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门上还贴着2021年的春联，胶痕发黑，字迹模糊，看不清写的啥。每次路过，总觉得那春联像张欠条，欠着什么说不清的债。

我们村有个破单元门，用半块红砖头抵着，一抵就是三年。

门上还贴着2021年的春联，胶痕发黑，字迹模糊，看不清写的啥。每次路过，总觉得那春联像张欠条，欠着什么说不清的债。

王建国出来那天，我正在楼下修自行车。

其实车没坏，就是想找个理由在这儿待着。整个上午村里人都在传，说他今天回来。有人记得那天下雨，有人说那天大晴天，反正都记得那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口的样子。

“吱呀——”

单元门响了，那声音我听了三年，闭着眼都知道是谁。

是老刘。

刘大海，村里的老会计，今年72了。背有点驼，走路一颠一颠的，像只老母鸡找食吃。他手里总拎着个发白的布袋子，里面装着各种票据，有些票据已经发黄了，边角卷成了小圈。

“建国回来了？”老刘问我。

“不知道。”我继续摆弄自行车链条。

“听说昨天就到县里了。”

“嗯。”

老刘没走，在旁边蹲下来，从兜里掏出半包红塔山，递给我一支。烟盒已经软了，上面还粘着什么白色的东西，可能是胶布撕下来留的痕迹。

“你说他会来找我吗？”老刘突然问。

我停下手里的活，看了看他。老刘的眼睛有点浑浊，但还是能看出里面的不安。就像我家养的那只老狗，每次打雷前都会躲在桌子底下，眼神就是这样。

“不知道。”我还是这句话。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王建国一定会来找老刘的。因为当年举报他的，就是老刘。

那是2021年的事了。

村里修路，省里拨了180万。工程结束后，账目对不上，差了30多万。老刘是会计，最先发现的就是他。

我记得那天晚上，老刘在我家坐到半夜。

“咋办啊？”老刘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灰掉了一地。我媳妇在里屋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好像想盖过我们的谈话声。

“你确定？”我问。

“账目我算了三遍。”老刘从布袋子里掏出一沓发票，“这些发票，有一半是假的。”

那些发票在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更假了，像小孩子用蜡笔画的钱。

王建国是我们村的老支书了，干了快二十年。人不算坏，就是爱面子，爱占小便宜。村里人都知道他这毛病，但也没人当回事。毕竟村里的事他也没少操心，逢年过节还会给困难户送点米面油。

“要不算了吧。”我当时劝老刘，“钱没了就没了，反正路也修好了。”

老刘摇头，“不行。这钱是修路的，是为了大家好。不能让他这么糟蹋了。”

第二天，老刘就去了县里。

举报信是他亲手交上去的。我知道，因为他让我陪他去的。在县纪委门口，老刘站了十分钟，手里拎着那个布袋子，里面装着所有的证据。

“走吧。”他最后说。

推开那扇门的时候，老刘的手在抖。

一个月后，王建国被带走了。

那天是个周五，天气很热。王建国正在村部开会，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很客气，让王建国收拾一下东西。

王建国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桌上的茶杯洗了洗，放在原来的位置。那个茶杯是紫砂的，杯底有个小缺口，王建国用了好多年。

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村部。那栋两层小楼，门口种着两棵槐树，树下堆着一些旧报纸，被风吹得到处飞。

整个过程很平静，没有人围观，也没有人说话。

就这样，王建国进去了。

老刘从那以后就变了。

以前他话不多，但也不是现在这样。现在的老刘，整天一个人在村里转悠，遇到人也不怎么说话，就是点点头。

有一次我在村口遇到他，他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发呆。树上的槐花开得正盛，白花花的一片，香味很浓。

“刘叔，咋了？”我问。

“没事。”他说，但声音很小，像在自言自语。

“后悔了？”我又问。

老刘看了我一眼，摇摇头，“不后悔。该做的事就得做。”

但我能看出来，他心里不好受。

这三年里，村里换了新支书，是从县里派下来的年轻人。小伙子很有干劲，把村里搞得井井有条。修了新的垃圾处理站，建了文化广场，还给每家每户都安装了自来水表。

老刘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

不是说有人为难他，就是感觉整个人都没了精神头。以前他还会在村部帮忙记记账，现在连门都不进了。

他儿子在城里上班，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劝他去城里住，老刘总是摇头。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

