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的政治宣传活动已经成功地让人普遍产生了一个印象，以为那些“流亡者”都在未受胁迫的情况下离开了德国，而且目的是要从国外借着“宣传德国之恐怖”来进行报复。由于爱因斯坦受邀转往外国任教，一份德国报纸要求把所有被解职的德国大学教授的护照撤销，意思是说，他们不只应该

作者：[德]卡尔·洛维特 译者：区立远

在罗马的德国流亡者

德国的政治宣传活动已经成功地让人普遍产生了一个印象，以为那些“流亡者”都在未受胁迫的情况下离开了德国，而且目的是要从国外借着“宣传德国之恐怖”来进行报复。由于爱因斯坦受邀转往外国任教，一份德国报纸要求把所有被解职的德国大学教授的护照撤销，意思是说，他们不只应该丧失在德国的生存基础，还应该被迫留在德国苟延残喘。这个虐待狂似的要求并不是登在像《冲锋者》这样的地方，而是出现在由策雷尔（Zehrer）主编的《每日观察报》（Tägliche Rundschau）上；这份报纸在1933年是少数或多或少仍然正派的报纸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它在同一年就被迫停刊了。上面提及的对流亡者的这种印象，即便对智识阶层来说，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B. 的说法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给我的信上说，他不把我当成流亡者，因为他所理解的流亡者是像亨利希·曼或者在巴黎的流亡报纸的编辑那样的人。布里特纳夫妇也有类似的心态，他们在与我道别的时候友善地劝我，在罗马不要跟那些流亡者来往。这个劝告很荒谬，因为事实上是德国人不愿意与犹太人来往，而且，若考虑到他们最亲近的家中常客是一位弗兰克福的典型犹太人，他们如此劝我就更显荒谬——这个人引起了我的反犹情绪，后来在罗马我总是避开他。就历史来看，欧洲对流亡者（Emigrant）这个概念的理解，当中或许仍有一些成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流亡者（émigrés）身上得来的。可是我们并不是政治难民，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数代以来皆为德国人，是最近才在别人的眼里变成了犹太人，即所谓的德国犹太人。

这些德国犹太人之所以往外国去，只是因为德国使他们在物质上与道德上无法继续生存。这些德国犹太流亡者，绝大多数都是被放逐者，也就是说，违背他们的期待与愿望给驱逐出境的人。我一九三五年还在意大利遇到过一个德国犹太人，他为了不“违背德国国民应尽的义务”，想把身上剩下的旅费寄回德国去，可是这个人在弗兰克福遭受过的事情，足以将一切公正与秩序踩在脚下。对于被驱逐的犹太人、半犹太人与混血儿来说，种族成分论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种族法律所设定的前提对这些人而言并不存在：我们当中没有谁感觉到跟其他人同为一个种族团体，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一个“犹太民族”。这共通的命运却大致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每个德国犹太人的存在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罗马时，我们夫妇比较喜欢来往的，都是那些跟我们一样觉得自己是德国人的犹太人或半犹太人；而那些太过犹太的、自己聚起来过着类似隔离区般生活的犹太人，我们则是尽可能避开。后面这些圈子的犹太人喜欢用一种幻觉来鼓励自己，觉得希特勒政府很快就要崩溃了，不过绝大多数的人则没有太多政治意识。在布拉格、苏黎世与巴黎的情况可能不大一样。

画家桑德施泰因（Sandstein）是一个道地的慕尼黑人，因为自由职业的缘故，他对政治极度缺乏兴趣。一开始他试着开一家照相馆，他的太太则当声乐家教。后来他们开了一间民宿，好与他们成年的儿子一起度日。他们的生活有些青黄不接，儿子则加入了法西斯党，希望能成为意大利军官。弗兰克尔（Frankl）是一位被解职的艺术史教授的儿子，无论是性情还是外观上，完全没有犹太人的气息，他的太太是一位个子矮小的（雅利安）施瓦本人。他们跟自己的小孩住在一间扩建的车库，过得如此困窘，仅有的家具都是自己做的。他在一家意大利公司当建筑师。施特劳斯（Strauss），一个被解职的艺术史讲师，就职论文是平德指导的。他靠自己的音乐天分度过难关，在罗马高等音乐学校勤奋地学习、做钢琴家教，在罗马享受着他的自由。雅斯特罗（Jastrow）小姐，一位被解职的知名国民经济学教授的女儿，本业是考古学家。她得到一份美国的奖学金，工作是整理希腊陶瓶碎片。弗伦克尔（Fraenkel），法律系毕业，也是迈内克的学生，与一位雅利安教授的女儿结婚，到1933年为止，他一直是《德国大众报》长年的驻罗马通讯供稿人。

