾虹的艺术轨迹中，探寻传统文脉生生不息的当代可能。

·黄宾虹画学的理论基石

·见天地精神 感人文内美

记“天地人——纪念黄宾虹诞辰160周年艺术展”

·藏以养学 为我所用——黄宾虹的鉴藏之路

·宋元文心与笔墨密码——黄宾虹收藏艺术市场分析

·黄宾虹四川之行的动因探究

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黄宾虹的传奇性不仅在于其“黑密厚重”的山水画风，更在于他以鉴藏为根基的学术体系建构。这位与齐白石并称“南黄北齐”的艺术巨匠，践行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求修养之高，无以言境界”的治学理念，显示出了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士大夫向近代学者过渡的特点，并将收藏、鉴赏与创作编织成一张互为滋养的文化网络。

徽商文化与家学浸润

黄宾虹一生都非常关注收藏，其不同时期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与鉴藏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黄宾虹的画学渊源与收藏取向，深植于家乡歙县（古徽州）的文化土壤。自晋代起，徽州“贾而好儒”的徽商群体崛起，他们遍行宇内，以参与盐业、漕运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更以“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的雅好，成为艺术品市场的重要推动者。明中期吴门画派兴盛时，徽商已活跃于苏州收藏圈，至明末，徽州“十室之邑，皆有藏书”，收藏之风极盛。这种收藏传统的缩影，依托宗族制度的“世守”传承，一直延续至晚清。

在明清徽州“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氛围中，徽商后裔黄宾虹虽生于浙江金华，却始终以祖籍歙县潭渡为精神故乡。其初号“滨虹”取自祖居潭渡的“滨虹亭”，后改字“宾虹”，既延续了对祖居地的文化认同，也暗含士人情怀。其父黄定华身为儒商，虽家道中落却雅好文艺，通书画、善交游，家中庋藏古籍、书画、印章颇丰，营造出浓厚的书香氛围。这种浸润于徽商儒风的成长环境，塑造了黄宾虹早年的文化底色——对家族“显达守节、穷则乐道”传统的尊崇，以及在徽商文化与士人精神交织中的主体确认，成为其艺术与学术道路的重要发端。

幼年黄宾虹即遍摹沈周、董其昌、查士标等名家真迹，形成早期疏朗见白、古朴清逸的“白宾虹”风格，其用笔松秀灵动、线条老辣的特质已初现端倪。20岁出头，黄宾虹随姻亲在扬州任职时往返多地，以薪金购得“四王”“八怪”旧书画300余轴，此为其首批收藏。

家族收藏对黄宾虹的影响深远，大量原迹为其提供了直接临摹的资源，使其在长期研习中奠定了扎实的笔墨功底。而且，徽人重原迹轻画谱的收藏传统，塑造了他“亲原迹而疏画谱”的画学思想，他反对当时流行的画谱临摹法，认为唯有上手赏玩真迹才能得笔墨真髓。徽商的收藏传统与家族艺术氛围，不仅是黄宾虹艺术启蒙的基石，更在其精神品格与创作理念上留下深刻烙印，成为他从传统向创新转型的重要养分。

黄宾虹藏 《贾至画马图》页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沪上鉴藏与故宫鉴画

1907年，因私铸铜币事件，黄宾虹前往上海，开启长达30年的沪上生涯。在此期间，他以编辑为职业，深入参与古书画鉴藏、社团活动、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构建起兼具实践与学术的鉴藏体系。

早年，黄宾虹与宣哲合办“宙合斋”古玩书画店，将收藏实践与经济支撑、理论研究紧密结合，为后续活动奠定基础。1912年，黄宾虹联合同仁创立“贞社”，这一以金石书画鉴赏研究为核心的学术社团，迅速凝聚起一批兼具收藏与鉴识能力的学者，形成专业鉴藏圈层，既提升了自身理论修养，也扩大了行业影响力。同年至1913年，他与高剑父等人合办《真相画报》，以国际化视野系统刊载古代书画名迹，成为其推广鉴藏思想的重要阵地，也让黄宾虹的鉴藏主张突破地域局限，走向更广阔的公众领域。与此同时，他还与欧洲画商史德匿等建立长期交易关系，将中国古书画推向海外市场，展现出本土深度与国际视野兼具的鉴藏格局。

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原迹接触经验及社团报刊的号召力，黄宾虹在上海古玩界名噪一时。1937年，他赴故宫博物院从事鉴定古代书画的工作，这也是对其30年鉴藏成就的高度认可，也为其晚年的艺术创新埋下重要伏笔。他以“笔墨气韵”为核心鉴定标准，从用笔、用墨中辨析真赝，这种建立在海量古画观摩基础上的敏锐眼力，既源于早年收藏积累，更在故宫鉴画中得到系统化提升，使其将鉴定理论与艺术创作理念深度融合。其收藏除“私心所好”，更重搜罗徽州先贤遗迹，还因朋友急难收下平庸或存疑之作，尽显情怀。如他坚信天津李盛铎旧藏“唐开元十四年贾至画”《人马图》（画史无载）为真迹，命名“贾至笔意”并融入创作，借古画意象构建独属自己的艺术语汇。

