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忧心的日子终于来临，一九四四年七月前后，全市骚动，老百姓再也不能安居，纷纷向乡村或山区疏散。到了八月中，整个城市已是人心惶惶，人人惊慌失措，满街车轮滚滚，向城外奔去。亲友见面，只顾得问声"你们走哪里呀？那里安全不安全？广西会不会沦陷呀"，便又急匆匆地走了。

逃难的日子

我忧心的日子终于来临，一九四四年七月前后，全市骚动，老百姓再也不能安居，纷纷向乡村或山区疏散。到了八月中，整个城市已是人心惶惶，人人惊慌失措，满街车轮滚滚，向城外奔去。亲友见面，只顾得问声"你们走哪里呀？那里安全不安全？广西会不会沦陷呀"，便又急匆匆地走了。

战火笼罩着桂林，那一片热气腾腾的繁华景象已随风而去，白日商店既怕警报，又要疏散物资，生意顿时萧条下来，晚间虽还有电影可看，但大难当头，谁还有心去娱乐，去听宣传呀！

那时，仍有人抱着幻想，希望广西能再打个胜仗把鬼子赶走，但是谈何容易！大片国土已沦陷殆尽，就剩下一些边陲之地了。

随着政府机关着手转移物资到百色，疏散空气弥漫，官家眷属立时骚动起来。

当时的黄旭初省主席因病到重庆治疗，黄夫人随行，其他夫人太太们多有跟丈夫疏散到重庆去的，也有和儿女一起转移，只有我不知何去何从。丈夫在前线抗日，无暇顾及，儿子远在万里之外，难以照顾，侄儿嘉球一家在柳州，一时不能回来顾及，这时我真感到进退两难。

我家大伯以下，所有亲属都疏散回家，准备一吃紧便进大山沟去，我大哥进城来问我要不要回乡去。我一时委决不下，只好把家中衣服什物先行打点，给他运回家乡。我打算再等一下，希望德邻有个安排之计。

黄夫人临去重庆前来问我去不去。我是不愿跑到那地方去的，心想你跑重庆是同丈夫一起，我去跟谁呢？于是我说："我回乡下去算了。"黄夫人说："别人回乡下跑山沟可以，你是这样身份的人，即使敌人不来，那山沟中土匪若是趁乱洗劫，你受惊受辱怎么办？你如果不想去重庆，就随省府眷属到百色去吧！"

到八月中旬，整个桂林疏散的人群已如大河奔流，一发不收。

黄夫人临飞前又来对我说："我要跟主席到重庆去了，大夫人你同我家人一道去，千万要走呀！你不走将来德公问起，我们主席不好交待啊！"

正当其时，德邻托人带来口信，叫我随同政府疏散，一切有政府照顾。此时黄夫人家属已整装待发，催我急行，我只好收拾随身行李铺盖等物，匆匆上路，家中由我大哥留守。

田嫂一直嚷着要跟我走，说是不放心我出这么远门，何况是走难，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想想路上肩挑手提的，没个有力的人确也不成，最后只好带我的厨师族叔六五同行，还带一个十五六岁的侍女春燕，以便随身呼唤。田嫂则暂时在家和大哥看守房子，等到紧急时才下乡去，帮我管管谷子。

我们是分乘几辆汽车走的，一路上只见公路两旁难民如蚁，有的坐大卡车，有的推木板车，有的坐牛车，多数是步行，一个个惊慌失措，面容憔悴，肩挑手提，拖儿带女。越走越艰难，只好边走边忍痛将所带行李丢弃。由于饥饿，小儿女哭到声嘶力竭，有些人眼看小孩活活饿死，也顾不上掩埋尸体，只能用衣服匆匆一裹放在路旁，又仓皇上道。一片哭泣声、诅咒声，生离死别的惨状，令人心酸下泪，目不忍睹。