他对于被革职一事感到十分痛苦，却又不懂得在失业的情况下采取因应的作为，并节约开销，只知道一直消耗他的储蓄。一直到存款花费殆尽，他才终于试着从奥地利、捷克与法国的报纸接一些稿约。他用一种令人动容的“历史的客观性”来评判德国的事务，德国同事偶而礼貌性的前来拜访，对此他都表示感激。一九三六年，他应一个意大利的专业期刊邀请，写了一篇文章《第三帝国法律对犹太人的处置》（Il Trattamento degli Ebrei nella Legislazione del terno Reich），文章作了如实的报导，没有任何控诉的语气。他没有料到，自己两年之后将会遭到意大利人同样的“处置”——真是一出黑色喜剧！

古文学家瓦尔策（Walzer），与出版商卡西雷尔（Cassirer）的一个女儿结婚，是耶格尔（W. Jaeger）的学生，在丧失了讲师的职位之后来到罗马，现在在真蒂莱手下，靠着精力、耐性与毅力重新经营学术生涯。他与他的太太都是十分传统的犹太人类型，特别因为那种不屈不挠的韧性，使他们能在任何条件下抬起头来，并结交新的关系。

吕瓦尔德（Loewald），我从弗赖堡时代就认识的朋友，在罗马娶了一位犹太女孩，他勤奋地准备意大利的医学国家考试，尽管他在德国老早已经通过这项考试，后来他在一个意大利医院找到一个助理的职位。

贝伦斯（Behrens）与弗莱希曼（Fleichmann）两位医生也同样再考了一次国家考试，开了一间诊所，他们的病人主要是意大利人与流亡者，他们的生活被工作上的进展完全填满了，因此也已经不再回想过去的遭遇。

莉莉·格拉登维茨（Lili Gradenwitz），一位非常漂亮、严肃的女孩，有一半雅利安血统，父亲在政变前是基尔市（Kiel）的市长。她原本可以留在德国，却宁愿用一个“彻底”的决定来解决她“半吊子”的血统问题，她刚到意大利时身无分文，一开始找到的是一份家庭女佣的工作。当我们在罗马认识她的时候，她在一个旅行社当雇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凌晨四点钟，她在基尔市的老父亲被人从床上拖走，被送进了集中营，但送进哪一个，连她的母亲都不知道。意大利种族法令生效前几天，她嫁给一个在米兰当机械师、入意大利籍的蒂罗尔人（Tiroler）。她是一个道地的北德女孩，只要话题一转到德国的情势，她会马上吓得脸色惨白——她宁愿把这些事情通通忘记。

布伦德尔（Brendel）是库尔提乌斯一位很杰出的学生，考古中心的助理，他跟一个犹太女人结婚，因此必须放弃他的职位，一九三六年时他去了英国。罗曼语学者迪克曼（Dieckmann）的情况跟他类似，但是没有像他那样能够应付这种处境。施皮策帮他在伊斯坦布尔弄到一个助理的位置，可是他对这个工作并不满意，所以后来又放弃了。

