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唱腔、论台词！扪心自问，那些对样板戏的批判公平吗？

摘要："样板戏"作为特殊年代的文艺标杆，诞生于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那一年，《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剧目以崭新的革命姿态登上舞台，铜锤花脸唱起了工农兵故事，传统戏曲程式被注入阶级斗争的魂灵。在随后的十年里，八部样板戏通过反复打磨成为"文艺的最高典范

"样板戏"作为特殊年代的文艺标杆，诞生于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那一年，《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剧目以崭新的革命姿态登上舞台，铜锤花脸唱起了工农兵故事，传统戏曲程式被注入阶级斗争的魂灵。在随后的十年里，八部样板戏通过反复打磨成为"文艺的最高典范"，全国城乡的广播喇叭日夜播放着"临行喝妈一碗酒"的唱段，就连偏远山村的孩童都能哼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改革开放后，这些曾被奉为圭臬的作品一度沉寂。但世纪之交时，《沙家浜》被改编成长篇小说引发争议，《智取威虎山》电影版创下票房奇迹，京剧名家重排经典选段时剧场座无虚席。这种"回潮"现象背后，既有中老年群体对青春记忆的追怀，也暗含年轻一代对特殊时期美学符号的好奇。

四十年沧桑变幻，样板戏早已褪去神圣光环，但其艺术生命力却以各种形态延续。从当年万人空巷的强制传播，到今天文化市场的自主选择，这些作品就像一面棱镜，折射出社会审美变迁的复杂光谱。

翻开共和国文艺发展史，样板戏并非凭空出世的艺术怪胎。它的血脉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那时《兄妹开荒》已开始尝试用民间形式装载革命内容。建国初年，《白毛女》从歌剧到电影的数度改编，摸索出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路径——用喜儿的故事证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种叙事模式在《红色娘子军》中进一步成熟，吴琼花从女奴到战士的成长轨迹，已经显露出后来样板戏人物"三突出"的雏形。

五十年代末的文艺创作热潮为样板戏储备了丰厚养料。小说《林海雪原》里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传奇，《红岩》中江姐绣红旗的悲壮，都在用文学语言塑造着理想化的英雄形象。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经典镜头，将革命英雄主义推向了仪式化的高峰。这些作品共同构建的审美体系，恰如老作家王蒙所言："我们那时候写小说，人物在第一章出场时，读者就能猜到结局必定是牺牲或胜利，中间过程不过是展示英雄品质的橱窗。"

这种创作思维在特殊年代被推向极致。当《智取威虎山》把小说中的侦察排长升格为孤胆英雄，当《红灯记》将普通铁路工人家庭演绎成三代前赴后继的革命世家，文艺作品的教化功能压倒了艺术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最极端的环境下，这些作品仍保留着艺术创作的底线要求。中国戏曲学院的老教师回忆："当时排《杜鹃山》，音乐组为柯湘的'乱云飞'唱段设计了多种板式变化，最后选中的恰恰是艺术性最强的那版。"

将样板戏简单归为宣传品有失公允。汪曾祺参与改编的《沙家浜》至今仍被文学界视为现代戏曲文本的典范，其中"智斗"一场的台词设计，展现出这位后来写出《受戒》的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力。汪曾祺也在书中写道：论唱腔、论台词！扪心自问，那些对样板戏的批判公平吗？

中国京剧院的老演员也回忆，即便在最严苛的环境下，艺术家们仍在偷偷坚持专业标准——袁世海演《红灯记》鸠山时，仍按传统花脸程式设计"冷笑"的发音位置；杜近芳排《红色娘子军》时，坚持用三个月时间向海南黎族妇女学习挑担姿势。

今天重听《沙家浜》"智斗"选段，年轻观众或许很难理解当年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之间机锋暗藏的对话为何让老一辈如此着迷。这恰是样板戏复杂性的体现——当政治语境消退后，真正留存下来的是艺术家们精心打磨的唱腔设计、性格鲜明的人物塑造、凝练生动的戏剧语言。就像故宫的铜鹤香炉，当年制造的祭祀功能早已消失，人们欣赏的只是它优美的造型与精湛的工艺。这种将作品与产生环境适度分离的观看方式，或许是我们面对这段特殊文艺遗产时最可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