车经雒容桥，眼看一列火车经过，上面人山人海，但见车厢里，车顶上、车底下都是黑压压一片。火车飞驰着，一路上惨剧不断发生。听说那车顶上的人因坐不稳爬不牢被颠下来摔死摔伤的，车底下因车身摇晃抓不牢跌下压死压伤的都不计其数。这哪能说是坐火车呢，简直是拿命去拼。还说是上得火车就算够幸运的。

再说留在车站搭不上车的人更是人山人海，加上行李物资堆积如山，便又成为日寇轰炸的目标。被敌机狂轰滥炸，机枪扫射，死伤之状，惨绝人寰。

受此深重灾难，老百姓对日寇恨之人骨。听说有一次在桂平某村上空打落敌机数架，老百姓一拥而出，人人手握菜刀锄头，只要看见敌机人员，不管是死的伤的，一律千刀万锄。

一路上所见所闻，更使人心焦如焚，心想与其在路上碰到什么不测，倒不如死在家中的好。心中一直后悔不该出来。

车经柳州，因有二三日逗留，我便到嘉球的机关去，一心要同他商量一下，我去百色是否妥当。其时嘉球的机关亦正着手疏散，一片忙乱。侄媳怀孕九个月，正在进退为难。本想叫她坐上我的小车跟我走，但她已是经不起长途跋涉的人了，何况还有两个孩子，只能随机关坐民船去象县一带，那里有大山可退，甚至准备必要时，男人拿起武器去打游击。

嘉球主张我还是跟随政府走的好，他们机关小，经费不足，保不定什么时候来个解散。若是机关解散，他打算携妻女到好友李焯岗家乡去避难，而我的身份与一般不同，怕招来不便，所以还是随政府行动为好。他说的与黄夫人大致相同，我便不再犹豫，决心跟定省府疏散了。

际此紧急时刻，我不禁心酸起来，眼看一些夫人太太们，有的跟随丈夫，远走高飞到重庆，有的儿女家人一大群，早已打点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只有我在这战火离乱中，似乎走投无路，难免埋怨起丈夫来，怪他毫不把我放在心上，让我孤苦伶仃地东奔西闯。但是想到丈夫身在前线，自身性命尚朝不保夕，怎么顾得上妻小？设使他在战场上死去，我又如何呢？再说，我自己又不愿到重庆去，如今跟随政府疏散，一切有人照应，与老百姓相比，天上地下了，何必还在怨天尤人呢！这样一想，满胸怨恨也就烟消云散。

与嘉球分手后，在柳州乐群社住了两天，继续赶路。辗转到过宜山、都安，才来到南宁。

那时我们坐在车中，任随政府叫去哪里就到哪里，叫走就走，叫停就停，主意全无。既已出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记得到了宜山，说是暂时歇下，我们在宜山中学住了二十天左右，刚刚过了中秋节，宜山也不平静，便又经由都安到南宁。南宁是不能久留的，那里早已一片混乱，只在乐群社住了两天，便向百色转移。

政府在百色驻下，决定眷属再向凌云转移，经过几昼夜崎岖山路，我们风尘仆仆到得凌云，人疲马乏，个个都已累得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若是敌人连这弹丸之地都不放过，到时只好以身殉难了。

同来凌云的眷属都安排住民房，我住的房舍比较好，政府还派了一名勤务兵保护我这临时的家，这便有两个壮男和一个侍女在身边了。心中虽说略安，但是逃难在外，怎能睡得安枕？何况传闻越来越多，令人不寒而栗。有说日本鬼子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这些眷属一个个提心吊胆，不知何日大祸临头，也有身边藏把利刀，到时宁可玉碎，不求瓦全的。

黄旭初主席因病去重庆，广西省主席由陈良佐代。陈良佐到百色之后，曾亲来看我，备极安慰，说是李司令长官交代，好好照应大夫人。叫我万事放心，只要政府在，绝不使大夫人为难。听他这一番话，感到德邻虽远在千里，尚关注到我的安全，可以说是仁至义尽，我对他有过的几分怨气，也就一笔勾销。

