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的一生恶贯满盈，将一手好牌打的稀巴烂。逃往美国的余生是否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当他望着东方喃喃念起“金积堡的稻田”时，可曾想过，那片被他搜刮殆尽的土地，早已在新生政权下换了人间？

叛国者会被时代唾弃，余生再难以心安！

他的一生恶贯满盈，将一手好牌打的稀巴烂。逃往美国的余生是否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当他望着东方喃喃念起“金积堡的稻田”时，可曾想过，那片被他搜刮殆尽的土地，早已在新生政权下换了人间？

中国近代史上，西北大地曾活跃着一支绵延近百年的军阀势力——“马家军”。其发迹可追溯至清朝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

1862年，西北回民因不堪清廷民族压迫与赋税盘剥，在河州（今甘肃临夏）首领马占鳌的率领下举旗起义。起义军势如破竹，连克数城，甚至在太子寺战役中重创湘军主力，斩杀清军总兵傅先宗，令清廷震动。

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军镇压，却在军事僵局中陷入被动。此时，马占鳌的军师马千龄（马鸿逵祖父）敏锐洞察局势，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为喻，力劝马占鳌审时度势，放弃与清廷正面对抗。

最终，马占鳌接受招抚，率部改编为清军三旗马队，调转枪口镇压其他起义势力。此举虽加速了清廷对西北的控制，却为马氏家族换来了政治入场券——左宗棠赞马千龄为“良回”，马占鳌获封提督衔，其家族成员陆续跻身清廷武官序列，奠定了“马家军”的根基。

马千龄之子马福禄考中武举人，加入甘军统帅董福祥麾下，1900年在廊坊抗击八国联军时壮烈殉国，其弟马福祥（马鸿逵之父）接过兄长的军队，因善于权谋周旋，先后得到袁世凯、黎元洪等北洋巨头的赏识，1912年被任命为宁夏镇总兵，正式开启“宁马”军阀在宁夏的割据史。

1892年，马鸿逵生于这样的权势家族，自幼被视作家族继承人培养。12岁时，马福祥为其捐纳“候补知县”虚职，虽因清廷覆灭未能履职，却彰显了家族对其仕途的规划。

青年时期的马鸿逵进入甘肃陆军学堂，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并参与反清活动，曾因策动士兵起义被捕，后经家族疏通获释。

1914年，马福祥将其调入北京，成为袁世凯的贴身侍卫武官，凭借剿匪战绩获授陆军少将，由此跻身北洋军阀核心圈层。

北洋政府瓦解后，马鸿逵在军阀混战中反复横跳：先依附冯玉祥参与国民革命军，后因中原大战局势逆转，于1929年率部“反冯拥蒋”，向蒋介石密报唐生智反蒋计划，成功换取信任。蒋介石为借马家势力控制西北，1931年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

此时的马鸿逵已深谙政治博弈之道——他表面接受南京政府节制，实则借“四马拒孙”战役（1934年联合马步芳等击退孙殿英部）巩固地盘，将宁夏军政财权尽收囊中，开启了长达17年的“土皇帝”统治。

马鸿逵主政宁夏期间，其统治呈现出鲜明的军阀特征：以军事暴力为根基，以经济掠夺为手段，以政治投机为生存法则，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集权体系。

他通过“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强制征兵政策，在人口不足百万的宁夏强征壮丁近10万人，组建起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的武装力量。

这种兵役制度导致无数家庭妻离子散，民众为逃避兵役甚至自残肢体。据1942年《十年来省政述要》记载，征兵过程中“鞭笞交加，哭声震野”，基层保甲人员借征兵之名敲诈勒索，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经济领域，马鸿逵的掠夺手段更为赤裸。他利用国民政府1948年推行的金圆券改革，双重盘剥导致宁夏物价飞涨，民间交易被迫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

具讽刺意味的是，马鸿逵一面宣称“禁烟”，一面通过控制鸦片种植和贸易获取巨额利润。他将宁夏划分为多个鸦片种植区，强制农民种植罂粟，再通过军队武装押运至国统区销售，形成“以战养毒、以毒养战”的恶性循环。

至1949年逃离宁夏时，他已聚敛黄金7.5吨，这些财富大多来自对百姓的直接掠夺。为掩盖统治本质，马鸿逵采取了一系列粉饰措施。他颁布《清丈地亩条例》。

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他出资赞助中国代表团，试图塑造“开明领袖”形象，但其真实目的是通过此举获取南京政府的政治支持。这些举措如同薄薄的糖衣，包裹着军阀统治的苦核。

在抗日战争中，马鸿逵的立场充满矛盾。1937年，他派民政厅长李翰园率部突袭额济纳旗，处决日本特务13人，缴获电台和军用地图，一度赢得舆论赞誉。但当日军试图通过板垣征四郎拉拢他时，他又采取模糊策略，一面拒绝合作，一面保存实力。

1938年绥西抗战爆发后，他仅派出骑兵第一、第二旅象征性参战，主力部队仍留守宁夏以防红军渗透。这种“消极抗日、积极防共”的态度，使宁夏在抗战期间成为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堡垒。

解放战争时期，马鸿逵彻底暴露其反共本质。1947年，他配合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攻占盐池、定边等县，对解放区实施“杀光、烧光、放水”的焦土政策。毛主席曾多次通过秘密渠道劝降，均遭其拒绝。

