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史料】蒙古名字的俄国城市，乌兰乌德（Улан-Удэ）

摘要：【布里亚特地区成为清俄势力的缓冲带，清廷通过库伦的驻防将军对布里亚特人实施“柔远政策”，而俄国则以色楞格斯克要塞（Селенгинск，建于1665年）为据点推行东正教改宗……】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 И.И. Этнография Забайкалья: буряты в XVII-XIX веках. СПб.: Тип.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Н, 1912. 402 с.

【布里亚特地区成为清俄势力的缓冲带，清廷通过库伦的驻防将军对布里亚特人实施“柔远政策”，而俄国则以色楞格斯克要塞（Селенгинск，建于1665年）为据点推行东正教改宗……】

乌兰乌德（Улан-Удэ）作为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其历史始终处于欧亚大陆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的互动前沿。

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贝加尔湖沿岸古代史》中指出，乌兰乌德河谷地带存在匈奴时期的祭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纹饰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存在明显关联。到了蒙古帝国时期，这里成为通往金帐汗国的重要驿站，俄国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保存的《蒙古行纪》抄本记载，此地曾有中原工匠参与修建佛教建筑。

匈奴至蒙古时期的“色楞格河走廊”

考古学家А. В. Харинский（哈林斯基）在《古代外贝加尔》中指出，乌兰乌德所在的色楞格河谷地（Селенгинская долина）早在匈奴时代（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便是“草原丝绸之路”北支的重要节点。中国史籍中“丁零”“高车”等部族的活动范围，与当地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如兽首短剑）存在文化关联。

至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将此地划入“林木中百姓”（ойраты）管辖范围，俄罗斯学者Е. В. Дёмин（焦明）认为，乌兰乌德东郊的伊沃尔加遗址（Иволгинское городище）可能为汉代“匈奴城”与蒙古驿站“帖列津”（Тэлэгэн）的叠压遗存。

17世纪清俄竞争中的布里亚特人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布里亚特地区成为清俄势力的缓冲带。И. И.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谢列布里尼科夫）在《外贝加尔民族志》中分析，清廷通过库伦（今乌兰巴托）的驻防将军对布里亚特人实施“柔远政策”，而俄国则以色楞格斯克要塞（Селенгинск，建于1665年）为据点推行东正教改宗。

乌兰乌德的前身——乌金斯克冬营地（Уд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1666年建）的选址，正是为了截断布里亚特部落向喀尔喀蒙古的朝贡路线，这一战略被莫斯科档案中的《戈洛文报告》（1690年）明确记载。

帝国的整合，从军事要塞到殖民城市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显示，1730年代乌兰乌德（时称“上乌金斯克”）成为东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中转站，中国商人通过恰克图口岸输入茶叶、丝绸，换取俄国的貂皮与金属器。布里亚特学者Д. Д. Нимаев（尼马耶夫）指出，当地藏传佛教寺院（如1741年建的Ацагатский дацан）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汉式歇山顶与俄式砖木结构，反映了清俄文化竞争的“在地化妥协”。

西伯利亚大铁路与现代化转型

1899年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后，乌兰乌德作为外贝加尔铁路枢纽迅速工业化。1900-1917年间该城人口增长300%，中国劳工占筑路工人的23%，他们带来的农耕技术（如垄作栽培）被写入《外贝加尔农业统计报告》。不过，俄罗斯史学界也强调，这一时期布里亚特知识精英（如民族志学家Ц. Жамцарано）开始以“佛教复兴”对抗殖民同化，其思想资源部分源自汉文佛典的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