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京事变后，首义诸王或死或走，天父、天兄的神话体系破灭，洪秀全得以乾纲独断。为弥补既有权力空白，洪秀全修补了后期太平天国错综复杂的一元权力结构，最终形成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为首的中央亲贵权力体系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权力

后期的政争和地方内耗

天京事变后，首义诸王或死或走，天父、天兄的神话体系破灭，洪秀全得以乾纲独断。为弥补既有权力空白，洪秀全修补了后期太平天国错综复杂的一元权力结构，最终形成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为首的中央亲贵权力体系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权力体系。但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非但没有在天京事变这场血腥屠杀中汲取教训，反而继续醉心于权谋诡谲。事变后不久，天京朝内政争死灰复燃，洪仁玕与李秀成、陈玉成之间，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洪姓宗室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嫌隙，他们之间的权力摩擦和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大有不可调和之势。总体来看，后期朝内的政争主要是以洪姓宗亲为主的中央亲贵和以异姓诸王将领为主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

干王洪仁玕是后期太平天国的总理王大臣，忠王李秀成是最主要的地方实力派(英王陈玉成集团在1861年上半年溃败殆尽)，他们的事迹贯穿后期太平天国始终，所以两人的关系走向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期太平天国权力斗争的轨迹。

洪仁玕来京后，未建寸功就被赐封为王，引起一班功臣宿将的不满。他在封王典礼上登台演说，展示才华，以张良、姜尚自比，“宠遇偏嗤莘野薄，奇逢半笑渭滨迟”，“何物狂且负盛名，登坛还使一军惊”，平息众议。朝臣信服，赞其为“文曲星”。他又上书屡辞王位，洪秀全不允，降诏抚慰曰“风浪暂腾久自息”。后洪仁玕作《资政新篇》，颁《立法制諠谕》，与陈玉成制定《钦定功劳簿章程》，保奏陈玉成、李秀成为王，安抚军中主将。尽管李秀成对洪仁玕无功受禄之事一直心存芥蒂，但他此时深感临危受命，亦以积极姿态响应洪仁玕，具禀请示干王行征之策，三次登门求教攻取之略，洪仁玕以《兵则四要》作答，说明“师克在和”，双方有过一些较好的合作。

洪、李关系的转折点是上海对外斡旋的失败。1860年夏，洪仁玕邀请各国驻沪领事来苏州磋商上海问题，结果他们完全不予理会，洪仁玕竟以5名传教士为“洋官”，所谓“和谈”只能无功而返，李秀成遂发兵直取上海，不克。洪秀全、李秀成和太平天国上下原本对洪仁玕苏州斡旋抱有极高的期望，未料结果如此，洪秀全、李秀成对洪仁玕的无能感到失望和不满，此后洪仁玕在朝中的威望、地位日渐下降。洪、李之间就上海未下的责任问题互有抱怨，关系产生裂痕，逐渐不睦乃至争斗。他们被俘后写的自述均对两者的矛盾有所反映。

洪仁玕批评李秀成及其党羽林绍璋、李世贤等：

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而忠王遂发师进取，见是空城，遂掠取洋楼物件，被洋人伏兵杀起，出其不意，败回苏城，此刻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

那李秀成偏要与洋人为难，我将洋官都请来苏州讲和，被他闹散了。他又贪乐苏杭，不顾江北，天京事就弄坏了。

皆由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柔滑之言为耳目，不认王长次兄为忠正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生命，又求英王阮其不力之愆。那时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殊知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

今观其传，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虽世人不知内事，而当时兵粮之权归谁总握，谅内外必闻之者。若论爵之尊□，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

李秀成被俘后告诉清朝官员“伪干王所编各书”“皆不屑看也”，只字不提洪仁玕在太平天国的建树。在李秀成写的长达五六万言的自述中，竟仅有一处提到了洪仁玕，但对洪氏宗族贪鄙无能、玩弄权术的劣行批评很多：

因其弟洪仁玕九年之间而来，见其弟至，格外欢天，一时好乐，重爱其弟，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见封其弟，初来封长，又冇(没有)才情，封有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对功臣，后而先封陈玉成为英王。

