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支队，是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胜利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和粤赣湘边纵队的命令，于一九四九年五月成立的。它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赣南人民解放的彻底胜利，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现就赣南支队成立前后的战斗历程作一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1985年3月)，作者刘建华，原标题《赣南支队成立前后的战斗历程》
正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支队，是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胜利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和粤赣湘边纵队的命令，于一九四九年五月成立的。它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赣南人民解放的彻底胜利，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现就赣南支队成立前后的战斗历程作一简要的回忆。
赣南支队诞生在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有着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地区。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南就开展了党的工作和工农群众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创建了中央苏区和赣粤边游击区，红军长征后，项英、陈毅和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同志以赣粤边油山、北山为中心，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抗日战争爆发后，实现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赣粤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留在后方的干部，在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恢复原中央苏区各地的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发动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可是，一九四〇年四月，国民党赣南当局悍然破坏国共合作，掀起反共高潮，集中保安团队，重点进攻中共赣南特委所在地和搜查各地党组织，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人民，赣南的革命力量被迫聚集重上油山，在中共赣南特委领导下坚持武装自卫斗争。但由于力量悬殊，革命遭受挫折。一九四一年八月，根据粤北省委指示（一九三九年六月后，赣南特委划归粤北省委领导），停止了赣南武装斗争。部分革命力量转移到粤北地区，随后进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一九四五年八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广东区党委成立了粤北指挥部，由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三人负责，抽调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东江军政干部学校和珠江纵队南三支队等部队，向粤北进军，以期与党中央派出的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会师，创建粤赣湘边抗日根据地。由于“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奉命返回北方，两支部队会师未成。这时，广东国民党军队向我东江纵队全面进攻，形势极为紧张。广东区党委指示粤北指挥部继续北进，去粤赣湘边区立下脚跟，打开局面，建立反内战的民主根据地。从此，赣南又恢复了革命武装斗争。
一九四五年秋至一九四八年期间，在粤赣湘边活动的部队，曾经三次分兵向赣南挺进，恢复和发展了赣南游击根据地，为成立赣南支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次向籍南挺进是在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间。当时，我北上部队与两王部队（即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会师未成，国民党一六O、一八七师向我猖狂进攻，而我们这支一千四、五百人的部队，其中非武装人员多，经过长途连续行军，伤病员日益增多，部队粮食供应很困难。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克服当前困难，建立游击根据地，粤北指挥部决定在始兴县宝峰地区进行部队整编，疏散部分非武装人员，把北上的各支部队统一编为东江纵队粤北支队，并于九至十一月间先后派出三支部队挺进到赣南。
