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巨擘黄宾虹先生诞辰160周年。作为传统山水画向现代转型的扛鼎者，美术史学家、鉴定家和理论家，黄宾虹的艺术人生既是一部中国画现代性探索的启示录，亦是一部中华美学精神传承与裂变的壮阔史诗。在“五笔七墨”的理论建构与“浑厚华滋”的绘画实践中，黄宾
纪念黄宾虹诞辰160周年
本报记者 贺玮/策划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巨擘黄宾虹先生诞辰160周年。作为传统山水画向现代转型的扛鼎者，美术史学家、鉴定家和理论家，黄宾虹的艺术人生既是一部中国画现代性探索的启示录，亦是一部中华美学精神传承与裂变的壮阔史诗。在“五笔七墨”的理论建构与“浑厚华滋”的绘画实践中，黄宾虹将文人画的笔墨程式推向形而上的哲学境界，又以金石碑学入画，赋予水墨以“内美”的生命力。他的艺术轨迹暗合着20世纪中国文化的激荡与重生——从金石考据的严谨治学，到山水意象的抽象升华；从“画求内美不务外观”的美学坚守，到“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的文化自信，黄宾虹以漫长的一生践行着对民族艺术基因的解码与重构。
近日，“天地人——纪念黄宾虹诞辰160周年艺术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举办，展出了黄宾虹的经典作品、珍贵画稿、手稿及其收藏的古物等共计160余件（组），展现了黄宾虹超绝拔俗的艺术才情、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宽阔的人生阅历。展览展出之际，本报特别策划“纪念黄宾虹诞辰160周年”专题报道，从艺术本体、文化哲思、遗产活化、艺术鉴藏等多维视角切入，试图在黄宾虹的艺术轨迹中，探寻传统文脉生生不息的当代可能。
·黄宾虹画学的理论基石
·见天地精神 感人文内美
记“天地人——纪念黄宾虹诞辰160周年艺术展”
·藏以养学 为我所用——黄宾虹的鉴藏之路
·宋元文心与笔墨密码——黄宾虹收藏艺术市场分析
·黄宾虹四川之行的动因探究
《中国文艺学院之教授》，《申报》，1930年2月3日，第10版
1932年夏，黄宾虹应成都四川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周稷、教务长刘既明的聘约，准备入蜀讲学。事实上，此际的黄宾虹已经在暨南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等多所学校任职，甚至曾一度担任中国文艺学院院长。问题是，在上海风生水起的黄宾虹何以千里迢迢入蜀讲学？显然，欲解开这一谜团，发现历史之真，就必须把这一问题还原到彼时真实的历史语境中，结合具体事件，以期捕获历史真相。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虽然已是一个高度“世界化”的租界城市，但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的战争阴霾却日渐加重。此际黄宾虹与好友许承尧的数封书信中言：“沪上自一星期余，耳闻巨炮之声，目睹流离之状恐慌景象已同辽沈，惟敝寓距战地稍远，较似安谧。然孤军乏援，外交无助，即此长延，亦属可虑……如全国果作长期之战，变化更不可测。”“沪战未息，法界稍安”“沪暂似安，外来日形拥挤，长此可虞之至”等书信之言呈现了黄宾虹对时局的看法。从某种角度而言，书信的背后隐藏着黄宾虹对未来动向的焦虑，强烈的危机意识时刻萦绕在其心头。1932年4月，黄宾虹为张大千所画《王石谷画〈南巡图〉粉本》的题跋中言：“玄鸟祥开帝运新，祇今东海又扬尘。”他对国势颓靡、外患日亟时局的忧愤在题诗中表露无遗。“沪战未息，法界稍安”，黄宾虹此际居住在法租界，侥幸逃过了这场战火。然而，对黄宾虹而言，更加不幸的是其《古画微》的原版亦毁于炮火。基于此，其早年生成的“避地而居”的观念及心理机制，在如此现实语境的刺激下重新运作开来。
基于经济的原因，1920年冬，黄宾虹入股了汪律本在贵池的经营投资。虽然1924年夏爆发的山洪使得黄宾虹在贵池（今安徽池州市贵池区）的投资失利，但作为一方适合“避地而居”的处所，黄宾虹从未放弃对此地的经营和记挂。实际上，早在上海事变爆发之前两年，也即1930年，在其与许承尧的通信中就难掩隐居的愿望：“久谋归卧山中，仆仆风尘，斯愿未知何日偿也。”既然如此，黄宾虹何以不在上海事变后迁居贵池呢？两个原因，一是侵华日军制造上海事变，日军攻占了华界闸北一带，未牵连租界，黄宾虹此际租住法租界较为安全；二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3月14日，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5月5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事变结束，因而，黄宾虹仍居沪上。基于“避地而居”的观念及心理机制，经历事变后的黄宾虹虽仍留于沪上，但作为兼具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人这一过渡时代过渡身份的黄宾虹，基于现实刺激产生的危机意识与前瞻性，于此际把目光开始转向寻觅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时，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成都四川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聘似乎“如约而至”。巴蜀之地是躲避战火的大后方，抗战时期，徐悲鸿在蜀地度过了九年；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下成就了其最高水平的山水画。于黄宾虹而言，浸淫画史许久，恐怕也想亲身领略蜀地雄山秀水之妙，由此，历史的舞台上便留下了黄宾虹再觅“桃花源”——蜀地之行的足迹。
黄宾虹 《蜀山记游》 纸本设色 安徽博物院藏