故宫鉴画与个人收藏的交互作用，成为其艺术蜕变的重要动力。他视古书画为“实物教科书”，晚年仍坚持临习。他尤其推崇新安画派的笔线功夫，所藏元代朱璟、明代郑重等人作品，以清劲坚挺、圆厚淹润的笔墨特质，为其提供了直接取法的范本。他吸收元画“水墨淋漓”的浑厚感，融合新安画派的刚劲线条，逐步形成“力透纸背”的用笔风格，为中期“黑密浑厚”画风埋下伏笔。72岁赴北平后，他以部分明清书画易“金石资料”“敦煌遗物”及“新安画派”作品，此选择暗藏其艺术变革轨迹。

黄宾虹的审美思想与收藏取向紧密相连。他通过鉴定故宫名迹与私藏古画，构建起华滋浑厚、秀润天成的艺术标准，认为真正的士夫之画需兼具“胸中千卷”与“泛览名迹”。这种将文献修养、实物研究与自然体验相贯通的理念，促成其画风从早期“白宾虹”的疏朗清逸，向中期黑密厚重风格的转变。其收藏与鉴定经历奠定的笔墨根基、审美高度及对传统精髓的深度理解，是风格形成的核心驱动力，生动诠释了鉴藏与创作相辅相成的艺术规律——鉴藏为创作提供养料，创作反哺鉴藏境界。

黄宾虹 《频虹藏汉铜印记》手稿 浙江省博物馆藏

印学滋养与笔法革新

黄宾虹对古印玺的收藏与研究，是其艺术体系的重要基石。他五六岁起便接触父亲收藏的古印，摹刻临习，成年后更以印学研究为己任。27岁因其父经营失利举家迁回歙县，他受金石风气与乡贤清初大藏家汪纫庵等的影响，开始古玺印收藏，并贯穿一生，不仅撰写《滨虹草堂集古鉥印谱序》《古鉥印铭并序》等多篇专论，以及《滨虹集古玺印谱》《滨虹藏印记》等著作，还发起“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借《艺观》等平台弘扬印学。其收藏并非止于雅玩，而是将古玺文字与金石鼎铭作为研究文字源流、考辨经传的实物依据，形成“以印证史，以史释印”的学术路径。

黄宾虹藏 巴蜀古印并释文 浙江省博物馆藏

古印玺的浸润深刻影响了黄宾虹的绘画理论与实践。他从周秦玺印的线条质感中悟得笔法精髓，提出著名的“五笔”论——“平、圆、留、重、变”，突破传统的“引书入画”，直指用笔的本质力度与精神厚度。其书法取法甲骨金文与玺印文字，笔意高古，是印学滋养的直接体现；绘画上，他认为金石器物斑驳浑厚的质感，与绘画中“浑厚华滋”的美学追求相通，推崇清道咸金石家将金石书法刚劲笔法融入绘画的理念，摒弃浮滑用笔，融入玺印的迟涩苍劲，“近看繁乱、远观葱郁”的层次张力，达成“内美静中参”的境界。其1953年创作的《溪山烟霭》，印章般的短促用笔与青铜器铭文的苍茫质感交织，是金石学向山水画转化的成果。

20世纪西学东渐浪潮中，黄宾虹作为近代学者型收藏家的标杆，其鉴藏实践熔铸出版、结社、创作、研究于一炉，彰显独特的学术自觉与艺术追求。与张大千专嗜“流传有绪”的名贵画迹、吴湖帆以“富甲天下”的精品收藏立名不同，黄宾虹的收藏始终秉持“为我所用”的实用理性——他不耽于器物聚散，唯择与画学研究、创作革新相关者留存，视古画为品鉴感悟的实物参照与自我超越的精神津梁。其“过眼即福”的洒脱观，打破传统藏家对“占有”的执念。其收藏体系中还包含陶、瓷、铜铁、砖瓦、竹木雕等民间器物，迥异于古董商的珍玩取向，而是基于民间工艺研究与历史考古的学术立场。他早年撰写《四巧工传》《铜器总论》等工艺史论，与邓实合编《美术丛书》时，亦收录大量民间工艺、图书装裱论著。黄宾虹的收藏心态是论知遇不论优劣、不为物累，他坦言：“敝处长物往往有前后异观自堪惊诧者，摈而弃之，不若存而勿论，待后时之比验。”

1948年，耄耋之年的黄宾虹受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之聘自北平南返，定居于西子湖畔。晚年的杭州栖霞岭居所成为黄宾虹整合毕生收藏的圣殿。1955年，黄宾虹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一万余件作品和藏品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这些作品和藏品包括自作书画5000余件，收藏的古今书画1000余件，古印近千方，铜、瓷、玉等文物近500件，碑帖藏书约2000种以及文稿、信札等，规模堪比小型博物馆，完整呈现其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全貌。

这种“不遗余物”的捐献堪称举世罕见，是中国艺术史上“收藏与传承”的典范，泽被后世深远。这种为研究而收藏、因收藏而超越的理念，映照着一位艺术家在时代变局中对文化根脉的深层叩问，他用收藏的碎片，拼凑出民族文化的不朽星空。

来源：中国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