落脚凌云

在凌云住下，大家很少外出，不知外面是什么样子，只有六五和勤务兵挑水、买菜、做饭；春燕也不敢随便乱走。

这地方交通闭塞，邮递不便，文化落后，医药缺乏，碰上有病，真是束手无策。苏厅长的儿子，因患肺病，竟至不治而死，苏太太一家悲痛万分，我们只有一掬同情之泪。逃难到此，人人都有朝不保夕之感。

我天天叫勤务兵到外面探听消息，想知道点前方打仗的情况。不久，听说敌人只到过隆安、平果一带，没有再向百色侵入，才略为安定，晚上也才睡得贴枕，长期以来一直揪着的心才放松下来。有时便也出去领略一下那里的乡土风光。

凌云虽说是县城，但镇内只有街道一条，无所谓马路，不过那街道是用大块大块青石板铺的路面，因人久行，又光又滑，倒别有风味。平时，大街小巷但闻犬吠鸡啼之声，却少见有几个行人，六日才一圩。只有到了圩日，这弹丸之地，才熙熙攘攘起来。

凌云地属山区，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除汉族外，有壮、瑶、仫佬等族，通行壮语。这壮语我们住了近十个月还总听不懂，只知道开门叫"关道"，老鼠叫做"恼"，食饭叫"吉艾"，出街叫"背噢"，我们外来人很想学几句，但总是笨嘴拙舌的讲不顺口，好在城镇居民，多数会讲官话，才不至于言语不通。

这地方生活虽清苦，但河水特别清甜，饮之口舌生津。更喜的是当地农民多种香粳米，这是城市人难以尝到的，此时我们可以天天食粳米饭，倒觉得是逃难中最好的享受。记得在南宁时和德邻只吃过一餐粳米饭，他吃得那么津津有味，故宁愿回乡做农夫。

本地百姓生活虽苦，少肉食，但个个体格健壮，脸色红润，步履矫健，大概是香粳米特别养人吧。这些生长在山区的老乡，一个个翻山越岭，步履如飞。

六日才有集市，到了圩日，乡民便汇集到来，那时所有猪、鸡、鸭、鱼、山货等也相当丰富。我们疏散到来的人，总是一次买下几天的肉食。

后来，镇上商家见疏散来的人多了，便陆续开起各种各样的店铺，卖油盐杂货的，卖日用百货的、布匹的，一下子也就热闹起来。并打破了老规矩，不到圩日，也杀猪宰牛应市。

我的厨师六五，因见长日无聊，便与勤务兵合计，去做杀猪卖肉的买卖，说是既可赚点钱，又可方便自家吃食。我笑他说："五叔，杀猪卖肉，既吃得好又有钱赚，你攒得钱想讨个凌云老婆吗？只是你不怕人笑话，说大夫人的家人出来卖猪肉？"六五说："大夫人不是说过不劳动不得食吗？你搓麻织线都不怕人笑，我们卖猪肉有什么可笑的，又不是去偷去抢。一天闲着，睡到后枕都出老茧了。"我只好一笑而罢，乐得天天吃上新鲜的猪肝瘦肉。

我们到了凌云不久，就是隆冬十月，山区苦寒，朔风刺骨，人人看守个火盆，不敢出门。也有烧起木柴的。整个冬天，靠的烤火御寒，日子郁闷不堪。

幸好这地方的柴炭丰足，不愁过冬。

有趣的是这地方的乡民卖柴，不是用肩挑手提，而是用额头来承担，成百斤的柴火，用绳索捆好，再用一根宽阔的皮块，勒在额头，一用力，柴火便靠在背上，稳稳扎扎地，走起路来，似乎毫不吃力。一个壮汉，可以挑起百把斤。这种负重的劳动，与我们汉族大不相同，初看时很觉新鲜有趣。