黄宾虹接受邀聘的时间是1932年夏，但决意入蜀却在当年的初秋，而真正动身是在9月15日中秋节。从其答应出任教职到动身，其间几近三月，何以间隔许久？换而言之，这中间是否有甚变故，因而促使黄宾虹决意动身？实际上，去往四川之前，黄宾虹一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考察黄宾虹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关系，其中曲折不断，耐人寻味。据史料可知，黄宾虹最早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是在1929年春，适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分科，“添聘黄宾虹等为国画实习及理论教授”。亦是在本年，黄宾虹致杜考祥之书却显示了另一番景象，因有人主张废除国画，黄宾虹欲辞职，但因好友郑午昌、谢公展之鼓吹，黄宾虹虽仍留职，恐怕早已“淡漠视之耳”。事实上，即便在1930年黄宾虹任常务院长的中国文艺学院已然招生，其仍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早在1928年，黄宾虹、马孟容、郑曼青、郑午昌、张善孖等即商议创办中国文艺学院，因经费甚巨，一时未能成立，但一直在筹备中，直至1930年1月告成。故在信中，其对“同学”杜考祥直言赞同中国文艺学院，“虽绵力，固不辞也”。黄宾虹何以认同其筹备的中国文艺学院？实际上委婉地向我们道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画学之争。自西画输入后，国内公、私立艺术学校皆偏重西画，视国画为无足轻重，而“国内画苑老成，又以新派浅陋，不屑与之议论，职是国画精神，愈以不振”。因而，筹备文艺学院刻不容缓。事实上，中国文艺学院告成后，首先开设的就是画学系，以国画为主，西画为选科，又因画学与文学关系密切，遂开设文学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文艺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到场致辞，畅谈文艺教育之宗旨与方法，指出研习文艺之究竟，在能表现个性而时有创作，我国文艺经千年历史变迁淘溶，已达“一种水平线之程度”，学生学习必须要达到此水平线，才能有表现个性的机能。揆诸此际蔡元培之言论，竟暗合于黄宾虹之观念。回到其与杜考祥的书信，虽然黄宾虹任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但仍一心筹备其向往、认同的中国文艺学院，因而，闻听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人主张废除国画时，自然愤怒，借口离开。但黄宾虹年长，碍于人情世故，且处事考虑周详，策略应对，仍留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但“职员马、郑因有更动”，也即马孟容、郑曼青二人离开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投身于中国文艺学院的创办，1930年中国文艺学院筹备告成后，二人既是委员又兼教授。是信中最后言之“登报似挑衅，因不布露”，是何意？此际杜考祥的身份，黄宾虹称之为“同学兄”，应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显然，如此考虑，是担心将来或会引起“转校”风潮，故不能登报，亦足见黄宾虹处事之谨慎、周详。但事与愿违，中国文艺学院筹备告成后，因“书画文艺界名流均任教职，慕名入学者甚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校生亦纷纷随师转校”。
此为黄宾虹所始料不及，而1931年刘海粟旅欧归来后，对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重新进行人事调整，黄宾虹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那么，考量这一变化的历史动因，是否根源于此呢？查询史料可知，自刘海粟归来重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至黄宾虹入蜀前，对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人事、教学等进行两次整饬。第一次是1932年2月，黄宾虹被聘为国画理论教员，潘天寿任国画山水、国画史、画理研究所导师，傅雷任美术史、艺术论、名画家传等课程导师。
黄宾虹 《蜀游拙笔图》 纸本设色 54cm×26cm
1932年9月6日，《申报》刊登《上海美展之新气象》一文，涉及刘海粟此际对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行的第二次人事调整。诸如聘西画家王济远为副校长兼任绘画研究所主任；潘天寿为国画系主任，并教授中国画史；而各系的理论科目皆由傅雷担任。经此调整后，编制亦经审核委员会修正，呈报教育部刊入《中国教育》年刊。文章至此，未曾发现黄宾虹的踪迹，那么黄宾虹此际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何种角色？黄宾虹在文章末尾出现，为纪念该校成立20周年，组织筹备委员会，指定刘海粟、王济远……黄宾虹为委员之一，指定委员的名字排列，黄宾虹是倒数第二。两次调整，于人事上虽未有根本性的变化，但西化的倾向却明显加强——位列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学核心层的几乎皆有西方留学或游学的背景，这或许是刘海粟留学的成果体现。但于黄宾虹而言，经此变动，被挤出教学核心层，成为事实上可有可无、虚名以待的委员。文章刊登的时间是在9月6日，显然，调整发生于前，但应距此不远。
9月15日，正值中秋节，黄宾虹偕吴一峰悄然登船，离沪入蜀。漫漫长途，当黄宾虹立于甲板，远眺长江，揆诸前尘往事之时，不知其内心有何感想。
来源：中国美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