九月中旬，首先派出以高固为队长、刘建华为政委、高勇为副队长、李国荣为中队长、欧巾雄为指导员的武工队，向赣粤边油山地区推进。这支武工队包括两个机枪班，两个步枪班，一个人左右的手枪队和一个十人左右的政工队，共七十多人，我们这支部队从宝峰地区出发，途经始兴县奇心洞附近，遭到敌人袭击，手枪队长和一名女炊事员不幸牺牲，部队突围后继续前进。经广东省南雄县和江西省大余县交界的帽子峰山区，越过雄余公路到达上下杨梅地区，停留了三天。武工队派人去雄余公路上设税站，收到一、二百万元(法币）税款，解决了当时部队给养问题。三天后，由指挥部派来的高子扬（即陈子扬）武工队接替税收工作，我们继续经上方、兰田、益田到达靠近油山的莲塘村，再转入油山地区的信丰县上下坪村驻扎。我们一到，很快就和油山地区的老党员和革命群众取得联系，他们纷纷来看望和慰问游击队，诉说油山人民的痛苦和对红军游击队的怀念。武工队以上下坪、黄地、松头一带为基地，向潭塘坑、上乐、杨柳坑一带活动，很快就恢复了雄、余、信边区的群众工作。武工队还派张定、陈芳同志带了五名队员去雄信公路石迳和火烧桥两处设立税站。十二月间，指挥部又派刘黑仔手枪队来油山，与张定手枪队合并，共有二十一人，手枪十五支，步枪四支，冲锋枪一支，基本上控制了信雄边区的大坊、平田、南亩、江口、龙口、李庄、界址等七个圩场的税收。有一次，他们夜袭南雄县乌还区税务所，缴获四十万元法币。高子扬、张密（即戴）带领的手枪队，在大余县梅关、小岭、黄泥巷直到大余城边的五里山一带，坚持收税活动长达八个月之久，每天可收到税款七十至一百万元法币，上交指挥部，基本上可以解决全支队供给问题。他们在收税中还俘虏了国民党连长以上军官四名。收税活动不仅解决了部队给养，而且宣传了群众，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我们武工队先后在潭塘坑和上乐打退江西保安队的两次进攻，终于站稳了脚跟。一九四六年春节，武工队和上坪村群众一道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和联合聚餐。
一九四五年十月间，黄业同志带领叶昌大队，从南雄县兰河、白云地区推进到大余县河洞、内良、吉村和崇义县洛洞地区，开展了群众工作，建立了常备队（地方群众武装组织），并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地方开明人士、大余县参议员罗景福的同情和支持。一九四六年春节，黄业、叶昌同志就是在大余县河洞乡长炉村罗景福老家度过的。
同月，始兴县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风度大队”，配合东纵北上部队行动，也派出一支武装，由邓文畴、张英同志带领，推进到江西全南县边境的上下窖、寒洞、上下青山地区。
一九四六年一月，王作尧、杨康华同志率领粤北指挥部机关、电台和一个主力大队，共几百人，也由南雄横水地区转移到油山地区，驻扎在信雄边蜜的上下坪、黄地、潭龙、谢龙一带。当时，指挥部有个打算，想在信李摘个突破口，搞它一大片。信丰县的长安，是油山向信丰发愿的孔道，便决定先打长安，消灭长安自卫队。部队晚上从潭塘坑出发，包围长安，敌人发觉，躲进碉堡，由于当时我们还没有攻坚武器，只得贼话，可是敌人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据守碉堡顽抗，僵持到黎明，我们只好撤回上下坪。一九四六年春节刚过，国民党赣粤当局调遣新八师一个旅和江西保安团、县保警队、自卫队等反动军队，向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发动“清剿”。我粤北支队把主力转移到外线，指挥部机关也由油山地区，经南雄乌迳、南亩，转移到始兴澄江地区。我们武工队的大多数队员由高固队长带领随指挥部行动，武工队建制就此撤销。我和张定同二十多人留在南雄、大余、信丰边境地区坚持斗争，刘黑仔、张定带领的手枪队，在南雄乌迳、龙口和雄信（南雄到信丰）公路线上收税，坚持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粤北支队除了武装反击之外，还开展了政治攻势，发表了《告粤赣湘边区同胞书》，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经过谈判斗争，达成华南游击队二千四百人北撤山东烟台的协议，这时，指挥部通知我去接受新任务。我和李方等同志赶到始兴澄江，王作尧、杨康华同志向我谈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限制我北撤烟台的人员数额，目的是企图消灭我限额之外的部队，为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决定粤北支队留下二百多人，隐蔽在粤赣湘边区的深山老林里，由黄业、刘建华、陈中夫三人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由黄业主要负责。三个月内要绝对隐蔽，以保证北撤部队旅途安全，避免国民党借口加害我北撤部队。当我北撤部队向澄江集中时，刘黑仔手枪队在信雄边的界址圩，被敌人突然袭击，当场四名队员被打死，刘黑仔队长突围时腿部受重伤，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五月间，隐蔽部队分头进入六个隐蔽点。有三个点是在赣南的大余、崇义县。黄业、刘建华带着领导机关六十多人，隐蔽在大余县帽子峰山区，部队代号叫“山海关”，主要依靠大余县游仙乡右坑放香菇的老人黄广和下塘村四、五户基本群众，以及南雄县中洞几户农民搞给养和情报叶昌带领三十三人隐蔽在粤赣湘三省四县交界的崇义枫大山地区，部队代号叫“雄狮队”，主要依靠江西崇义县洛洞乡石浪村基本群众采购粮食物品。刘安带十几人隐蔽在大余县河洞乡长炉村地区。有三个隐蔽点在广东的南雄、始兴县。邓国梁、高子扬带领四十四人隐蔽在帽子峰东南的南雄地区。邓文礼带领三十多人隐蔽在始兴的香木岭地区。陈中夫、吴伯仲带领三十多人隐蔽在始兴的下北山地区。
第一次向赣南挺进，恢复了赣南游击根据地，使部队站稳了脚跟，建立了几块基地，解除了困境。
