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让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夜半惊醒，匆匆写下遗书，感叹“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他，曾令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扼腕长叹，赞其“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

“战神”陨落，还是“背锅侠”含冤？！

太平天国后期唯一的擎天玉柱，忠王李秀成，为何在巅峰时刻昏招迭出，亲手葬送了半壁江山？

他，曾让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夜半惊醒，匆匆写下遗书，感叹“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
他，曾令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扼腕长叹，赞其“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

可转眼间，坚城安庆他说不救就不救，繁华上海他说不要就不要，帝都天京被围得铁桶一般，他却仿佛束手无策！

这背后，究竟是“猪队友”太坑，让他“有柴烧不出火焰来”？还是他早已心灰意冷，看透了这“黄粱美梦一场空”？亦或是性格决定命运，他的“心太软”成了致命伤？

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位“万古忠义”的王爷，到底在想啥！

都说“慈不掌兵”，这话放在李秀成身上，简直是量身定做。他那“仁爱驭下”的好名声，战场外是美德，战场内，有时候可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要了亲命了！

想想安庆之围，那可是天京的北大门，重要性不言而喻。天王洪秀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连下数道金牌，催促李秀成火速驰援。

可咱们这位忠王爷呢？他跟英王陈玉成闹了点小别扭，心里不痛快，加上自己盘算着先去发展江西、湖北的力量，竟然把救安庆这等十万火急的军国大事给“晾”到了一边。

你说他不知道安庆的重要性？打死我都不信！他可是身经百战的统帅。那为啥还磨磨蹭蹭？

说白了，还是“面子”和“小算盘”在作祟。

他可能想着：“哼，陈玉成你小子不是能耐吗？看你先顶着！”这种微妙的心理，让他错过了最佳救援时机。

结果呢？安庆丢了，陈玉成元气大伤，天京的屏障轰然倒塌。这口大锅，李秀成想甩也甩不掉。梁启超都说他“智勇绝人”，可这“智”有时候就被“情”给蒙蔽了。

再说说苏州失守前夕。城里那几个想投降的头头，比如纳王郜永宽他们，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李秀成何等精明，他能看不出来？他在《自述》里也写了，他察觉到了，但念及“旧日之情，不忍揭穿”。

哎哟喂，我的王爷，这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了，您还讲“江湖义气”？结果呢？郜永宽他们转头就把守将谭绍光给卖了，献城投降。

李秀成自己仓皇出逃，差点成了瓮中之鳖。这种“菩萨心肠”，在残酷的战场上，不就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嘛！他若能学曹操半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狠辣，局面或许还有转圜余地。

这种关键时刻的“心太软”，究竟是李秀成“讲感情，顾大局”的表现，还是他性格中优柔寡断的致命缺陷？这盆冷水，浇得太平天国透心凉啊！

李秀成在军事上是把好手，可一碰到“洋务”，那就有点“赶鸭子上架——不知深浅”了。他对西方列强的认知，可以说始终停留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阶段。

第一次打上海，那是1860年的事儿。当时的李秀成，大概还以为洋人都是“远方的客人”，只要咱以礼相待，他们就能“中立”，甚至帮着太平军孤立清政府。

他特意给驻上海的外国公使发了个“鸡毛信”，说：“兄弟我要带兵过来了哈，你们教堂门口派个人瞅着点，别误伤了。还有啊，你们洋商侨民，门上挂个黄旗，我保证手下弟兄秋毫无犯！”瞧瞧这话说得，多客气，多自信！简直把洋人当成了可以团结的“国际友人”。

可他哪里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刚打完，洋大人跟清政府早就“穿一条裤子”了。

人家英国公使普鲁斯收到信，估计鼻子都气歪了，心里嘀咕：“你算哪根葱？还想指挥我？”嘴上说着“知道了”，背地里早就跟清军勾结，准备给太平军一个“惊喜”。

结果，李秀成大军兴冲冲开到上海城下，迎接他的不是黄旗，而是洋枪洋炮！这一仗，碰了一鼻子灰，损兵折将不说，关键是让他看清了“洋兄弟”的真面目吗？我看未必。

因为到了1862年再攻上海，他似乎还是没完全吸取教训。虽然这次打得勇猛，一度把洋枪队都给干趴下了，但骨子里对西方列强的幻想，恐怕还没彻底破灭。

他始终没能理解，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条铁律。

他想通过军事胜利和友好姿态来争取洋人，殊不知人家早就把太平天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这笔“外交学费”，李秀成是交了又交，可惜，直到最后也没能“毕业”啊。

这种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是不是也反映了太平天国整个领导层在外交上的短视和幼稚？李秀成这“学费”，交得冤不冤？