长者、重用者，我天王是一重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其驸马钟姓(钟万信)、黄姓(黄栋梁)，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自此之下，国业将亡，天王万不由人说。我自在天王殿下，与主面辩一切国情之后，天王深为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我在京并未任阖城之事。

林绍璋无大本领，只能吃苦，十年封章王。……林聪明，样样晓得，孜孜勤劳，故其权较重。

不但洪、李之间彼此诟病，洪仁玕和李秀成对王长次兄、章王林绍璋的品行、政绩等评价也是各执一词。故由上海之役始，太平天国朝内政争日炽，洪仁玕与李秀成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变为以洪仁玕为代表的洪姓宗亲和以李秀成、李世贤、林绍璋为代表的异姓诸王之间的斗争(此三人结为奥援，洪仁玕主要受他们的掣肘和排挤)。实际上双方所说均不尽属实。以朝内主政权力的归属为例，洪仁玕认为，王戚、驸马等虽然地位尊贵，但只不过是因血缘关系而被天王赏赐的虚职荣宠，而“兵粮之权”实归忠王。洪氏宗亲贪鄙无能为许多时人记载，且为清方档案所述，非仅李秀成一人如是说；幼天王洪天贵福登基后，“保封王封官，均是王次兄勇王洪仁达、吏部天僚干王洪仁玕、吏部天官慰王朱兆英三人保封的。凡封王封官，总是他们议诏稿进，乃降诏封的”，“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歙县人沈桂四人执掌。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可知洪姓宗亲并非只有虚职，也管实事要务。李秀成则多次在自述中抱怨军政大权都归洪姓掌管，自己在天京城中唯有亲兵千余人可供调遣，但这种说法也有夸张的成分，起码“兵权是忠王李秀成总管”。幼天王继位后，沈桂议封六主帅，李秀成为大主帅，他的女婿纪王黄金爱为副主帅，东方主帅吴如孝、南方主帅刘逢亮、北方主帅吉庆元均为李秀成部属旧交，可见李秀成掌握天京兵权是事实。李秀成等异姓诸王和洪姓宗室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了太平天国的危机，天京的最终陷落与内部的不和谐有关。守城将士没有粮食吃，而城中各王府却米粮为多，不肯充饷，这很可能是主管钱粮的洪姓宗亲对李秀成的钳制。但正是因为李秀成等握有兵权和地盘，他们才有了同洪家宗亲抗衡的资本。

再以洪仁玕与陈玉成关系为例。起初，洪、陈关系不错，洪仁玕主动保奏陈玉成为英王，洪秀全还发出“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的诏旨。洪仁玕颁发的《立法制諠谕》《钦定功劳簿章程》的蓝本就是陈玉成提出来的。在具体战事中，洪仁玕和陈玉成也能和衷共济，1861年春，陈玉成与洪仁玕制订了“围魏救赵”的计划，攻湖北以救安庆，洪仁玕还亲自率军救援安庆。

二人关系不睦始于安庆失守的追责问题上。1861年冬，洪仁玕具本直奏弹劾对安庆失守负有责任的军中主将，推诿责任，触怒洪秀全，被革去军师、王爵、总裁。陈玉成、林绍璋也被革去王爵。这实际是洪秀全同时对洪姓宗亲和异姓诸王两派系进行了惩处。但不久洪秀全就表现出偏袒洪氏宗亲的倾向，恢复了洪仁玕王爵，但不复其军师职；继而他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恢复了林绍璋王爵，委任其提理京务，“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1862年春，林绍璋又被天王贬出天京赴苏浙催粮，罢其掌朝政之权，恢复了洪仁玕的军师之职，总掌朝政。在短短几个月频繁的人事更迭中，洪氏宗族和异姓将领交相得势，最终洪氏获胜，反映了朝内政争之激烈。

陈玉成以“前退太湖，复退安省”之名被问责，是洪仁玕首先挑起的，但安庆失守是敌对双方长期反复激烈较量的结果，陈玉成兵团已尽全力，且损失殆尽，事后不应再做严责，应给他时机休整力量。全部归咎于陈玉成有失公允。实际上，安庆陷落与洪仁玕有直接关系。1860年的二克江南大营、克复苏常之役，由李秀成部完成足矣，本不应千里迢迢调陈玉成兵团参战，而洪仁玕在未知会李秀成的情况下，命令陈玉成参战，使本已形势极端恶化的西线战场更加空虚，给湘军东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玉成败守庐州后，在给部下的信中提到被罢黜一事，直言“朝中办事不公平”，可见洪、陈之间倾轧的原因在于互相推诿安庆失守的责任。陈玉成被俘后，谈及太平天国诸王，“皆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陈玉成未提李秀成、洪仁玕，可见他并不认为李、洪二人可以和自己相提并论。

