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豫东平原的四月,是泼了重彩的油画。无垠的田野被汹涌的金黄色覆盖,油菜花开了,开得恣意汪洋,开得不管不顾。浓烈到几乎令人眩晕的甜香,裹挟着泥土苏醒的腥气,在暖风中沉甸甸地流动,塞满了胡庄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道墙缝,也悄然钻进了胡永前那扇破败院门的缝隙。
豫东平原的四月,是泼了重彩的油画。无垠的田野被汹涌的金黄色覆盖,油菜花开了,开得恣意汪洋,开得不管不顾。浓烈到几乎令人眩晕的甜香,裹挟着泥土苏醒的腥气,在暖风中沉甸甸地流动,塞满了胡庄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道墙缝,也悄然钻进了胡永前那扇破败院门的缝隙。
胡永前蹲在自家低矮的堂屋门槛上,浑浊的目光投向那片刺目的金黄。五十岁的年纪,却像一截被风雨过早蛀空了的老树桩。二十九岁那年,脚手架冰冷的钢铁砸碎了他的人生,也砸碎了他原本还算完整的家。那次从高处摔落,伤的不只是骨头,更是脑子深处某个精密的开关。癫痫——这个如影随形的恶魔,自此纠缠不休。妻子熬了几年,终是在一个毫无征兆的清晨,拎着那个褪色的帆布包,说要出去“打工”,便像一滴水融入干涸的土地,再无声息。撇下他,撇下年幼的儿子胡伟成,还有日渐衰老的老母亲。
日子像村后那条浑浊的小河,缓慢而沉重地流淌。胡伟成总算拉扯大了,大专毕业,留在了遥远的省城打工,成了胡家唯一的指望和体面。家里只剩下胡永前和他七十三岁的老母亲刘玉兰。老太太身子骨还算硬朗,是这个小院里残存的一丝活气,也是胡永前与这世界尚存的、最坚韧的脐带。母子俩相依为命,守着几亩薄田,日子清贫得像碗白水,却也勉强维持着一种无声的平衡。
然而,最近一些日子,胡永前觉得这碗白水开始变得浑浊。那嗡嗡的声音又来了,起初细微,像夏夜蚊蚋的振翅,断断续续。他烦躁地摇头,以为是耳鸣。可那声音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夜深人静时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固执,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蛊惑力,直接钻进他的脑髓深处:
“你娘……时辰到了……她该成仙了……”
“送她去……送她去天上享福……”
“她是菩萨……你送她……是功德……”
这声音反复吟诵,如同魔咒。胡永前惊恐地瞪大眼睛,黑暗的屋子里明明空无一人。他用力拍打自己的头,那声音只是短暂地停顿,旋即以更大的音量卷土重来。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燥热从心底升起,烧得他坐立不安,眼前的景物有时会诡异地扭曲变形。他不敢告诉娘,更不敢告诉偶尔打电话回来的儿子。村里人?他们只会远远地避开他,私下议论着“胡家的那个癫子,眼神越来越邪性了”。恐惧和无助像藤蔓,紧紧缠绕住他本就脆弱不堪的心智。他唯一能做的,是更深地把自己埋进角落,像只受伤的野兽,独自舔舐着无人理解的痛苦,任由脑内那疯狂的声音渐渐主宰一切。
那个决定性的夜晚,空气里弥漫着油菜花甜腻到令人窒息的香气。魔咒般的声音在胡永前脑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尖锐、急迫、不容喘息,反复催促着他去完成那桩“功德”。一种被无形力量驱使的狂热攫住了他。他像梦游般从冰冷的土炕上爬起,脚步虚浮地穿过堂屋,走向母亲刘玉兰那间小屋。门轴发出干涩的“吱呀”声,在死寂的夜里格外刺耳。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他看见母亲在床上蜷缩着,发出均匀而微弱的鼾声,那是他听了五十年的、最熟悉的声音。
此刻,这安详的睡颜在他扭曲的视野里却成了某种必须完成的仪式的象征。没有犹豫,没有挣扎,脑中的声音就是唯一的指令。他伸出那双因常年劳作而骨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带着一种奇异的专注和力量,猛地掐住了老母亲瘦弱的脖颈。