第二次向赣南挺进，是从一九四六年八月开始的。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全国内战爆发，我们利用自己拼凑装配的收报机，收到了新华社社论《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八月间召开了帽子峰紧急会议，各隐蔽点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会上研究了形势，决定公开恢复武装斗争，但考虑到尚未与上级党取得联系，为了慎重起见，开始时采用人民自发武装起义组织的灰色名称，以群众反内战反压迫的自发武装斗争形式，主动出击南雄县邓坊、白云，仁化县长江，始兴县澄江等地的乡公所和自卫队。初次出击就旗开得胜，消灭了这些地方的自卫队，配合了解放区战场的斗争。十二月下旬，临时领导小组派刘建华去香港，向华南分局汇报请示工作。确定了大搞游击战争的方针，以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为号召，广泛发动群众，加强粤北地区特别是南雄、始兴两县工作，同时向赣南、南发展。为此，华南分局决定成立中共五岭地委，以加强党的领导。一九四七年四月间，在广东南雄县凌溪地区(解放后划归仁化县），召开了五岭地委第一次会议，分局决定张华任书记，黄业、刘建华任副书记，陈中夫、金阳、彦申、袁鉴文、刘亚球、李林、李同文等为委员。接着，部队整编为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黄业任总队长，张华任政治委员，刘建华任副总队长，陈中夫任政治部主任。总队下面编了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叶昌任支队长，金阳任政委；第三支队由吴伯仲任支队长，陈中夫兼任政委；第五支队由邓文礼任支队长，黄通（黄友涯）任政委；第六支队由邓国梁（即戴耀）任支队长，刘建华兼任政委。地委和总队成立后，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整个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在油山地区活动的第六支队就由六十六人扩大到七百多人，还有二千多人的常备队。部队发展的主要成分是广大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也有投奔、收编和起义过来的各种队伍。何高队经过一段教育改造，这时也改编为第六支队的第四大队。第六支队下面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周来，政委张密（即戴）；第三大队大队长杨奉璋，政委张定；第四大队大队长何高，政委王石(即邝哲民）。五岭地委还创办了机关报《人民报》，半月一期，刻钢板油印，杨平为报社社长。刘南文等先后担任编辑，伍华等二三个同志负责刻印，在配合武装斗争，开展宣传攻势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时，在军事上提出“从山区打到平原，从平原打到城边”的口号；在群众斗争方面发出“反内战，反三征，开仓济荒”的号召。总队集中主力打开南始局面，很快控制了南雄、始兴两县的大部分地区。在赣南方面，第六支队第三大队于一九四七年六月攻打信丰县正坪乡公所和自卫队，活捉伪乡长吕绍及自卫队二十多人，缴枪二十一支，十一月间，在乌迳乡水松村三、四百名群众土枪土炮的支援下，第三大队又打垮了信丰县万隆自卫六队和江西保安团五百多人的进攻。第五支队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建立了全(南)始(兴）独立大队，番号“河北队”，由粱奋任大队长兼政委、王老三任中队长，挺进到全南县上下窖、上下青山、石背、寒洞一带，并攻打了乌桕坝乡公所。但第二次向赣南挺进，是为了配合南雄，始兴的斗争，只限于在边境上活动，来来往往，没有向赣南纵深发展，没有真正扎下根来。
第三次向赣南挺进，是在一九四八年春夏之间。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春，粤赣湘边区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搞了一个“粤赣湘边剿匪总指挥部”，叶肇任总指挥，从正面战场调来一个旅，番号叫“隆昌部队”，加上江西、湘南的保安团队，共有一万五千余人，对我游击区发动“大扫荡”，以团为作战单位，采取“填空格”战术，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企图消灭我们，妄想挽回败局，退守华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不得不暂时撤出南雄、始兴平原，转入山区。这时，部队减员严重，整个总队由四千多人减至一千八、九百人，六支队领导的常备队除了雷金达、刘裕华、蔡才生等少数武装跟随部队行动外，大部分散掉了。部队生活十分困难，不幸事件连续发生。一月间，第六支队小队长张玉带领一个班在古城运遇敌，除一名战士外，全部壮烈牺牲。五月间第六支队第四大队副大队长黄样率领手枪队在大余横江山区遭到土匪赖绍棠袭击，黄样、杨汉、谢金才同志等八人壮烈牺牲，刘强同志身负重伤，在群众掩护下治伤稍好后回到部队。秋天，在茶头背反扫荡战斗中，第六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何高中弹牺牲，支队举行了追悼会，并宣布追认何高为中共正式党员。第三大队政工队长董天锡和队员龚绍通在南雄县乌还乡走足坑附近被敌人搜山部队抓去砍头，挂在南雄城。三月间，手枪队员董桂雄被乌迳敌人抓去枪杀了。乌迳乡水松村常备队员董白毛女、董嗣宽被龙口乡自卫队抓去，不肯交出枪枝，被敌人用“打梅花钉”杀害。地下党员、常备队员黄仲文不肯出卖游击队而被敌人枪杀。一九四七年冬在全南也发生了“寒洞事件”，由于当地民兵常备队叛变，致使第五支队“河北队”手枪队员核书生遇害，另一名队员被俘，在全南县城杀害。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中共五岭地委在帽子峰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教训，确定了“坚持老区，发展新区”的方针、加强赣南和湘南地区工作。根据五岭地委的部署，第一、第六、第五支队陆续派出部队到赣南去扎根，建立基地。与此同时，九连支队和翁江支队也派出部队到定南、全南地区开辟工作。
“边总”抽调了何珠、杨建和凌浪、张福两个中队，组建了崇余康大队，由大队长唐明（即程琪）、政委杨涛（即郑彦文）带领，推进到崇义县西峰、义安、铅厂、关田、聂都；大余县内良，河洞、沙村、洪水寨、樟东坑；南康县赤土一带开辟新区。由于敌人大“扫荡”北山地区，因此北山区长陈瑞明带领何权生小队和邱素贞、何虹等部分政工人员共30余人，也转移到崇余康大队。