洪仁玕是洪姓宗室权力和利益的代表者，他和李秀成、陈玉成、林绍璋等人的关系恶化，也代表了整个洪氏宗室和异姓诸王之间的关系恶化，两个派系权力倾轧的症结在于天王洪秀全立政无章。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对异姓将领心有余悸，偏向于任人唯亲，信赖自己的兄弟子侄，但他们中除了洪仁玕才堪大用外(但资历不高)，其他或是少不更事的孩子，或是贪鄙昏庸尸位素餐者，他们既无军队又无地盘，所以洪秀全不得不间或使用异姓军事将领主政，用人但不信人，待时局稍有缓和又倾向于洪氏宗亲，在选任两派时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既不利于政局稳定，也造成两派矛盾激化。李秀成在自述中一再指责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由。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不信外臣”“不问政事”“不用贤才”“立政无章”，所以外臣与朝臣的政争实际体现了外臣和天王的矛盾。与李秀成相比，他的堂弟李世贤是十足的外臣，很少在天京出现，但他和朝中多数洪氏宗亲关系恶劣，具有代表性：洪秀全为了监督他，曾派侄子洪春元、驸马钟万信到其军中随军作战，他们不时发生冲突；1861年洪秀全改政，两度更改国名，陈玉成、李秀成起初抵制，而过后均在形式上遵从了政令，但李世贤坚不肯从，因违抗君命被革去王爵，后来虽被恢复职务，但仍高举旧称，洪秀全也拿他没办法；天京方面很不信任他，随后拆散了李世贤、黄呈忠、范汝增、练业坤的四人同盟，将范汝增、练业坤调入天京，削弱了李世贤的力量，实际是削弱了太平天国在浙东的统治。如此内耗纷争，只能是作茧自缚，自伤根本。

李秀成和陈玉成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军事将领，由于他们精诚团结，协作互助，扭转了天京事变以来太平天国战略退却的不利局势，开拓了战略反攻的新局面。李、陈二人因此被认为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伙伴，李秀成讲：“至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天朝，格宜深友。”但他们之间出于利益矛盾并非没有纷争。

在韦俊事件上，陈、李意见不一，酿成内讧。1859年9月，为躲避杨辅清、杨宜清兄弟的寻衅，时任太平天国右军主将的韦俊率军由池州渡江，意欲投靠李秀成而另寻地盘。结果为陈玉成所不容，他封锁江面，不让韦部过江投靠李秀成，双方“彼此忿争，于和州地界两相杀戮”，李秀成部支持韦俊，与陈玉成部械斗，“杀毙数千人”，韦俊最终决意降清。

在二克江南大营和随后的攻克苏、常战役中，洪仁玕调陈玉成部前来参战，李秀成对陈玉成这次“不约而来”非常吃惊。用“围魏救赵”之计佯攻杭州以分江南大营之兵的战略，是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人在第二次芜湖会议上的决策。当时天京已被完全合围，李秀成自然不会像洪仁玕在自述中说的那样先回天京聆听洪仁玕“攻击其背虚之处”的指教。洪仁玕在得到李秀成奏报后，调派陈玉成参战，有分功之嫌(不使李秀成独得全功)，陈玉成不顾湘军大兵逼近安庆的危机贸然东进，则是出于争抢江南膏腴之地的目的。陈玉成派自己的头号勇将刘昌林取常州，黄文金取常熟，自己兵发扬州、杭州，他在苏南安排的部将后来均被李秀成逐走，唯陈部将详天福侯裕田与李部将慷天燕钱桂仁同守常熟，但侯“系文职，不理军务，唯钱伪帅操兵农之权”。陈玉成很是不满，1860年6月，陈玉成专程由天京赴苏州，与李秀成会谈苏南地盘划分问题。陈玉成因在“江南无立足之地”，“意欲提兵赴浙江上游一带”，与李秀成发生争执，迫使干王洪仁玕前往苏州“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最终陈玉成只在苏南要得唯一据点丹阳，派其叔父然王陈时永驻守。

