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冬天，一个午后，街头的风吹得人直打哆嗦，一个女人却仿佛浑然不觉，眼神定定地盯着那张贴在墙上的宣传画，久久未动。
1950冬天，一个午后，街头的风吹得人直打哆嗦，一个女人却仿佛浑然不觉，眼神定定地盯着那张贴在墙上的宣传画，久久未动。
画报中的男人身着西装、神情坚毅，是新上任的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随即，只见她颤抖着手指着那张脸，声音却十分坚定。
“这是我的丈夫。”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又和胡志明有着怎样的往事？
1905年，曾雪明出生在广州，而在动荡的年代，曾雪明的人生轨迹正悄然被改写。
她努力读书考入了广州保生助产学校，之后成为了医务所中最年轻的助产士。
同时，每当夜班结束，她总会急匆匆赶往妇女运动讲习所，她想要知道世界正在如何变化，想要听听那些站在前线的女同志讲述自由与解放的意义。
20岁那年，一日，她工作告一段落后匆忙赶往讲习所的傍晚，讲座早已结束，人群三三两两地离开，她有些懊恼，正打算掉头离去，却被一道熟悉的声音唤住。
“雪明同志，难得又错过了啊。”
回头，是讲习所里的蔡畅，两人站在讲台旁边交谈。
她讲起工作上的一件趣事，对方说起某位同志最近筹划的妇女联合活动，直到天色昏暗，她才想起母亲还在家中等着晚饭。
“哎呀，我得走了，母亲肯定饿坏了！”
她话音未落，转身便小跑着离开讲习所，楼梯拐角处，一个身影从对面走来，两人毫无预警地撞上。
男人身着一件朴素长衫，目光炯炯，他还未回神，她已俏生生地一礼，然后继续奔下楼梯，只留下那男子站在原地，眉头轻蹙，心头却早已泛起涟漪。
他转身回到楼上，一推门便看见老友蔡畅坐在窗边翻阅资料。
“刚才那个女孩是谁？”
“你说的是曾雪明？咱们妇女联合会的骨干成员之一，在医务所做助产士，人不错，性格也好，怎么，对她有意思？”
此后数日，他总会不动声色地出现在讲习所门口，说是来协助妇女事务，而她在几次不期而遇中，也渐渐记住了那个总爱站在门口、静静注视着自己的越南籍青年。
那年她才二十岁，他已三十五，一个南方姑娘，一个异国青年，命运交错的前方，是未知的风雨，也是他们各自背负的理想。
“我不是个能给你安稳生活的男人，我来自别国，肩上背着不止一个人的命运，但你若不嫌弃，我愿把余生交给你。”
她在心中一遍又一遍衡量，而“李瑞”的影子却一次次清晰起来，她开始明白，这不是少年人狂热的追逐，而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在细水长流中给出的诚意。
最终，她特意穿上那件米色旗袍，手里提着精心包好的点心，径直走向医务所门前的那片石榴花下。
“李瑞同志，我想好了，咱们在一起吧。”
1926年，他们低调成婚，婚后依旧各自忙碌，却在夜晚那盏灯下分享一天的经历，分享一碗热粥、一句轻笑，可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暖并未维持太久。
不久后，李瑞接到调令，需离开广州。
不料，本以为是短暂分离，谁知却是一生的错过。
1930年，越南发生暴动运动，此时已经回归越南的李瑞不幸被捕，随后他在广东地下党的帮助下去了广州。
再次踏上这座熟悉又危险的城市，他再不能以公开身份活动，只能以翻译之名，游走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之中。
为了确保安全，有关部门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安排一位女同志伪装成他的妻子，以夫妻的名义行走，更能掩人耳目，避开特务的追踪。
她就是林依兰，一个沉静、敏锐、有分寸的年轻女子。
这对“夫妻”从第一日便已明确了界限，但长期共处之下，一饭一蔬、一言一语都慢慢在心中发酵，酝酿成一种无法忽视的牵引。
她有一种奇特的安静，在他焦虑时，也只轻轻地坐在窗边翻阅文件，不打扰也不催促，这种不动声色的陪伴，反倒比喧哗的关心更叫人心动。
有时候，他也不免心中泛起疑惑，是不是太过依赖她了，是不是早已无声地将这段伪装的关系，拢入了自己的真实世界？
可他始终没有越界，始终记得与曾雪明的那场婚礼，那盏青灯，那声“我等你”的承诺。