六五卖肉做生意，也想学着用额头挑猪肉。但额头老使不出力气，大家看他颈脖都涨粗了，却是背不起，最后还是用背背，不禁哈哈大笑。六五说："学不得，学不得，怕不把颈骨给折断才怪呢！"

还有一件趣事，是这地方养猪不兴关着养随它到外面找食。猪和狗同样喜吃人粪。那里又不兴设厕所，当地人多数走出屋外空地或树木底下大便，于是便往往有猪、狗跟在后面等食。因此，人们每逢大便，必须人手一根棍棒，以便赶猪。我们初见很不明白，随后知道了，真是想笑又怕人恼，只好闷在肚里笑。

我们疏散去到各家的眷属，都在住户中改善了一下卫生设备。

返回家园

好不容易才盼到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传来，人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病在床上的，也一跃而起。便有人放起鞭炮来。一时之间，凌云鞭炮销售一空。商家们专门赶到百色去运鞭炮，但是，百色更是供不应求。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过来了。走难到来的除了欢天喜地、互相报喜庆贺外，跟着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李、收拾细软，把笨重的东西通通留下，恨不得插翼飞回家乡去。有些一家人分作几处逃难的，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又是寄信的，又是拍发电报的。凌云那个小小邮局，一下子挤得水泄不通。

所有疏散到来的人都在大街上奔忙起来，只有我，虽则欢喜，却不知给谁寄信、拍电报。丈夫此时不知身在何处，儿子又远隔重洋，侄儿外甥杳无音信……还是六五说："写个信回村头给大哥吧，就说你快要回去。"这时，我才兴冲冲地去找黄太，商量写信。黄太正好来到门外，说："黄秘书已经拍电报给李长官啦，电文是：'大夫人平安无事，准备返乡。'"

大家便天天打听动身日期。

这日子终于到来了。我由黄秘书及他太太陪同返桂。一路上备受山路颠簸之苦。但是大家都不觉其累，宁愿三天并作两天行。到百色，仅小歇三天，便遗返南宁。百色到南宁，一路平坦，这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得下来。

到达南宁，仍然下榻于乐群社。同住乐群社的还有好几家眷属，大家正自谈笑风生，谁知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把快乐气氛冲淡。原来是有人发现我随身携带的小皮箱被扔在厕所，并把这小皮箱送回给我。我不禁大吃一惊，看那皮箱仍然锁得好好的，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些房田契据之外，其余银元、钞票已不翼而飞。心知其中有鬼，幸好我的金首饰放在身上，否则损失更为惨重。想不到走难一年，未遭不测，此刻胜利归来，反而被人暗算。

随后有人来告密，说是某某太太大有嫌疑。只要严加查检，自然水落石出。我怕事情闹大，心想钱财身外之物，何必伤了和气，情愿不再追究。但见此人成日心神不定，我便装聋作哑，一场名誉破产的大事，遂烟消云散。别人说我不应姑息养奸，我说这样倒好，否则难免逼虎跳墙。一人作恶，连累一家没有脸做人。宁愿我吃点亏，以后自己小心便是。

这是我一生中仅有一次被盗，而作盗者竟是亲近的朋友。

三日后取道柳州返桂，到柳州当天，嘉球的好友李焯岗得知我已回抵此间，立即来见我。告知嘉球家小，亦已从象县返抵柳州的拉堡圩住下，等候返桂。我立即叫焯岗送信给嘉球，叫他们赶快到柳州，与我同返桂林。

第二天，嘉球夫妇及一双儿女，同来旅社相见。大家劫后重逢，悲喜交集，高兴不尽。

当天一行共有十人，在饭店吃了一餐最丰富的晚餐。一年来的苦难，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到柳州那阵子，正碰上霍乱流行。死亡数字惊人，路上行人稀少，似乎都给瘟疫吓倒了。老百姓害怕之余，遂兴起迷信之风：烧油锅送瘟神。我下榻旅舍所在的那条街，也烧起一个大油锅。虽说是迷信之举，但可见瘟疫流行之可怕程度。不但柳州，桂林也一样流行疫症，死人亦不少。回家后听说我的桂花街住宅大门外就倒毙了两人，无人收尸。