陈瑞明同志带领政工人员随队开展群众工作。他们采用扎根串连的办法，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小组，并争取了杨梅峒的保长刘守田。在义安，抓了一个恶霸地主，罚款、开仓，把几万斤粮食分给了农民，还召开了工商业者会议，阐明我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向他们购买了一批部队急需的日用品。接着，袭击了铅厂乡公所，一枪未发就俘虏了十几名乡丁，缴获十几支枪，乡长乘混乱之际脱逃。第二天召开了群众大会，进一步扩大影响。副中队长黄玉井带领“小鬼班”杨子样、罗连华、周济众、钟炳南，曾宪富、林超全等在聂都到关田之间的乱石坑，伏击了崇义县聂都保安中队，打死敌人两名，俘虏四名，缴枪六支。大余县有许多钨矿，崇余康大队在矿山也开展了活动。开始，工人害怕矿警队，不敢接近游击队，他们就打击矿警队，一次伏击樟东坑矿警队，俘虏矿警二人，缴获驳壳枪两支。经过教育，约法三章，发还枪支，予以释放，并写信给矿警队长和矿长，警告和教育他们保持中立。从此，游击队可以在矿山安全活动，住宿工人棚屋，托工人在矿山商店购买电池、胶鞋、药品，矿山当局也不查问。有一个时期，总队机关隐藏在矿山附近十多天安全无事。游击队为了解决经济给养，向一个收砂站（收购钨砂的机构），要了一批法币，借条上写着“军饷急需，暂时借用”，矿山当局也就不了了之。对于乡保长做了争取教育工作，使不少乡村政权成为两面政权。崇义县关田乡乡长甘友通，原来反动，游击队捉他，向他宣传政策，提出几准几不准的条件，他怕死而接受了，游击队释放了他。从此，对国民党布置的“三征”任务，他总是应付拖延。县里要情报，他就汇报老情况或假情况，却向我们提供敌方动向，替我们购买被封锁的物资。经过一系列工作，崇余康大队在这个地区扎下了根子，一直坚持到解放。
“边总”从第六支队第三大队抽调了一个中队，组建成信余康游击队，由李方任队长，原一大队政委张密、原三大队政委张定先后调任信余康游击队政委。在信余边活动一个时期之后，两张先后调回一、三大队，接着派刘南文任政委。信余康游击队以大余县杨柳坑、宰子坑、李家山；信丰县上乐、潭塘坑、中村为基地，向信丰县大小窝、黄泥排；南康县龙回、禾骞；大余县池江、新城的章江南岸平原地区开辟工作。经过争取教育，池江乡乡长郭德侠和长江、九水、杨柳坑、宰子坑、李家山、上乐等地的保甲长都转向游击队。敌人来“扫荡”，他们给游击队通风报信。这些地区原是三年游击战争时的游击区，基本群众是支持和拥护我游击队的，所以恢复老区，开辟新区的工作进展顺利。信余康游击队还在大余县长江圩开展了收税工作，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又抽出“边总”六支队，第三大队董书缨和刘松中队组成信雄游击队，在信雄公路两侧活动。与此同时，杨奉璋、张定、赖超雄带领第三大队第三中队，和政工队员、卫生员容桂珍、林芳、刘怪连等以黄地、并石、上坪、下坪、猪牯坪等地为基地，坚持信雄边老区的斗争。刘建华带领第六支队第一大队，从信丰上乐出发，经莲花窝、中村、黄泥排，在东江下攻打税卡，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又经南康龙回西角的井里、窝坑、大山脑，回到上乐。邓国梁带领第六支队第四大队和手枪队到大余县横江一带活动，在山区建立了一些立脚点。第六支队主力向信丰、大余、南康三县转了一圈，震动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扩大了政治影响。
“边总”第五支队也组建了一支游击队，番号叫“烈火队”由梁奋任队长、谭启民任副队长，共三十六人，配备了一挺日本造轻机枪，下面配了一批比较强的小队干部，如雷振声、张若海、刘继民等和当地的干部如范镜明、叶南桥，由第五支队政委黄通率领，于一九四八年六月间，从始兴县澄江地区出发，推进到江西的全南、龙南、信丰地区开辟工作。“烈火队”在养公坑、佛岭背、中院、砾头一带建立了立脚点，得到贫苦农民、纸厂工人和瑶族同胞支援。但这个地区人口稀少，群众负担重，“烈火队”便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全南黄田江流域；龙南县程龙、大坝；信丰县崇仙地区。
在信丰县崇仙和大坝各设一个税站，以解决给养问题。“烈火队”经常全副武装巡回各村庄，显示军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警告当地保长。从六月到十月，“烈火队”五次与敌军发生遭遇战，在大坝遭遇战中击毙一名敌营长，但由于敌强我弱，多数是边打边退，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一九四八年冬，黄通带领“烈火队”回到始兴县澄江第五支队队部休整，留下谭启民、范镜明及十一名队员，坚持全南地区，在县城附近及大坝一带继续活动。一九四九年三月，第五支队又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第三次进入全南地区，部队代号叫“红花队”，由黄通、邓文畴领导，其中有一个战斗中队，中队长钟履冠、副中队长张亮，副官徐仁爱，有六、七十人，小队长有曾春磷、雷振声、张若海、刘继民。还有一支政工队，队长谭启民、梁铁，队员都是大中学生，卫生员是李桂英。“红花队”在全南夹水口、养公坑、上山、佛岭背、黄田江流域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在“边总”派遣部队开辟赣南新区的同时，翁江支队也组建了翁（源)连(平）全（南）龙(南）独立大队，大队长林卧龙、政委刘兰天。一九四八年十月间，独立大队派出武工队队长梁增托和队员钟亚苟等携带两支驳壳枪，进入全南县墩头地区活动（解放后划归广东省连平县管辖），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墩头是个土匪窝，平均每户有两支枪。武工队首先稳住土匪头子谢钦古，做好群众工作，站稳脚跟后，就向乌柏坝地区扩展。这个地区为“五虎将”（大地主李佳吉、李启民、李克定、李含昆、李德甫）所把持。武工队首先和“五虎将”打交道，他们由于形势所迫，接待了武工队，群众也就敢于接近武工队。经过工作，武工队由几个人发展到十几人，活动范围扩展到全南县古家营、大庄、南迳和龙南县杨村一带。一九四八年冬，武工队在乌桕坝斜溪伏击大吉山矿务局的车队，打死矿警队长邢福苟，矿务局要求谈判，达成每月交纳税金二百块光洋的协议。
九连支队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建立了三南游击队，由王奋（即王志样）任队长，袁明（即袁锐池）任教导员，活动于定南县三亨的古地、棉被硬、古坑、板埠、罗竹坝等地，并吸收了当地青年三、四十人加入游击队。一九四七年冬，九连工委、支队负责人郑群率领一支武工队和三南游击队共一百多人，强攻定南县三亨乡公所，以地雷炸毁敌碉堡，俘虏除乡长以外的全部乡政人员和联防队员，经教育后予以释放，缴获手提机枪一挺，驳壳枪一支，步枪十多支。又在定南老城打理伏，缴枪二支，捕获高砂乡乡长廖平章，经教育释放。一九四八年二月，三南游击队队长叶吉样率领手枪队员十人，在龙南县横岗、白砂、大坝和定南县三亨、罗竹坝一带，开展反三征（征粮、征税、征兵）斗争，传单散发到龙南县城，并在离龙南县保警队驻地四华里的山边，伏击捕获龙南县参议员叶济华，令其交出十支步枪、二百担稻谷之后，予以释放，在三南引起很大的震动。