一天早晨，密信送来，他的身份再次暴露，组织决定紧急转移，此后岁月漫长，他们各自奔赴不同的命运之路，她成为一位坚毅的省级干部，而他则一步步走向异国的高位。
再见时，是多年后机场的一次匆匆握手，人群拥簇，记者闪光灯如雨，所有的过往都化作一声客气的问候。
“你还好么？”
“挺好的。”
一句话便将彼此一生浓烈的情感收拢成无声的水波，他们始终没有明说，却早已懂得，这段情是命运安排的一场远行，注定只能同途一段，却难共守终章。
到了1945年9月，胡志明成为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此时，曾雪明依旧在等对方，也在知道对方是越南人，一直在关注越南的情况。
不过，她从未将李瑞和越南新领导人胡志明联系在一起。
1950年，广州进入早春，曾雪明照旧提着药箱穿梭在巷弄之间，为即将分娩的妇人把脉、接生。
彼时，她的生活日复一日，只有那本泛黄的日记本，隐隐记载着那个已多年未归的名字，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从未停止等待。
一天午后，她本想随意散步，穿过老街口时，无意间被一群围观的路人吸引，街墙上张贴着一张新画报，印着一位刚上任的外国首脑。
她原本只是随意一瞥，下一秒却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那张脸哪怕隔着十几年光阴，哪怕如今头发花白、神情沉稳，她仍一眼便认出。
围观的人交头接耳地谈论，听说是越南那边的新总统，名叫胡志明，她的手抖了一下，攥紧的指节泛白。
他曾是她的丈夫，是与她并肩走过革命与苦难的爱人，可现在，他是别国的领袖，是众人敬仰的国家象征，而她，不过是广州一隅的小小医务工作者，在流年中被时代悄然遗忘。
直到身旁人潮散去，曾雪明方才缓缓转身，她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直接走进街口的一家新华书店，挑出一本新出版的传记《胡志明：传奇一生》。
她几乎是颤着手翻开目录，目光扫过一个个章节标题，“流亡法国”、“苏联求学”、“广州岁月”……
熟悉的时间线、活动地名乃至记述中的一次又一次演讲和翻译工作，全都对上了，她捧着书坐在书店一隅的木椅上，看得入神，也看得泪流满面。
外头天色渐暗，她踱出书店时，仿佛走过了整整一生，而她她再度站在画报前，指着那张脸，朝身边的陌生人开口，声音微颤却不容置疑：“他是我丈夫。”
路人侧目，眼中写满疑惑与好奇，可她毫不在意这些眼光，她知道，自己不是疯了，只是太久没有为自己说话了。
回到家，她便提笔写信，那是她这些年来第一次如此迫切想与他联系，将每一页写得工整，斟酌每一句话，像是在拼凑这十几年来的空白岁月。
曾雪明没有怨恨也没有追问，只写着自己的生活，写着母亲的离世，写着自己如何从梦中醒来时习惯性望向门口，却始终等不来那个人影。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我不求重逢，也不求身份地位，只想知道，当年那句‘我会回来’，你可还记得？”
信封密封那一刻，她的心也被封进了那段记忆里，她托人通过外交渠道寄出那封信，满心希望，满眼期待。
然而，信石沉大海，一如她多年等待的那人。
几个月后，她鼓起勇气，写信给旧友蔡畅，那封信里她没有多说什么，只简单问了一句“你还记得李瑞吗”，蔡畅的回信很快，信纸上一笔一划工整清晰。
“我当然记得，那年我喝过你们的喜酒，他确实是你的丈夫，如今的胡志明，正是当年的李瑞。”
这封信她一字一句读了三遍，最后将它叠好，放进枕头下，那一夜，她终于痛哭出声，那场迟到的确认，并未带来喜悦，反倒让她的世界彻底安静下来。
1958年，胡志明访华，她曾多次请示，希望能与他见上一面，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他一眼，然而结果始终如一，始终没有见上。
她终于明白，他们的世界早已被时间划出两条平行的轨迹，她仍在烟火巷陌为人接生，而他已站在国际舞台之巅，即便是并肩走过革命的旧侣，也终究敌不过命运的分岔口。
1969年，胡志明病逝。
那日，她静静站在他遗像前，手中拿着早年他留给她的信，那张纸已经泛黄，边角卷曲，她缓缓擦拭照片，低声说。
“若当年我死活不让你走，今天是否会不一样？”
可人生没有如果，她是那个被他留在身后的女人，而他是她始终走不出的名字。
来源：曦月谈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