返桂途中，我们还历了一次险。当时公路已被敌机炸得毁坏不堪，尚来不及修复。有些便桥还是摇摇晃晃的，只能勉强通车。我们过雒容时经过一座便桥，司机见那桥面的木板松动，还有几处歪歪斜斜，怕有危险，叫我们先步行过桥，他试着行驶。我们才行过对河，就听得汽车马达声和桥板折裂声，随之不少木板掉在河里。靠岸时搭板已歪倒一边，车也歪了，险些翻下河去。幸得司机把得稳，总算冲得上岸。只是棉被等物已经落水，我们心惊肉跳，都出了一身冷汗。司机更是大汗淋漓，说是几多飞机炸弹都躲过了，也没碰上日本鬼子，总算造化的。如果回来遇上翻车，才不值得呢！这桥自我们过后便交通中断，真是万分侥幸啊！

黄昏时分，才抵桂林。虽说重返家园，天大之喜，但入城后只见一片废墟，大街小巷瓦砾满地，路人疏落，胜利的欢乐顿时被淹没了大半。感到战后的惨状，也不比战时差得多少。再看那十字街的房屋，有大半都被日敌烧的烧，炸的炸，完好的建筑已难见到。何况又是瘟疫过后，一片荒凉！

车到桂花街一看，房子已全部烧毁了，只剩得一个空架子。只好调转车头回义学巷，谁知也是炸的炸，烧的烧。幸好我外甥龙起潜先我回来，已雇木工把中间一进房舍修起几个房间作为临时住处，门尚未安装，我们一行已经回到。外甥二话不说，首先告知家人平安，但疏散回乡的大小笼箱都已被日敌洗劫一空。我只听得前一句，后面一句觉得不关重要，也不加细问。

我们就在这废墟上的临时木屋中住了下来。

光复后的桂林，水电供应尚未恢复。入夜灯火暗淡，街头冷冷清清，又经过一场瘟疫，行人都心有余悸，无事不随便出户。

马路两旁，骑楼底下，尽是些有家可归而又一时回不去的异乡人。有的被炸得断手跛足，有的双目失明，有些是孤儿寡妇。人人面前写一张乞讨文字。这战后景象，触目悚然。

但是抗战八年，胜利毕竟带来了太平的喜悦呀。赶走了日寇，不再受兵燹之灾。只要国土仍在，就可重建家园。尽管有的已家破人亡，眼前有许多困难，但比起背井离乡，东奔西逃的苦日子，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所有的人都被胜利的喜悦、家人团聚的欢乐，以及如何打叠起百倍精神，去收拾、去重整家园占满了心思。

十天之后，我和侄儿媳一齐回乡，看看劫后的家园。

榔头村损失不大。村头家中却被日寇临撤退时，打开夹墙，将家中所有收藏的衣服箱笼，全部洗劫一空（其中包括我的）。我哥见到我，虽然欢喜，但又担心我为失去财物心疼，故期期然有歉意。我说："只要人平安，东西算不了什么，我一点不心疼。"他见我不放心上，便讲起这一段经过。

夹墙是在日本鬼子撤退头一天被发觉的。那天，鬼子要抓鸡杀。鸡偏偏飞到夹墙上，鬼子追了上去，便发现了下面藏的许多东西，这才把夹墙打开，把东西一件件翻了出来，挑了一些西装、大衣，其余衣被之类，随手撕烂，扔出墙外，便也有大胆的乡亲，偷着出来搂了回去的。大哥说现时还有不少乡亲捡得我家东西的，问我怎么办，我说："又不是人家偷的，若然鬼子放一把火，连房子都烧了，你又问谁去讨呢，倒不如给乡亲们的好。"