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九连工委决定成立三南工委，书记叶吉样，副书记陈均民，委员麦华、王奋、袁明、李兰天，三南工委通过工作，争取了当地封建自卫组织“大刀队”三十多人，调到广东省和平县青州九连支队总部集训，几个月后派回定南活动。
第三次向赣南挺进取得很大成绩，为开辟赣南地区建立赣南支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九四八年秋，中共五岭地委决定成立信余雄工委，由云昌遇任书记，张定任副书记，陈克、赖超雄、刘南文为委员，以加强党对信余雄地区工作的领导。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边总”第一支队和第大支队联合在上下杨梅开展伏击战，打垮江西保安团一个营，歼灭一个半连，缴获机枪二挺和一批步枪弹药。接着在油山樟树下歼灭敌人一个护路中队，俘虏敌少校中队长和士兵八十余人，缴获机枪二挺，步枪数十支。这时，国民党三十六军驻广东仁化县城口的汤连长率一个排起义，携带两门六O炮，两挺机枪，四支冲锋枪，十多支美式步枪，投奔游击队。刘建华和叶昌在江西大余县一个小村庄接受他们起义，编入我们部队，并召开了欢迎会。杨梅战斗是个转折点，从此之后，“边总”的主力又从新区打回老区，打出平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九四九年一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渡江作战即将开始。三月间，黄业同志从香港回来，在信丰县上下坪的粪箕窝召开了一、六两支队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和华南分局工作会议精神，决定集中主力，多打胜仗，做好迎接大军的准备。会议刚结束，江西保安团第七团一个营进犯信丰县上下坪，我们坚决迎击敌人，打了一场上下坪保卫战。战斗从下午打到晚上，把敌人包围在扇迳山头上，战斗十分激烈。我队打了两发六O炮弹，敌人惊恐溃逃，死伤惨重，我军威大振，当时把驻扎信丰县长安的敌人吓跑了，从而，保卫了上下坪的安全，巩固了我游击根据地。
赣南支队的成立，开创了赣南人民解放斗争的新局面，协同南下大军，取得了赣南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和平协定，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军指战员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后继续南下进军。在这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粤赣湘边纵队于五月间发出命令，将我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整编为三个支队，即赣南支队、湘南支队、北江第二支队。同时分别成立赣南工委、湘南地委。
赣南支队于五月成立，任命刘建华为司令员兼政委，邓国梁为司令员兼参谋长，金阳（即李金）为副政委，云昌遇为政治部主任。赣南工委由刘建华、金阳、邓国梁、云昌遇、张尚琼等组成，由刘建华任工委书记。根据华南分局的电报指示，五岭地委确定一条原则：凡是在赣南活动的部队，除九连支队三南游击队和翁江支队翁连全龙独立大队武工队以外，统一编入赣南支队。当时编入赣南支队的部队有唐明、杨涛领导的崇余康大队；有刘南文、李方领导的信余康游击队；有赖超雄、董书缨、刘松领导的信雄游击队（其中配有一个手枪队）；还有由朱赞珍、李绪龙领导的长安工作队（在潭塘坑、上乐、长安一带活动），陈克领导的梅岭工作队（下面有三个工作组：何永传、杨光工作组在邓坊、大塘一带活动；罗雄工作组在黄龙、青龙一带活动；杨子江工作组在青、黄、邓、大四乡结合部活动）；叶新民、邱俊平领导的油山工作队（在上下坪、中坝、獠猪坑、孔江下一带活动）；由黄通、邓文畴、谭启民、钟履冠领导的全南“红花队”，那时还没有联系上。我们曾经设想，把信、余、崇、康地区的部队整编为三个营，即以崇余康大队为基础扩编为一个营，以信余康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一个营，以信雄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一个营；把三南地区的部队扩编为两个营；在整编扩大的基础上，抽调精干武装，组建一个主力团。由于形势发展迅猛，迎接大军南下紧迫，而邓国梁、金阳等同志又不在赣南，实际上在赣南支队工作的只有刘建华和云昌遇两人。部队又比较分散，来不及整编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赣南支队成立后，从广州中山大学、文化大学来了一批学生，如曾迪能、曾广志、肖廷翔、张捷、陈少平、章亮，雷良瑜、黄磊、徐德明、刘维德等和当地教员赖肇成，分配到部队和工作队。他们对加强部队政治文化教育和地方群众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南昌解放，大军迫近赣南，我和云昌遇同志一道分析形势，研究确定了赣南支队的当前任务是：发动群众，壮大队伍，迎接大军，解放赣南。估计大军南下，可能分两路，一路经大余向粤北进军，一路经信丰、三南向粤东进军。因此，我们决定把部队调到赣州到大余、赣州到信丰、信丰到南雄这三条公路沿线两侧，开展工作，寻找战机打击敌人，迎接大军。我们两人商量分工负责：云昌遇同志到信丰信余康游击队去，我到大余横江崇余康大队去。赣南支队司令部打算设在大余公路北侧的横江山区，并决定先调原第六支队第三大队政委张定到支队司令部工作。那时，部队情绪高昂，做了大量工作，使赣南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一、扩大了队伍，加强了战斗力。赣南支队在战斗中迅速壮大队伍，充实武器装备。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大余新城整编之前，整个支队（包括战斗部队和后勤人员在内）总人数达一千余人（其中有大余内良、河洞等地起义的保警队三百多人），拥有机枪二十三挺，各类长短枪八百五十多支，战斗力大大加强。