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在村委会门口修那辆破自行车，链条总是掉。手上满是黑油，听见远处传来急刹车的声音，很刺耳，像指甲刮黑板。

那天下午，太阳有点毒。

我正在村委会门口修那辆破自行车，链条总是掉。手上满是黑油，听见远处传来急刹车的声音，很刺耳，像指甲刮黑板。

“出事了。”隔壁理发店的老李探出头。

我们这村子不大，总共也就三百多户人家。有点风吹草动，消息传得比野火还快。不到十分钟，就有人跑来说，是刘支书家的小军开车撞人了。

撞的是村东头卖豆腐的老王头。

老王头七十多了，耳朵不太好使。每天推着豆腐车在村里转悠，嗓子哑得像破锣，但还是扯着喉咙喊：“豆腐——新鲜豆腐——”

那声音，我们从小听到大。

刘支书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村里要修路，上级拨了款，他正和几个村干部商量着怎么分配。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桌上摆着半杯凉茶，茶叶已经沉底。

电话响了三遍他才接。

“爸——”小军的声音在电话里颤抖，“我…我撞人了。”

刘支书的手停在半空中，夹着的烟掉在了桌上，烫出一个小洞。那张桌子本来就旧，贴着一层透明胶布，已经起泡发黄。

“撞了谁？”他问，声音很低。

“老王头…他…他没气了。”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停下了说话。空调嗡嗡响着，外面传来孩子们放学的嬉闹声。一切都那么正常，又那么不正常。

刘支书放下电话，看了看手表。三点二十分。

他站起来，拿起桌上的车钥匙。

“散会吧。”他说，“路的事明天再说。”

我骑着修好的自行车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围了一圈人。老王头的豆腐车翻在路边，白花花的豆腐撒了一地，有的踩烂了，和泥土混在一起。

小军的红色轿车停在不远处，前保险杠撞瞎了，车头还冒着热气。车里有股酒味，很浓，混着汽油味和血腥味。

小军坐在车里，脸色苍白，手抖得厉害。他看见我，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老王头躺在路中央，豆腐车的轮子还在慢慢转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他的眼镜飞到了三米外，镜片碎了，反射着午后的阳光。

“快打120！”有人喊。

“还打什么120，都凉了。”旁边的老太太摇头，“造孽啊，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

救护车来得很快，但确实没用了。老王头走得很突然，估计是当场就没了知觉。医生检查了一下，摇摇头，拉上了白布。

那块白布很干净，在泥土路上显得特别刺眼。

刘支书到的时候，已经有警察在现场了。他下车的动作很慢，像是腿脚不太好使。其实他才五十出头，身体一直挺硬朗的。

他走向小军，隔着车窗看了看儿子。

小军哭了，“爸，我…我喝了点酒，没想到…”

“你给我闭嘴。”刘支书的声音很平静，但听得出来在压着火。

警察小张是县里派来的，年轻，刚工作没几年。他认识刘支书，毕竟这村子的大小事务都要和他打交道。

“刘书记，”小张走过来，“这事…”

刘支书摆摆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老王头的儿子从城里赶回来了，开着一辆黑色的SUV。他是做生意的，据说挺有钱。下车就冲着小军去了，被几个人拦住。

“撞死我爸还想跑？”他指着小军，“我告诉你，这事没完！”

刘支书走过去，“小王，节哀。你爸的事，我们一定给你个说法。”

“说法？”小王冷笑，“你儿子酒驾撞死人，你给我什么说法？”

现场越来越乱，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在旁边嘀咕：

“老王头真可怜，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

“小军这孩子平时看着挺老实的，怎么会…”

“酒驾啊，现在查得这么严，他还敢…”

刘支书听着这些议论，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老王头的尸体，突然觉得很累。

那天晚上，我路过刘支书家，看见他家客厅的灯还亮着。隔着窗帘，能看见人影在晃动。

第二天早上，消息就传开了：小王要私了。

开价五十万。

这在我们村可不是个小数目。刘支书家虽然不算穷，但一下子拿出五十万也不容易。听说他跑了好几家银行，想办贷款。

村里人的议论多了起来：

“五十万啊，够我们家十年的收入了。”

“老王头就值这个价？”

“要我说，能私了就私了，省得坐牢。”

我在村委会遇到刘支书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桌上摆着一堆文件，还有一个旧相框，里面是他和小军的合影，那时候小军还在上小学，笑得很灿烂。