陈玉成返皖后，将李秀成安排在皖北的守将朱兴隆、黄金爱、吴定彩全部调离，或协防安庆，或随军行动，导致李秀成在皖北的地盘丢失。李秀成在苏南则公开排挤陈玉成的部队，大造舆论。1860年6月15日，李秀成在苏州城中张贴告示：“本月二十八日，英王将移兵此城，尔等善良之庶民，本无罪孽，若遭涂炭，事尤可哀。故此，自今日起至明晚止，应速散去。倘或迟滞，待英王兵至，忠王虽爱惜苍生，恐亦无能为力。”遂大开城门，放百姓出城。故百姓中流传“盖闻此英王者，一向草菅人命，所到之处，不问男女老幼，见则必杀。健壮之民，悉令从军，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于是“（阖）城民众，扶老携幼，不分昼夜，竞相逃命，俨如洪水之奔流”。李秀成的部队还公开宣称陈玉成的部队为“野长毛”。陈玉成也不甘示弱，“江阴、常昭两县为英逆麾下攻取，苏省为忠逆独占，陈逆不慊，每择繁华市镇，多设一卡，归英逆管辖，以资军需”，甚至纵兵焚掠，“或云此股恶匪系属伪英王、护王麾下，因忠王兵丁曾犯其地，故尔报仇”。总体来讲，陈玉成、李秀成的苏南地盘之争，是以李秀成的获胜而告终的，但导致陈、李之间积怨颇深，以致在接下来的安庆保卫战和二次西征中，李秀成三心二意、迁延不前，对援救皖省(陈玉成“分地”)态度消极。陈、李政争的后果相当恶劣。

陈玉成在太平天国的人缘似不太好。后期太平天国朝内的政争主要是洪氏和异姓将领之间的争斗，但对陈玉成，各派势力又均与其关系不睦。对待捻军，陈玉成一向严酷，逼着他们远征湖北、死守安庆，酿成捻军分裂、仇杀，连和他并肩作战多年的盟友、捻军各旗盟主张洛行也认为陈玉成“他们待人不好”。而李秀成十分珍惜自己招来的捻军“百万之众”，被洪秀全封为忠王，“悬印月余未敢视事”，请求洪秀全加封捻军将领韩碧峰、韩绣峰兄弟后才敢受任。陈玉成败困庐州，四处求援，李秀成、张洛行、马融和等俱不肯来，就连陈玉成的好友陈坤书也予以拒绝，“陈玉成行文到苏，要调人到安庆，陈坤书回复他云，苏省地方费了多少辛苦，现在百姓未伏，万不能来救”。太平天国诸王、将领与陈玉成不和的事，曾国藩、李鸿章也知道，李鸿章言：“忠(李秀成)、侍(李世贤)、璋(林绍璋)、玕(洪仁玕)诸王皆与狗逆(陈玉成外号“四眼狗”)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可见陈玉成与其他各王素有嫌隙。

太平天国内部的政争大略，亦被敌方探闻。1862年10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奏称：“军中拿获李世贤伪文，谆嘱诸贼死守龙游、汤溪、金华四十日，即行折回，并言逆眷在溧阳为各伪王欺凌，不能不急回料理之状。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相投合，余则彼此猜忌，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李秀成、林绍璋、李世贤结党与洪氏宗族相争之事被确证。天京中央政权的权力倾轧虽未像左宗棠预测的那样再次迅速趋于白热化，但上行下效，蔓延地方，太平军各地方势力之间内斗成风，付出了惨重代价。

1861年9月，驻军苏州的陈坤书与驻守石门的陈炳文为争地盘在嘉兴城下火并，据龚缙熙《自怡日记》：“闻嘉兴之战，系苏贼与石门贼争斗，并非官兵。”是岁冬，陈坤书又因与李秀成有矛盾，率部转至常州，受封“护王”，以常州为分地，不再受李秀成节制。

本文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问 授权，文摘自 刘晨 著《太平天国再研究》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