只有在以下三个人身上，我才真正认识到了所谓的流亡者心理：一位是昔日的海德堡罗曼语学者莱奥·奥尔斯基（Leo Olschki），一位是我已经提过的莱曼—哈特勒本，他的太太是雅利安人，第三位是克劳特海姆（Krautheimer），他从前是马尔堡艺术史系的讲师。奥尔斯基所出身的家庭，事实上属于一个跨国性的东犹太人族群，但他出生于意大利，我们把他戏称为“莱奥纳尔多·达·奥尔斯基”（Leonardo da Olschki）。他的兄弟与父亲也都取得了意大利国籍。奥尔斯基是一位知识丰富的学者，聪明、锐利，也很有洞察力。因为那时候他仍从德国领取年金，在罗马也有人帮他安排了一个不支薪的客座教授职位，所以他的生活并不沉重。莱曼的情况就糟糕很多，因为他有三个男孩要养，在经历了两个充满忧虑与辛酸的年头之后，才终于在美国安定下来。活跃的精神活动虽使这两人不致垂头丧气，但是政治的局势总让他们无法忘记所失去的东西。要跟他们见面而不马上谈到德国或犹太的话题，是不可能的事情。骄傲与学养使他们相信，从德国被放逐出去的犹太人现在有个使命，就是在美国保存欧洲文化使之免于毁灭，就像希腊的移民将古代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那样。奥尔斯基是最后一个离开罗马的，这时他也已经不被允许继续在大学里讲课，意大利也不再让他留恋了。希特勒到罗马访问期间，有不少流亡者遭到逮捕。其他人逃过了这一波行动，尽管有种族法令，直到现在都还留在罗马。

受权刊发，选自《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德]卡尔·洛维特 著，区立远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 万有引力 2025年6月。

米歇尔斯、彼得森与哈格曼（Hagemann）小姐等人也算是某种流亡者。米歇尔斯，知名的社会学家，在几十年前就因政治因素离开了德国。他是佩鲁贾（Perugia）的大学教授，住在罗马。在窄小的、摆满各种珍贵收藏的客厅里，他常邀请一群背景差异极大的朋友齐聚一堂。在这种场合里，他能极灵活地在意大利语、法语与英语，必要的时候还能改讲德语。他取得了意大利国籍，也成为法西斯党人，喜欢在公众场合上装作好像已经听不太懂他的母语德语。他接听电话时会自称“罗伯托·米给尔”（Roberto Mikels），但是意大利人从来不太信任这位“罗伯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物，脸上坑坑疤疤的，让我想起斯特林德贝里。此外，他还是一个博学无匹的人，一个永不疲倦的新闻工作者。他于一九三六年在罗马逝世。

彼得森在自由新教的崩溃中所采取的最后决定，跟巴特的方向正好相反：他改信了天主教，到了罗马。在这里他以四十三岁之龄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她为他生好多个孩子。他们住在阿文蒂诺，与外界不常往来。我常常去拜访他，他也总是友善地接待我，给我一些鼓励。他对于离开德国感到痛苦，也很清楚，那道从1933 年起将德国精神生活撕开的裂痕，同样也损害了他的神学工作。对德国的事务，他特别关注的是基督教教育的毁灭。他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在这样的国家里生活，所以他留在罗马，虽然意大利的天主教并不让他满意。他改信天主教，基本上跟他改信浪漫主义差别并不大，尽管前者在教理上有更稳固的基础。他在一间隶属于教宗的机构讲授关于教父学（Patristik）的课，可是我常常有这样的印象，波德莱尔比那些基督教神学家更接近于他的性情所向。犹太人问题对他来说是一个神学问题，只有以基督教的方式才能解决，而他意趣丰富的作品《犹太人与异教徒组成的教会》（Die Kirche aus Juden und Heiden）并不缺少一种基督教式的反犹语调。我既不站在犹太教那边，也不站在基督教这边，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谜，让他感觉不安，因为这跟他自己的抉择立场正好相反。

哈格曼小姐虽然在政治与种族上都没有问题，但一样不愿意回到德国。她属于少数的那些德国人，这些人内心受到纳粹党的野蛮与反犹作为而严重受创，以致于他们宁愿留在国外。当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在库尔提乌斯的几个女儿家里当保姆。