“行，我知道了。”他挂了电话，看见我在门口，“老李，进来坐。”

他给我倒了杯茶，水有点凉，茶叶是去年的陈茶。

“听说要私了？”我问。

他点点头，“小王那边松口了，愿意五十万私了。”

“那挺好的。”我说，“花钱消灾嘛。”

他没有答话，只是盯着窗外发呆。窗外是村里的主干道，老王头以前就是推着豆腐车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现在路面上还有些血迹，被过往的车轮碾压，已经发黑了。

“老李，”他突然开口，“你说我这些年，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我有点意外，“怎么这么说？”

“我当了十多年村支书，一直教育村民要守法，要讲道德。结果我自己的儿子…”他摇摇头，“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对村民？”

外面传来广播声，是村里的大喇叭在播放新闻。声音断断续续的，设备有些老化了，时不时会发出刺耳的电流声。

“法不容情，该判就判。”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我以为他是在说别人，没想到第二天就知道，他说的是自己的儿子。

那天晚上，刘支书做了一个决定。

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甚至没有告诉妻子。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从晚上九点坐到凌晨两点。客厅里的电视开着，播放着深夜节目，声音很小，只有画面在闪烁。

墙上挂着一幅字：廉洁奉公。那是他刚当村支书时写的，字写得不太好，但很工整。

凌晨两点半，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县公安局的号码。

“我是刘志国，”他说，“我要举报一起酒驾撞人案。”

接电话的值班民警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您说哪起案子？”

“我儿子刘军，昨天下午酒驾撞死人，现在想私了。我觉得不对，想举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您确定要举报您的儿子？”

“确定。法不容情，该判就判。”

挂了电话，他觉得轻松了许多。外面开始下雨，雨点打在窗户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他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听雨的夜晚，那时候觉得雨声很烦，现在却觉得很安静。

第二天早上，警察来了。

不是昨天的小张，是县里的专案组。几辆警车停在村委会门口，引来了很多人围观。

刘支书主动配合调查，提供了小军酒驾的证据，还有私了的录音。他准备得很充分，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天。

小军被正式逮捕的时候，很多村民都赶来了。有人同情，有人不解，也有人暗地里说风凉话。

“老刘这是疯了吧，亲手把儿子送进监狱。”

“五十万啊，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要是他，打死也不会报警。”

但也有人支持他：

“老刘做得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才是好村支书，大义灭亲。”

刘支书听着这些议论，表情很平静。他站在村委会门口，看着儿子被警车带走，没有流泪，也没有挥手。

只是在警车消失在视线里之后，他慢慢蹲下身，点了一支烟。

那支烟抽了很久，长长的烟灰掉在地上，被风吹散了。

案子的审理很快。

酒驾撞人致死，判刑三年。小王最终也没有拿到那五十万的私了费，但他说不后悔：“老刘这么做，我反而觉得心里踏实了。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真的没了。”

庭审那天，我去法院旁听了。刘支书坐在旁听席上，背挺得很直。当法官宣判的时候，他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握紧了拳头。

小军在法庭上哭了，向老王头的儿子道歉，也向父亲道歉。他说他知道错了，会好好改造。

刘支书没有回应，只是静静地看着儿子。

散庭后，我和他一起走出法院。外面阳光很好，和案发那天一样刺眼。

“后悔吗？”我问他。

他想了想，“不后悔。但心疼。”

“心疼什么？”

“心疼老王头，心疼小军，也心疼我自己。”他苦笑了一下，“但该做的还是要做。”

回村的路上，我们没有多说话。车窗外的风景还是那样，绿色的田野，远山如黛，偶尔有鸟儿飞过。一切都很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现在，小军在监狱里服刑，表现很好，可能会减刑。刘支书还是那个村支书，工作认真负责，村民们对他的评价反而更高了。

老王头的豆腐摊位，现在由他儿子偶尔回来经营。豆腐还是那个味道，但叫卖声再也不是那个调调了。

有时候我路过那个路口，还能听见似有似无的叫卖声：“豆腐——新鲜豆腐——”

但回头看时，什么都没有。

只有风吹过，带着淡淡的豆香。

那天下午的太阳依然很毒，但刘支书学会了在阴影里走路。他说，阴影里也有光，只是需要适应一下眼睛。

我想，他说得对。

法不容情，该判就判。

这句话现在还挂在村委会的墙上，就在那幅”廉洁奉公”的旁边。字还是那么工整，只是颜色淡了一些。

但意义，却更深了。

来源：牟牟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