乡亲们因为拾捡过我家的东西，怕我回来算账，一个个不敢露面。直到我同大哥说的话传了出去，他们听见，才放心、欢喜，都走拢来问我逃难情况。我把走难时经历的艰苦困难，对他们述说，大家都说我有福，不曾碰上鬼子，还说起了鬼子人村的惨事：妇女跑到茅地去躲，鬼子放狼犬到茅地乱吠乱咬，还把妇女拖了出来，更有被狗咬伤的，被鬼子强奸的……

家园重建

桂花街那幢美丽的小楼房，被日寇撤退时一把火烧了，但所有砖墙因建筑上乘，故未倒塌，要重新修复此屋，也不太难，但一年半载是修不起来的。而义学巷的屋子亦已毁了。义井头的老屋更破败零落，以至于我在桂林无一住处。遂与嘉球、起潜合计一下，大家认为干脆把义学巷建为旅馆，以便日后有所收入，亦是开源节流之计。于是由起潜着手规划建造此屋，将以前我住的后进仍建为适用于旅客住的二层楼，前面三进则一律以木板建成五十余间客房。竣工后由起潜经营，名为建新旅馆。听说一九五二年，起潜到广西化工研究所工作，才把旅馆移交给政府代管。此旅馆至今仍在营业。

与此同时，把义井头的老屋中进，建为一简单的二层楼房，作为临时住处，一俟桂花街的房子重新修复，再作搬迁。义井头这简单楼房，不到半年竣工。我在乡间，惦着桂花街的房子，怕房子施工马虎，遂先到桂林，住入义井头新居。此屋简单朴素，但亦颇舒服，战后得此，已是不错，我名之为"秀庐"。

与我在一起的是嘉球一家大小，侄女月波，褚、刘两家甥女，以及嘉球好友焯岗的儿子。仍然是六五煮食，春燕听使唤。

住在秀庐正好与王太紧邻，有事没事，天天见面。王太为人随和、善交际，常常拉我到处寻亲访友。我一日都少不了她，每日饭后，不是她过来，便是我过去。不过都是我过去的多。她那个家，经常是一两桌麻将，还有人坐背后补缺的。那些太太们真可谓胡地胡天了，只顾嘻嘻哈哈，牌桌上坐得腰酸背胀后，便又拉起娘子军去逛街，去裁缝店，上戏院。大家都说国难已过去了，何不多寻开心。

因此，每逢风和日丽，便联袂出游。坐厌了车，索性漫步而行。所到之处，笑声一串。路人往往摇头叹息，说这般人不知居家过日子。也有点头哈腰称羡道好的，说我们前世烧得高香，今世有享不完的福。

游到哪里，吃到哪里。花桥的酸菜，月牙楼的斋面，百食不厌。特别是花桥一带的酸菜，吸引着来往行人。别看它摊子小，都是围满食客，三分五分钱一小碟，一毛的一大碟，又酸又脆又辣，是游花桥者非一尝不可的。

那时游七星岩已比抗战前方便得多了，因抗日时七星岩是躲警报最好的防空洞，为此，里面已装有电灯照明，光复后电灯便留了下来方便游客。故此可以随便出人，不过里面还是暗幽幽的，要看岩顶的景象，还必须有电筒，否则看不清楚。但比起从前要请人点着火把带路要好得多了。可也有人说，打火把游七星岩特别有趣呢！

及至我一九七三年从美国回来，政府招待我和幼邻饱览桂林风景，重游七星岩时，不禁令我瞠目结舌。想不到从前黑洞洞的七星岩，如今里面电灯一开，金碧辉煌，呈现出各种景物、人像、田园风光。走进洞内，真似漫游仙境，踱步龙宫。那些以前我们看到的嶙峋怪石，如今都变为栩栩如生的人物了。难怪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叹为观止！