“呃……”一声短促而沉闷的喉音从刘玉兰喉咙里挤出,浑浊的眼睛在黑暗中骤然睁开,瞬间布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她枯瘦的手本能地抓挠着儿子铁钳般的手臂,双脚在薄被下徒劳地蹬踹。然而,衰老的躯体怎能抵挡住一个被疯狂支配的中年男人的蛮力?那双浑浊的眼睛,在映出儿子那张因狂热而扭曲变形的脸后,瞳孔深处最后一点属于母亲的光,熄灭了。抓挠的手臂无力地垂落,身体停止了挣扎。
胡永前松开手,呆呆地看着母亲僵直的身体。脑中的声音似乎满意地平息了片刻,但立刻又换上了更急切的语调:“快!送她……火烧……登天梯!干净!”这指令清晰得如同耳语。
他像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木偶,踉跄着冲出屋子。院墙角落,静静立着一个沾满油污的塑料桶,那是他给家里的破旧柴油机准备的备用汽油。他拎起桶,浓烈刺鼻的汽油味瞬间弥漫开来。他机械地拧开盖子,将桶里粘稠、散发着危险气息的液体,兜头浇在母亲尚有余温的遗体上。冰凉的液体浸透了老人单薄的衣衫,流过她花白的头发和枯槁的面容。更多的汽油被他泼洒在遗体周围的干草、柴垛和泥地上。浓烈的汽油味彻底压过了油菜花香,在小院里弥漫,带着死亡和疯狂的气息。
他摸索着口袋,掏出一个廉价的塑料打火机。“咔嚓”,一声轻响,一朵小小的、跳跃的蓝色火苗在他颤抖的手中燃起。这微弱的光芒映照着他空洞而狂热的眼睛。他弯下腰,毫不犹豫地将火苗凑向母亲遗体上浸透了汽油的衣角。
“轰——!”
一声沉闷的爆燃声撕裂了胡庄宁静的夜。刺目的橘红色火焰猛地腾空而起,贪婪地舔舐着空气,瞬间吞噬了刘玉兰的遗体,并迅速蔓延到泼洒了汽油的柴草和地面。火苗蹿得比院墙还高,发出呼呼的咆哮,将小半个胡庄映照得如同炼狱。浓烟翻滚着冲向墨蓝色的夜空,带着皮肉焦糊的、令人作呕的恐怖气味,迅速向四周扩散。
“着火了!胡永前家着大火了!”
“快!快救火!那疯子家烧起来了!”
“好臭!什么味儿啊这是?烧死猪也没这么难闻!”
凄厉的呼喊声划破夜空。左邻右舍被巨大的火光和刺鼻的焦糊味惊醒,纷纷冲出家门。男人们提着水桶、脸盆,女人们惊慌地抱着孩子。当他们冲到胡永前那被烈焰包裹的院门前时,一股混合着浓烈汽油味和蛋白质烧焦的恶臭扑面而来,熏得人几乎窒息。
“永前!永前!你娘呢?”老邻居胡老栓拍打着被火舌燎得滚烫的院门,嘶声大喊。
院门被里面什么东西顶着,只推开一条缝。透过浓烟和跳跃的火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奋力挤开院门,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魂飞魄散——
院子中央,一堆柴草正猛烈燃烧。而在火焰的核心,赫然是一个人形!那躯体的大部分已被烧得焦黑炭化,蜷缩着,只有下半身和一只穿着破旧布鞋、尚未完全烧尽的脚还依稀可辨。焦黑的骨骼在火中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更让所有人头皮炸裂的是,胡永前就蹲在离火堆不远的地方,脸上没有惊恐,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近乎痴迷的专注,望着那跳跃的火焰,嘴里念念有词:“成了……娘上天了……成仙了……干净了……”
“啊——!”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杀人了!疯子烧了他老娘!”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所有人。有人当场呕吐起来,有人双腿发软瘫倒在地。混乱中,有人颤抖着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代表着秩序与惩罚的号码——110。
警笛的锐鸣由远及近,像钢针一样刺破胡庄上空弥漫的焦臭和恐慌。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李卫东带着技术员和法医,几乎是冲进了这个如同地狱入口般的小院。强光勘查灯瞬间将现场照得如同白昼,也照亮了那具惨不忍睹的焦尸,和蹲在一旁、脸上挂着诡异满足笑容的胡永前。
李卫东脸色铁青,经验告诉他,这绝非寻常的火灾。浓烈到无法散去的汽油味、死者异常的位置和姿态、嫌疑人反常的平静,都指向了最恶劣的人为罪行。他果断下令:“控制嫌疑人!保护现场!法医,初步勘验!”