1949年兰州战役失败后，他将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马敦静，自己携带黄金乘飞机逃往重庆，最终辗转至台湾。

在他逃离后，宁夏兵团迅速溃败，解放军于9月23日解放银川，结束了马家军长达37年的统治。

1949年10月，马鸿逵乘军用飞机抵达台北时，正值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全面崩溃后的政治清算期。蒋介石为维系台湾统治，急需塑造“整肃贪腐、追责败将”的形象，而失去宁夏根据地的马鸿逵，恰好成为理想的替罪羊。

尽管他在逃亡前已将7.5吨黄金分批次转移至香港汇丰银行，但在台湾舆论场中，他被渲染为“西北沦陷的罪魁祸首”。1950年3月，台湾行政院以“擅自撤离防区、贻误战机”为由，撤销其所有职务并开除党籍。

身处政治断崖的马鸿逵敏锐嗅到杀机。他观察到，同期抵达台湾的“青海王”马步芳因提前向宋美龄输送巨额珠宝，不仅未被追责，反而获准赴麦加“朝觐”，这让他清醒认识到派系斗争的残酷性。

为求自保，他精心策划逃亡计划。陈诚念及他曾在中原大战中助蒋有功，未加严查便签署许可。1950年5月，马鸿逵乘国泰航空班机抵达香港后，立即入住半山别墅区，暗中联系美国移民律师，以“投资牧场”为名申请永久居留权。

次年1月，他以“陪夫人赴美就医”为由，租用泛美航空公司的DC-4型运输机，将剩余黄金及27箱文物分批运抵洛杉矶，最终在比弗利山庄购置豪宅定居。

马鸿逵的逃亡对初建的台湾政权造成实质冲击。据国民党财务部门统计，1949年前后从大陆运抵台湾的黄金总计约277万两，而马鸿逵私占的7.5吨（约23.4万两）相当于台湾黄金储备的8.4%。

这笔财富本可用于稳定新台币发行、购买军备，但此刻却流入私人腰包。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责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特工赴美国暗杀，却因美国中情局介入而未遂。

在洛杉矶的豪宅里，马鸿逵望着保险柜中金光闪闪的金条，或许曾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但他不会想到，这场以黄金堆砌的逃亡，不过是从一个权力牢笼坠入另一个精神牢笼。

当他在异国他乡品尝着美式牛排时，海峡对岸的台湾正掀起“土地改革”，而他曾经践踏的宁夏大地，早已在新中国的治理下焕发生机。

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白色豪宅里，马鸿逵度过了人生最后17年。初抵美国时，他带着7.5吨黄金、200余箱古玩字画，以及从宁夏搜刮的珍贵皮毛，妄图在这片“自由乐土”延续土皇帝的排场。

他斥资百万美元购置占地20公顷的牧场，豢养纯种赛马，雇佣犹太管家和菲律宾女佣，每周举办华人社交舞会，甚至在庭院中复刻了一座宁夏风格的清真寺。

这个连英语“你好”都发音含糊的军阀，很快在资本主义的丛林里栽了跟头——他投资的中餐馆因口味不合倒闭，代理的丝绸生意被犹太商人骗走半数货款，就连精心培育的赛马也在肯塔基德比中名落孙山。

到1960年代初，他的资产已缩水近七成，不得不卖掉牧场，搬进好莱坞近郊的公寓。

财富的消逝加速了家庭的分崩离析。马鸿逵的六位妻妾中，三姨太邹德一早在逃亡香港时卷走10箱珠宝消失，五姨太孟小云到美国后公然与好莱坞华裔导演同居，最终带着女儿改嫁。最得宠的四姨太刘慕侠掌管财政大权，却与长子马敦厚因投资分歧反目。

1965年，马敦厚之子马家骅为争夺遗产，竟将祖父告上洛杉矶高等法院，庭审时曝光马鸿逵曾在宁夏私设地牢、活埋政敌的细节，令华人社区哗然。

这场持续两年的官司以马鸿逵支付120万美元和解金告终，却彻底撕开了这个军阀家庭的体面——子女们为争夺剩余财产勾心斗角，连他糖尿病并发症住院时，都无人陪伴照料。

疾病成为压垮这位前“宁夏王”的最后稻草。长期的奢靡生活让他体重飙升至400斤，双腿因静脉曲张溃烂生蛆，不得不切除脚趾；糖尿病引发的视网膜病变，使他右眼失明，左眼仅存光感。

1968年，他因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虽经抢救脱险，却从此离不开轮椅。每当护工推着他在公寓花园晒太阳时，他总是面朝东方发呆——那里是宁夏的方向，是他曾用铁蹄践踏过的土地。

据护工回忆，他常喃喃自语：“金积堡的稻田该插秧了”“鼓楼的钟声响了没有”，这些碎片化的呓语，或许是潜意识里对故土的最后眷恋。

1970年1月，马鸿逵因肾功能衰竭进入弥留状态。临终前，他紧握着四姨太的手，用微弱的声音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我送回宁夏，葬在父母身边。”

这个曾让宁夏百姓闻风丧胆的军阀，终究没能如愿。他的子女因惧怕大陆政府追究历史罪责，将遗体暂放于洛杉矶“玫瑰岗”公墓，1973年迁葬台湾阳明山。葬礼冷清得近乎寒酸，除了几位远亲，只有当年在宁夏负责为他洗钱的银行经理前来吊唁。

来源：鉴史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