还有三月的尧山也是我们每年必须去应一下景的。其实看来看去，不过是山顶那几块天子田、菩萨坛前的香烟缭绕和求签问卜的一点满足。这些早看够了，看不够的倒是沿途那漫山遍野怒放的杜鹃花，以及如醉如痴的游人，真可谓人如流水花如潮，人面杜鹃相映红。故三月清明前几天，游尧山便成为桂林人的一种传统。既是踏青扫墓，又可尽情享受郊游的乐趣。人人游罢归来，总采回一束火红的杜鹃花，以示游过尧山了。

不过我们游尧山，却给游人煞风景，因为我们不愿走这么远的路，总要坐车到山腰，才下来步行。但路上行人却如过江之鲫，断乎不能开快车的，只好一边响喇叭，一边慢慢滑行。与其说是坐车，倒不如说像给路上游人拥着走。他们见这些贵妇们，一个个涂脂抹粉，花枝招展，不少人投来厌恶的目光。我身在车中，却巴不得行路才好，免得看到那些不悦的面孔以及听到那嗤之以鼻的声音。回想我初出家乡到新会县时，也看不惯那些满身金玉的女人。难道如今我也给人这样的印象了吗？

尽管如此，尧山盛会，还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的。当然满载的是杜鹃花了。

总之抗战胜利后这几年，是我最为快乐的几年。春暖踏青时，采花撷草；夏日小院纳凉，浮瓜沉李；秋日重阳，登高览胜；冬日围炉，取暖聊天。真不知天下还有忧心事啊！可是，老百姓的忧心事正一步步接踵而来。那便是物价飞涨，钞票贬值，人人怨声载道，欲哭无泪。

老百姓的苦难

物价飞涨，与太太们关系不大，自有政府去支撑；老百姓呢，就要天天为柴米油盐发愁。一般的公教人员，家中老小嗷嗷待哺，眼巴巴盼到薪水发下来，市场上票值已一落千丈。早上五万元一担米，下午便要七万，所谓早晚时价不同，便是此时的写照。

老百姓逐渐不相信钞票了，管它叫做湿柴，意思是点火点不燃，但又非不可。

记得我从北平回来之时，金圆券已被叫做湿柴。我每月所得生活费，要用一个麻袋装了送来，我还必须叫人到银行去换成硬币，否则我这个家，也是不容易支撑的。不过比起老百姓，我们好得多，银行为我们开方便之门。老百姓可就难了，在银行大门外排长龙，半夜去站队。排不上队的望洋兴叹，怨声载道。遂有黑市应运而生。有人出钱请人代站队，有人半夜去排队。换得了银元，便即刻到市场搞黑市买卖。

黑市也好，老百姓只要换得硬币，宁愿忍痛多出几成。于是，渐渐地黑市遍地开花，还要争先恐后，否则也换不到。那时只要去市场走走，随时可见到黑市交易，如嗡嗡蜂窝。连黑市也换不到银元的，只好赶快去买米。或者去买点什么囤着，日后好换米。

对于物价的飞涨，纸票的贬值，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我临近去香港之时，金圆券已等于废纸，市场上无法通用，政府只好改发银圆券。但是老百姓对滥发的纸币已毫无信心，自发抵制银圆券，直接要银元。甚至当时的公益事业如邮电、交通等部门的营业收入，都公开拒收银圆券。对于公教人员微薄的收入，政府只好发给光洋。

我的记忆，从抗战初期到解放前不久，这十年多的岁月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纸票从法币到关金，到金圆券、银圆券，都如过眼云烟，一纸不值，老百姓不信任，政府也无力收拾。

【李秀文，李宗仁原配夫人，广西临桂县榔头村人，生于1891年，1911年与李宗仁结婚。当时李宗仁正在广西陆军小学习武，随后李宗仁从军，从排长开始，逐步成为桂系首领。抗战时期，李宗仁率军浴血奋战，李秀文则长住广西，历尽离乱之苦。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李宗仁客居美国，李秀文则艰难辗转他乡，于1958年到达美国。1973年遵从李宗仁遗嘱，在新中国政府的周密安排下，回国定居，1992国政府的周密安排下，回国定居，1992年于桂林去世，享年102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