为什么要待在这儿？我想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可能是在等什么，可能是在守什么。

现在，王建国要回来了。

午饭时间，村里突然来了一辆出租车。

车停在村口，王建国下来了。

他瘦了不少，头发也白了，但精神看起来还不错。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下面是黑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旧皮鞋。鞋子擦得很亮，但鞋帮有些开胶。

王建国先是在村里转了一圈。

他走得很慢，遇到的人都会停下来打招呼。村里人对他的态度很复杂，既不冷淡，也不热情，就是那种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尴尬。

“建国回来了？”

“嗯，刚到。”

“身体还好吧？”

“挺好的。”

就是这样简单的对话，然后各自散开。

王建国走到村部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新支书正在里面开会，看到他也很客气地打了招呼。

“王书记，回来了？”

“不是书记了。”王建国笑笑，“就叫我老王吧。”

两个人聊了几句，王建国就走了。

下午三点多，王建国来找老刘了。

我正好在楼下，亲眼看到的。

王建国上楼的脚步很轻，但那个楼梯太老了，每一步都会”咯吱”响。老刘肯定听到了，因为当王建国敲门的时候，里面很快就有了回应。

“谁啊？”

“是我，建国。”

门开了。

老刘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个茶杯，杯子里的水还在冒热气。

两个人就这样看着，谁都没有先说话。

过了大概十几秒，王建国开口了：

“刘哥，我能进去坐会儿吗？”

老刘往旁边让了让。

我在楼下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能听到声音。开始很安静，后来老刘的声音有点颤抖，再后来，好像有人在哭。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王建国下来了。

他的眼睛有点红，但表情很平静。

我忍不住问：“都说啥了？”

王建国看了我一眼，苦笑了一下：

“我跟刘哥说，谢谢他。”

“谢谢？”我有点懵。

“要不是他举报我，我可能会越陷越深。30万只是个开始，如果继续下去，可能是100万、200万。”王建国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这三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

“那你恨他吗？”我问。

“恨过。”王建国很诚实，“刚进去的时候，我恨死他了。觉得他小人，觉得他阴险。”

“后来呢？”

“后来我想，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做。”王建国弹了弹烟灰，“那些钱是修路的，是全村人的。我拿了，就是偷了大家的。”

我点点头，但心里还是觉得复杂。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他道个歉。”王建国继续说，“这三年，他比我过得还难。全村人都知道是他举报的我，压力很大。”

“他咋说？”

“他哭了。”王建国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他也后悔，不是后悔举报我，是后悔没有早点阻止我。如果他早点发现，早点提醒我，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我沉默了。

这就是我们村的故事，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王建国走的时候，老刘送到了楼下。

两个老头儿站在那扇破门旁边，谁都没说话。最后还是王建国先开口：

“刘哥，以后有时间常来坐坐。”

“好。”老刘点点头。

王建国走远了，老刘还站在门口。

晚风吹过来，带着槐花的香味。那张发黄的春联在风中轻轻摆动，像是在跟什么告别。

我走过去拍了拍老刘的肩膀：

“刘叔，别想太多了。”

老刘转过头看我，眼里有泪，但也有释然：

“这三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总想着是不是做错了。今天建国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有些事情，必须有人去做。即使会伤害到别人，即使会伤害到自己。”

老刘说完这话，转身上楼了。

那个夜晚，我在村里转了很久。

月亮很圆，照在那些熟悉的房屋上。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说不清的对错。

王建国家的灯亮着，老刘家的灯也亮着。

两个老头儿，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如何在余下的日子里，好好活着。

第二天早上，我路过那扇破门的时候，发现门上的春联被撕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新贴的通知：单元门已报修，请住户配合。

那半块红砖头还在，但位置换了。以前是横着放，现在是竖着立。

这个小小的变化，让我觉得生活又有了新的开始。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日子总要继续过下去。

就像我们村里那句老话：

“天塌了，还有个高个子顶着。地陷了，还有个矮个子垫着。”

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

重要的是，要有勇气面对，要有智慧选择，要有温度原谅。

王建国和老刘，用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和解，不是忘记过去，而是理解彼此。

真正的救赎，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承担后果。

真正的友谊，不是从不伤害，而是伤害之后的相互理解。

这个春天，我们村的槐花开得特别盛。

白花花的一树，香飘十里。

那香味里，有宽恕的味道，也有希望的味道。

来源：彩虹泡泡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