其中，崇余康大队有一百三十人左右，党员二十七人，拥有机枪二挺，卡宾枪二支，长短枪一百二十五支；信余康游击队一百六十多人，党员三十人，拥有机枪十二挺，冲锋枪十支，长短枪一百三十支左右；信雄游击队一百二十六人，党员十九人，拥有机枪六挺，冲锋枪二支，长短枪一百二十六支；全南“红花队”一百四十人左右，拥有机枪三挺，长短枪一百二十多支；油山工作队五十多人，长短枪五十多支，并建立了两个地方常备队，一个是油山常备队，有五十多人，党员八人，有步枪四十余支，一个是上坝常备队，有五十多人，党员三人，拥有长短枪四十多支；梅岭工作队五十多人，党员八人，长短枪三十多支；还有朱赞珍、李绪龙领导的长安山区武工队，有十五人，党员三人，拥有长短枪十三支。信丰武工队也是我们领导的一支武装。各部队的机枪和长短枪，许多都是在赣南支队成立后，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
二、主动出击，控制和解放了大余、信丰、崇义、南康和南雄乌迳东北的广大农村地区。赣南支队成立后，发出“多打胜仗，迎接大军，解放赣南”的战斗号召，各部队依靠山区，伸向平原，大才摧毁区乡反动政权，歼灭地方反动武装，解放广大农村地区，崇余康游击大队留下一支小部队由中队长凌浪、小队长何权生带领，坚持大余河洞、内良和崇义聂都、关田老区。派出一支小部队由中队副黄玉井、指导员欧阳带领，进入南康县赤土地区开辟工作。主力部队则开进大余县城以东、赣粤公路以北地区，依靠大龙山、白石庵、章东坑、松树庵、叶岭、横江等山区，深入青龙、池江、新城平原地区，歼灭这些地区的自卫队，接收了横江、左拨、池江等乡公所及其自卫队武装。崇余康部队基本上控制了上述地区的广大农村。信余康部队以杨柳坑、宰子坑、潭塘坑、上乐、中村、古冈坑为基地，推进到信丰县城以西、大余章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信丰县长安、大小窝、黄泥排、南康县禾窖、大山脑、赤土、龙回、大余县邓坑、李家山、长江、板棚下、池江、新城沿河等方圆三百余里的广大农村。信雄游击队进入信丰县万隆、李庄、小河、正坪地区，攻占了正坪乡公所，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二十五支，解放了正坪乡，控制了信雄公路，包括大坊、龙口、界址和南雄县鸟迳乡的大部分地区，接着又在油山常备队的配合下，接收了信丰县九渡乡公所，缴获步枪二十多支，左轮四支，驳壳一支，并收缴了九渡、深坑、庙下、袁屋等地的农村地主武装。全南“红花队”到一九四九年六月，除了全南县城和南迳、小慕等几个据点以外，已控制了全县。并在以龙源坝为中心的黄田江流域，成立了龙源坝地区军政委员会，由邓文畴任主任、党外进步人士陈其琛为副主任。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发表了《告虔南同胞书》（即现在的全南县），政工队在各村庄开展宣传活动，呈现一片解放区的景象。与此同时，翁连全龙大队的武工队在全南县南线也开展攻势，先攻打南运乡公所，破粮仓，救济农民，接着在古家营成立了兴仁乡军管会，各村建立了农会、民兵、儿童团组织，还发行了油印的胜利公债券（解放后已还本付息），控制了古家营、大庄、武合、南迳、墩头、杨村、太坪一带，使之连成了一大片。“红花队”和翁连全龙大队武工队在北线和南线对全南县城形成了合围之势。
三、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敌人，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赣南支队各部队大量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以及新华社播发的胜利战报，通过各种渠道，向城乡各地广泛散发。在我们所到的农村，干部和战士挨家逐户宣传讲解《约法八章》，揭露国民党的造谣诬蔑，使群众了解真相，分清是非，消除顾虑，积极参加支前工作。各部队还分别向当地的军政人员和地方士绅寄发宣传品，大讲当前形势，阐明我党政策，指出转向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以赣南支队司令部和各部队的名义还写信或派员直接谈判，争取一些有影响的军政人员和绅士脱离国民党反动派，转向革命方面，或守中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崇余康大队通过宣传教育，争取了大余县云山乡乡长谢克壮，然后又通过谢与二个把持左拔自卫队的地主谈判，商定用“假打”办法，把乡公所、自卫队的一挺机枪、两支卡宾枪和十几支步枪交给了游击队，后来谢克壮又带着乡丁到大余县杨梅起义投向我军。经过长期的统战工作，大余县参议员罗景福率领县保警队和乡自卫队共三百多人，携带全部武器，在大余县内良宣布起义，并配合我北二支主力团和赣南支队一部分武装力量解放了大余县城。
我们还通过较长时间的工作，争取了池江乡乡长郭德侠利用职务方便，向我游击队提供了不少敌伪重要情报，替游击队寄发宣传品，购买军需物资，为游击队传递信件，我游击队解放池江圩时，他把乡公所的卷宗档案、枪支弹药、公物财产完整地移交给我们，顺利地完成接收工作。大余县杨柳坑保长李绪声，池江小学教员刘章权都亲自为游击队送情报，购物资，供给粮食，大余县长江乡九水保长彭躬寅掩护游击队，为游击队筹粮筹款，被国民党以“通匪”罪杀害。崇义县聂都大财主刘学礼，经过争取，他设法为我游击队购买了一批药品，并亲自护送通过县保警队岗哨，交给游击队。全南“红花队”争取了全南县北区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陈水源和中山大学学生陈其琛，并由二陈写信，争取了当地一些有影响的地主士绅和知识分子。还派人去约见全南县国民党书记长、伪国大代表黄黝卿，使他保持中立。陈水源的七十多人自卫队也归顺我们指挥；跟我游击队一道参加了一系列战斗。
