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如，蜀汉丞相诸葛亮。我们都被《后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动。他身负先主刘备托孤之重，仅凭四川一地的兵力、财力，一次次向曹魏发起进攻，最后身死五丈原。

身在局中，每个人的处境，都远比局外人看到的复杂。

比如，蜀汉丞相诸葛亮。我们都被《后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动。他身负先主刘备托孤之重，仅凭四川一地的兵力、财力，一次次向曹魏发起进攻，最后身死五丈原。

在这个故事中，诸葛亮的敌人似乎只有一个，就是窃据中原的曹魏。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嘛。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地站在诸葛亮的角度去想，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

有关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对外发动攻击，既可能是为了获取外部利益，也可能是为了缓和内部矛盾。

在刘备死后不到四年，诸葛亮就开始第一次北伐，明显很仓促。为什么呢？读了饶胜文老师的著作《大汉帝国在巴蜀》，我觉得豁然开朗——因为刘备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蜀汉。

刘备从河北起兵，跟着他的有关羽、张飞、赵云。然后在徐州的时候，又有糜竺、糜芳兄弟加入，就是他的大小舅子。到了荆州，又有诸葛亮、黄忠、魏延等人加入。占据益州之后，又有法正、李严这些刘璋旧部加入。但是，刘璋在益州也是外来户啊，所以还有一大批益州本地的士族。

这么粗粗一算，当时的蜀汉政权内部，至少有河北集团、徐州集团、荆州集团、刘璋集团、“土著”集团，一共是五拨人。另外，还有像马超这种哪个集团都不算的。所以，蜀汉集团的内部政治结构十分复杂。诸葛亮和李严之间、魏延和杨仪之间，都曾有过争斗。

那么，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作为丞相，怎么才能保证内部的凝聚力？除了北伐，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国家长期处于对外战争的状态，既能使军政大权不旁落，还可以对各个集团进行强有力的动员，又能趁机吸收姜维这样的外部人才，近乎“三赢”。

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去世后，蒋琬继任，对外战争少了，对内大赦多了，看起来符合“与民休息”的政治理性，但是结果适得其反。

诸葛亮“用法峻密”“赦不妄下”，蜀人却如此追思他；蒋琬和费祎在制度上沿袭诸葛成规，社会矛盾却愈演愈剧。其间的差异，当缘于信念认同上的变化。

诸葛亮主政的灵魂是复兴汉室的信念。他以开诚布公、用心平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为政风格，鼓励吏民“尽忠益时”，将复兴汉室的信念变成蜀汉吏民的一种政治认同。正是由于对他信念的认同，所以，他虽然“用法峻密”“赦不妄下”，蜀人却“畏而爱之”“人怀自厉”。他军旅屡兴，频频北伐——这意味着对蜀汉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大量动员和征用，蜀人却劳而不怨。

当认同感渐渐疏离，即使不再大举出兵，各种“奸巧非一”触犯网禁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只能频繁用赦，缓解社会矛盾。

读历史书的趣味就在于：把我们熟知的那些历史结果还原到过程中，再来品味它的复杂性。

不知道过程，其实我们也看不懂结果。

如果你读过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写的《缔造和平》这本书，你会看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经历了无数争吵，最后终于形成了条约文本。虽然列强们都在上面签了字，但没有人对这个协议满意。因为没有共识，所以20年后的下一场战争此时就已注定。

亨利·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看来，我们自己都没先看过，就要直接把条约交给德国人了。我觉得这种事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桩了。”

葡萄牙人抱怨说，他们国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中国人反对把中国境内的德国租界交给日本。

意大利代表指出，他的同事可能对他们缺席期间敲定的条款有异议。

然后，让全体人都感到惊奇的是，福煦元帅要求发言。他最后一次请求把莱茵河作为德法之间的分界线。克列孟梭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出？福煦答道：“这是为了让我的良心好过点。”

他对《纽约时报》说：“记住，德国人下一次就不会犯错了。他们会直取法国北部，夺取英吉利海峡上的港口作为基地来进攻英格兰。”

20年后，希特勒把这些事分毫不差地做了一遍，幸好那时福煦已经不在世了。

如果你读过沙希利·浦洛基写的《雅尔塔》这本书，你会发现——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亲密，相反，他们互相防范得很；你还会发现，斯大林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势，相反，他对客人也殷勤得很。读懂了这个微妙的格局，也就不难理解在后来的冷战中，美苏之间那种既互为对手，又互相成就的关系了。

如果你读过诗人约翰·多恩那篇著名的布道词，你会知道——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来源：领导文萃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