李秀成在前方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可天京洪秀全那“安乐窝”里，却从来没消停过。“洪家天下”的猜忌和内耗，比清军的枪炮还要命，简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让李秀成焦头烂额。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那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手下的大将们，尤其是战功赫赫的，疑心病越来越重。

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这些草包亲戚，没啥本事，却一个个占据高位，对李秀成、陈玉成这些能打的，那是羡慕嫉妒恨，变着法儿地排挤打压。

干王洪仁玕从香港回来，倒是有点新思想，可也迅速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李秀成和陈玉成的关系，也因为洪仁玕的出现和各自的“站队”问题，变得微妙起来，远不如早期那么“铁瓷”了。

这种内部不和，直接影响了军事大局。前面说的安庆救援不力，除了李秀成自己的小九九，跟这种高层不睦、指挥系统混乱也有莫大关系。

洪秀全的指令，有时候就像“小孩儿没娘，说起来话长”，变来变去，让人无所适从。1862年，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眼看就要拿下这个“聚宝盆”了，金陵城中却传来十万火急的命令，让他火速回援。

为啥？因为曾国藩的湘军已经兵临城下，天京危在旦夕！李秀成心里那个苦啊，估计比黄连还苦。上海唾手可得，可“老巢”要被端了，你说他是回还是不回？这不就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嘛！

他名为忠王，手握重兵，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常常被天京的“遥控器”指挥得团团转。他不仅要抵挡外部的枪林弹雨，还要时刻提防内部的冷箭和掣肘。这种“既要当爹又要当妈”的处境，让他这个军事统帅，更像个四处奔波的“救火队长”。可这火，是越救越大，越救越旺啊！

面对如此复杂的内部环境，李秀成的军事才能还能发挥几成？他的“失误”，又有多少是替人背了锅？

在太平天国后期，有个叫白齐文的洋人，一度成了李秀成的座上宾。这哥们可不是一般人，他当过“常胜军”的头头，后来跟清政府闹翻了，转投太平军。他还真给李秀成出了个“金点子”。

白齐文劝李秀成：“忠王啊，江南这地方，河网密布，洋人的军舰厉害得很，咱们水师不行，硬碰硬是‘鸡蛋碰石头——不自量力’。

不如放弃江浙这些地方，一把火把桑树茶林都烧了，房子也毁了，让清妖和洋鬼子啥也捞不着。然后，咱们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到河南、山西、陕西去，占据中原。

那里地势开阔，官军水师用不上，咱们骑兵有优势，说不定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开创一片新天地！” 这话说得，有没有点道理？太有了！这简直是釜底抽薪，跳出包围圈的高招啊！

可李秀成呢？他没听。为啥不听？史书上说他“不听从白齐文的计谋”。具体原因，众说纷纭。可能是他觉得江浙是太平天国的根基，经营多年，舍不得放弃，这是“敝帚自珍”的心理。

也可能是他觉得北上风险太大，人生地不熟，后勤补给困难，这是“求稳怕乱”的心态。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对白齐文这种“二五仔”心存疑虑，信不过。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的。

结果呢？李秀成选择坚守江南，最后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路大军，再加上洋人的舰队，团团包围，成了“瓮中之鳖”。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就在这江南一隅之地，被慢慢消耗殆尽。

每当读到这段历史，总让人扼腕叹息。

假如，只是假如，李秀成当时脑子一热，采纳了白齐文的建议，率领大军北上中原，历史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太平天国的命运，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转机？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但这个“错失的北伐”，无疑是李秀成军事生涯中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一步棋没走对，后面就真是“一步错，步步皆错”了。

李秀成，这位太平天国的“末代名将”，其军事生涯充满了辉煌与悲情。他既有“智勇绝人”的高光时刻，也有“昏招频出”的黯然瞬间。

他的“失误”，既有个人性格、认知局限的因素，更有时代大潮裹挟、内部政治倾轧下的无奈。他就像一个背负着千斤重担的独行者，在摇摇欲坠的帝国废墟上苦苦支撑，最终却难逃“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剧命运。

如果李秀成早几年就看透洪秀全和天京政权的腐朽，他会选择像石达开一样决然出走，另寻出路吗？还是会继续“愚忠”到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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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及作者

《李秀成自述》 （清）李秀成 口述，（清）曾国藩 审定删改

《太平天国史》 罗尔纲 著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一·洪秀全传附李秀成传》 赵尔巽 等撰

《曾国藩日记》 （清）曾国藩 著

《梁启超论李秀成》（据《饮冰室合集》等整理） 梁启超 著

来源：吴家多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