四、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给养，开展支前工作。解决部队给养，主要靠向地主官僚派粮派款。崇余康大队对青龙、池江、新城一带的地主财主，逐个排队，写信或当面谈判，分派军粮。信余康部队向住在大余新城章江南岸沈屋村的国民党第三编练司令部司令兼二十三军军长沈发藻家派了军粮五百担谷，由于他家田产祖坟都在我游击队控制区内，慑于我军威力，只得折款，交给了游击队。住在大余县长江乡九水保的伪县府军事科长彭作如家也派了军粮二百担谷，他家在限定时间内折款如数交付。信雄部队在半年时间内，向中坝、下庄田、老山排、瑶前等十五个村的二十七户，筹集军粮一千零一十五担，其中五十担以上的有九户，一百担以上的有三户，中坝最大的地主邬老鼠，没有捉住他，他还是交了一百五十担军粮。南雄县乌还圩布商德丰隆捐助布三十匹。其次，在交通要道和圩镇市场设立税站，开展市场收税工作。一般货物收百分之一的税，烟草之类收百分之五的税。我们还通过宣传，在自愿原则下，向游击区内稍富裕的农民群众借粮，群众热情支援，一担二担，量力而出，游击队均发给借条，解放后以抵公粮的办法，凭借条归还了。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赣南工委和赣南支队司令部曾经拟定了一个征收公粮条例，发出关于征收公粮的指示，打算以征收公粮和收税为主来解决部队的粮食和经费问题，由于形势发展很快，不到一个多月就解放了，这一办法没有推行。
五、成立赣州青工委，加强城市地下工作。赣州市（当时叫赣州镇）是赣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反动的军事中心。粤赣湘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三编练司令部，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和江西省政府都先后在此驻扎，白色恐怖严重，赣州多年没有我党的活动。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五岭地委决定开辟赣州城市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先派共产党员彭克去赣州建立立脚点。五月间、为了加强赣州地下工作，赣南工委和赣南支队司令部又派原六支队四大队政委王石（即邝哲）去赣州；成立了赣州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赣州青工委），以王石为书记，彭克为组织委员、段之琦为宣传委员。赣州青工委的任务是：秘密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收集敌人情报，筹集现金和物资，建立秘密交通线，支援和配合游击队活动迎接大军解放赣州城。经过一段工作，在赣县(当时包括赣州市）、南康、大余、信丰、安远、上犹、崇义以及吉安地区的遂川、万安、泰和，广东省南雄等十一个县，发展团员一百五十余名（建立了一个赣县团总支，团总支书记谢永华、委员何承基、庄诗椿）三个团支部（南康团支部书记王伯文，大余团支部书记夏建国，赣州正气中学团支部书记吴畅泉），没有建立团支部的，只指定专人个别联系，信丰县发展四名团员，六月间发现组织不纯，便中断联系，赣州青工委在城市工商界中宣传我党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动员工商界人士捐助和筹集了一批现金、药品、布匹、胶鞋、电池等急需物资，支援游击队。通过打入国民党青年救国军、警察局、镇公所的团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收集了敌人许多情报，如“剿总”开会情况；第三编练司令部及其所属二十三、七十两军的实力和部署；国民党特务派系及分布情况；赣县县政府的应变计划；宪兵更换户籍姓名企图潜伏的部署及名单；赣县警察局每天的口令等，使我们基本上掌握了敌方动态。采用多种方式，向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宣传形势和政策，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揭穿了国民党用军校招生、迁校等手段，引诱青年学生去台的骗局，争取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赣州正气中学全校师生绝大多数没有跟着国民党走；基本上稳定了工商界、知识界的头面人物，稳定了全市民心。七月间，他们以赣南支队的名义，向钨锡公司、电厂、邮电局、田粮处、盐务局、光大火柴厂等重要经济部门负责人发出警告信，责成其保护设备、财物和档案，不得破坏和转移，否则必受惩罚。同时发动职工和市民护城护厂。在城市真空期间，商会防护团按照我们的要求，维护社会秩序，做到电厂不停电，商店不停业，报纸不停刊。八月十四日，协助大军顺利接管了城市，当天就组织群众游行欢呼解放，报纸发行了号外。解放后，赣州青工委在支前，动员青年参军，协助收缴地方反动武装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遂川县一个团的负责人古诚同志在地下斗争中被捕，壮烈牺牲，把生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
六、阻击南逃之敌，迎接大军解放赣南。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大军向赣南进军，国民党二十三军、七十军、江西保安团等沿赣余公路南逃广东，赣南支队接获情报，立即调动所属部队分布在赣余、赣信和信雄公路，阻击南逃之敌，开展歼敌缴枪竞赛。各部队纷纷出动，设置路障，埋设地雷，拆毁电讯线路，破坏桥梁，袭击敌军车，拦截小股敌军，收缴散兵游勇武器，搞得敌人草木皆兵，惊恐万分。崇余康大队由张定、杨涛、唐明指挥向池江、新城沿线出击，解放了池江圩。小队长林德志率领小鬼班，烧毁池江公路桥，击毁敌军车一辆，切断了赣余公路。敌人受阻后，改道赣信公路，企图从三南退入广东。信余康部队由刘南文、李方指挥，烧毁赣信公路龙回桥，敌人的辎重车辆无法通过，只得弃车步行。接着信余康部队又在信丰县黄泥排拦截和击溃南逃步行的一营敌军，缴获了一批枪支。班长叶隆达带领一班人在大余杨柳坑，截获由一名排长带领的一个班敌军，缴获美式航空手枪一支，美式冲锋枪一挺，步枪七八支。上坝常备队拦截俘虏了十几名敌军，缴获十几条枪。信雄线部队由赖超雄、董书缨、刘松指挥，在信雄公路线上的正坪、荷树坑一带截击向南雄逃跑的敌人，并组织常备队巡逻，防止散兵游勇抢劫。全南“红花队”在黄通、邓文畴指挥下也出动阻击南逃之敌。在竹山黄泥坳打死打伤一批敌人。政工队员邱宗富、邹学鸣等三人在龙源坝寨下俘虏了敌军八十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花机关一挺，美式三〇步枪和加拿大手枪十支。小鬼班战士黄仔，十四、五岁，单人一支冲锋枪，押回二十多名俘虏。敌人真正成了惊弓之鸟。