在意大利与日本的苏联流亡者

苏联的犹太流亡者绍尔（J. Schor）的情况很特殊，他先从苏联被赶到德国，又从德国被赶出来。他与太太在罗马以写作维生，直到他前往巴勒斯坦为止。靠着一种俄国哲学家的性情，他面对这些生活中的动荡与变迁都有办法安然自处，远比所有我认识的德国流亡者稳定得多——后者几乎都还继续依恋并经营他们中产市民的生活格调。他是一个优雅而聪敏、容易博得好感的人，与他相处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我通过他还认识了已经七十岁的作家伊万诺夫，他靠教人俄文与法文勉强过活。苏联流亡者这种特性，我在日本也再度得到确认的机会。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位先生，他自称B. 先生（Monsieur de B.），从他外观上你绝对看不出来，这个人在一九二四年之前在圣座下担任俄国外交官，而在那之后是巴黎一家女性内衣店的老板，现在在日本一个乡下小地方当中学老师，教授德语、俄语与法语。他使用无国籍者护照（Nansenpaß），但在道德情感上却觉得很自在；与英国人、意大利人、纳粹党人及犹太人来往，可是从来都维持着B. 先生的身份；带着一根古怪的手杖，手指上还戴着一个不寻常的戒指。

同年夏天我在横滨与一位二十多年前弗赖堡时期的同学重逢，他就是音乐家夏培罗（K.Schapiro），蓄着旧约先知般的大胡子，以一种独立自恃的方式，在海边一栋小屋子里满足地过着他的日子。他的太太颇有风韵，也是犹太人，已经给他生了五个儿子，平常教人弹钢琴。因为我拜访他的那一天是犹太教的节日，而这是他一向坚守的，所以谈话也就围绕在我们的犹太文化上——这个话题，我们从前在弗赖堡的时候从来没有谈到过。他向我解释，他从前相信自己是一个“欧洲人”，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受德国与法国文化熏陶的俄国人，而是一个犹太人，别人的确有理由把他区隔开来。他发现我对正宗的犹太教并无兴趣，感到很失望，所以从那时起，就把我当作一个“基督徒”。他的个人哲学如此怪异，以致于在这上面很难跟他好好谈话。他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怪人，跟所有人都决裂了，却又因此增强了他的自我意识。他原本的家庭在十月革命中完全被打散，分别往日本、巴黎与非洲去了。

将犹太人赶出意大利

一九三八年，意大利公布了种族法令，于是绝大多数我们在罗马认识的人与朋友在辛苦地工作了五年，各自拥有了微薄的生计之后，再度被驱逐了。他们有六个月的时间去办签证、找船位，看看这既辽阔却又从未如此狭窄的世界上，有无任何地区愿意收留他们。桑德施泰因一家为了筹措旅费，把他们的民宿卖给几个特技演员，然后移民到玻利维亚去投靠友人了。大部分朋友去了美国，有一位则去往英国。一年之后，德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意大利的种族法令便显得多余了，因为轴心联盟的吸引力已大半丧失。这些法令虽然条件比较宽松，基本上却比德国的种族法律更为可耻，因为意大利原先是主动向这些流亡者提供庇护，却又要把他们赶出国门，就连他们从德国合法携入的财产，也只准他们带走两千里拉（约合五百帝国所有的努力与劳动、投入与希望，刹那间化成了乌有。

当我从日本向一位意大利朋友探听我们共同朋友的下落时，他感到十分不堪，请我在信里最好还是不要谈到这些事情：“让我们说些轻松一点的吧！”

如果我说所有这些流亡者（流亡者在罗马相对很少），都是既单纯且规矩的人，那我并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他们完全只忧虑着自己的存活，从来没想过要进行什么宣传活动来打击德国，或要对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不利。我从未从这些人的口中听过一句仇恨德国的话。他们对此绝口不谈，总试着在每日当下的工作里忘掉他们遭受的损失，试着习惯新的生活，在其中享受一切还可以享受的、使人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意大利可是一点也不难找。他们虽然被迫在异乡落脚，但是有能力融入当地。反而言之，若把犹太人说成是一个有共同血缘与信仰的团体，那这样的犹太人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