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战士沈孝才、邓功正、朱荷胜先后在大余县杨柳坑、西峰、白石庵牺牲，在解放前夕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上午，我和张定带两个班及警卫员叶山等来到池江圩，开展宣传活动。下午向新城圩方向前进，途中听群众说今天中午新城圩到了大批穿黄军装的军队，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就是听不懂话。我估计是解放大军到了，立即写了封信派杨涛和一个姓董的地下团员前去联络。不久，杨涛同志带回解放军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四二六团团长罗兴风，政委霍成忠和副团长沈××等三人署名的亲笔信，约我当日下午前往新城会面。我便带着部队赶到新城，与解放大军胜利会师。这时，张华、叶昌带领北江二支队从湘南回师赣南，于同日解放了大余县城。崇余康大队留守大余河洞老区的部队由中队长凌浪带领，参加了解放大余城。八月十七日，信余康部队与解放大军会合，一并开进了信丰县城。在这之前，我队与大军曾经发生过一次误会。当时，我队在信丰黄泥排围歼南逃之敌，解放大军赶到，双方误会，互相射击，我方退到另一山头，望见这支部队很整齐，跟国民党军队不同，便派人前去联络，始知是解放大军，我方部队便开到黄泥圩与大军会合，大军把缴获武器全部交给我们，继续向龙南进军。第二天，信余康部队一百多人开往县城，途中又遇一支解放军，我方派人去联络，大军开始不相信，经反复协商才一同进城，解放军团政治处主任王非赶来欢迎，当晚举行了联欢会。八月十八日，全南“红花队”武工队长谭启民带领十几名队员，进入全南县城，与大军接上头，当即派人送信通知正在龙源坝的黄通同志。二十一日，黄通带领全南“红花队”部分主力赶到县城与大军会师。与此同时，八月十九日，在定南活动的东江二支队六团和三南游击队解放了老城。二十一日解放大军解放了定南县城。二十二日，东二支六团、三南游击队定东人民护乡队进入县城，与解放大军会师。赣南各县相继解放。八月十九日，解放大军和赣南支队、北江二支队共四、五千人，在大余县城隆重举行了入城式和会师大会，互赠锦旗，解放军向我赣南支队、北江二支队赠送了机关枪、六O炮。当解放大军和游击队排成二路纵队，并肩进入大余城时，群众夹道欢迎，贴标语，放鞭炮，锣鼓齐鸣，盛况空前。大余会师；标志着赣南长达二十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胜利结束，赣南全境解放。
七、争取和接收国民党地方团队投诚。当赣州、大余、信丰相继解放后，在信丰安息、龙州一带还盘踞着一支残余反动武装，其中有江西保安四团（团长黄达）、江西保安三团（团长王国骐），新编二十三军、七十军各一个残营，以及信丰伪国大代表王廷驹，县参议长曾翰三、县党部书记长米国宝、县商会主席张作三等一大批反动头目和地主恶霸，共约二千余人。当时在信丰的解放军只有一个连，我们游击队只有一百三十多人，要强攻，力量不足，由于我队早给这些头面人物寄过劝降信和宣传品，他们通过中间人曾表示愿意保持联系。黄达原是红军师政委，叛变后当了国民党副师长、保安团长，他表示待时机成熟将投向共产党。这时面临全国解放形势，他们内心惶恐不安。我们利用这一时机，派王廷驹的女婿胡临驹和我地下团员吴传志，携带解放军信件去安息找黄达，敦促其投诚。黄达表示只要保证人身安全，可以整建制缴械投降，但要求与刘南文同志面谈才放心。经过研究，我们派刘南文带一个通讯员和派到信丰任县委书记的张景禄同志一同前往石门运与黄达会见。经过谈判，达成协议，黄达把部队全部集中在安息小学操场上，由刘南文代表赣南支队宣布接受其投诚，张景禄同志讲了话。接着王非同志带领一连解放军和我信余康部队赶到安息。这次缴获步枪一千多支，重机枪二十多挺，轻机枪三十多挺，快慢机、盒子枪四十多支，卡宾枪十几支。大部分武器由解放军接收。我队也充实了装备，配备了十二挺机枪，班长都换用冲锋枪。信丰全境就此解放。
赣南支队与南下大军会师后，任务转为消灭残匪，巩固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
当我大余会师之际，大余一姓周的保警中队长带领残兵与惯匪赖绍棠勾结一起，共二百多人，窜到大余丫山脚下的焦坑。我赣南支队当即派张定带领崇余康大队凌浪、黄玉井中队，配合解放军两个连，前往包围清剿，杀伤大批敌人，少数逃散、大部投降，缴获武器一批。匪首赖绍棠脱逃，姓周的匪中队长企图冲出包围圈，被我班长杨子样击毙，缴获驳壳枪一支。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赣南支队在大余新城圩集中整编。赣南军分区司令员杨上堃同志前来新城帮助我们整编。这时整个支队有一千人左右。各地部队在集中整编之前，大多数新参军的农民看到家乡已经解放，要求就地回家了，大余内良起义的县保警队和自卫队在解放大余城后也遣散回家了。到整编时尚有人数四百多人，经过整训，一部分人员转到地方工作，参加政权建设。
我调到中共赣西南区党委工作；还有刘南文、李明、伍华、龚济民等同志也调区党委分配工作；牛协同志分配在赣南日报社工作；一部分人员随大军入粤，云昌遇、王石、赖超雄、杨涛、唐明等同志和少数连排干部转到广东、广西工作；黄通同志担任短时期全南县长后也调往广东工作；留下人员编成三个连，由凌浪、李方、董书缨分别担任连长，移交给赣南军分区管辖。不久，凌浪连扩建为上犹县大队，李方连扩建为大余县大队，董书缨连扩建为信丰县大队。黄玉井、刘飞等十二人充实崇义县大队。刘松、何珠、何权生、董光明、严林等调到赣县县大队，充实骨干力量。魏安、邝光等编入南康县大队。龙南等县大队也派了一些骨干去。张定调任上犹县大队大队长、副政委，以后又调赣南军分区机关工作。全南“红花队”没有参加大余整编，他们就地整编。邓文畴同志担任全南县副县长，谭启民、钟履冠、范镜明、邱宗富、邹学鸣、徐仁爱、李桂英、吴冷、黄洪潮、范坚玉、刘波、华中、刘样集等安排在全南县区党政机关工作，其余绝大多数编入了县大队。在定南的游击队，陈兰台、徐知新、朱鑫华、陈南海、吴杵伟、曾华汉等二十多人留在定南县区党政机关工作，三南游击队和定东人民护乡队则移交给定南县委，改编为县大队，其他部队都调回广东。各地县大队，配合解放军，开展了剿匪反霸、收缴枪支、维持治安、保卫人民政权的斗争。
至此，赣南支队完成了自己的光荣历史使命，宣告撤销建制。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1985年3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