训练有素的刑警迅速将胡永前制服。胡永前没有任何反抗,只是口中依旧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上天”、“成仙”、“干净”。技术员屏住呼吸,强忍着剧烈的生理不适,开始对现场进行地毯式勘查和记录。焦尸、汽油桶、打火机、烧焦的衣物残片……每一个物证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方才发生的惨剧。法医初步检查了那具残骸,声音凝重:“李队,颈部……有可疑的扼压痕迹!死亡应在焚烧之前!”
李卫东的目光锐利如鹰隼,扫过胡永前那张麻木的脸。多年的刑侦直觉让他立刻意识到,嫌疑人的精神状态极不正常。他沉声下令:“立即联系市局,申请权威精神病司法鉴定!这个人,状态不对!”
消息像野火般在胡庄蔓延开,带着焦糊的死亡气息。省城的胡伟成,在睡梦中被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是同族叔伯带着哭腔的、语无伦次的讲述:“伟成啊!快回来!你爹……你爹把你奶……烧了!烧了啊!”手机从胡伟成手中滑落,重重砸在地板上。世界瞬间失声,只剩下尖锐的耳鸣和心脏疯狂擂击胸腔的钝响。那个省吃俭用供他读书、总把最好吃的留给他、他许诺过要接去城里享福的奶奶……没了?被自己的父亲……烧了?巨大的荒谬感和撕裂般的痛楚瞬间将他击垮。他连夜包车,一路呕吐着,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跌跌撞撞冲进了被警灯映照得光怪陆离的胡庄。面对残存的焦尸和父亲呆滞麻木的脸,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悲嚎,跪倒在地,用头疯狂地撞击着冰冷的土地,指甲深深抠进泥土里,留下道道血痕。
而胡永前,被冰冷的警械束缚着,押上警车。透过车窗,他看到了儿子那张因极度痛苦而扭曲的脸,也看到了远处那片在晨曦中依然夺目的油菜花田。他混沌的眼中似乎掠过一丝极其微弱的、难以捕捉的波动,像是沉入深潭的石子,旋即又恢复了空洞。警车启动,卷起尘土,将他带离了这片酿造了疯狂与死亡的土地。车窗外,那无边的金黄,此刻在他眼中,是否也如那吞噬了母亲的火焰?
胡永前被关进了县看守所特设的监管病房。他对外界刺激几乎没有反应,时而喃喃自语,时而对着墙壁傻笑,时而突然全身僵直、口吐白沫——那是癫痫的发作。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需要专人看护。
一个月后,来自省城权威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书送到了李卫东的案头。结论冰冷而明确:被鉴定人胡永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案发时处于急性发病期。其杀害母亲刘玉兰并焚尸的行为,系受精神病性症状(命令性幻听)直接支配所致,丧失了实质性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依据《刑法》第十八条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胡永前不负刑事责任。但鉴于其病情严重,有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公安机关依法向县人民法院提交了《强制医疗申请书》。很快,法院作出决定:对胡永前予以强制医疗。他被转送至数百里外、位于邻市的一所由高墙电网围起来的安康医院。那里,是无数个“胡永前”最后的、与世隔绝的归宿。
胡庄的油菜花早已凋谢,结出了沉甸甸的菜籽。但胡家小院那场冲天的大火和焦糊的恶臭,却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每一个村民的记忆里。恐惧之后,是更深的茫然和议论。
“唉,玉兰婶子多好个人啊,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临了……临了……”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娘摇着头,眼圈发红,说不下去。
“谁能想到呢?永前那病……以前就是抽抽风,哪知道会变成这样?连亲娘都……”几个老汉蹲在墙根,吧嗒着旱烟,愁云惨雾。
“疯子!就是个疯子!这种人就该关起来!关一辈子!太吓人了!”年轻的媳妇们心有余悸,抱着孩子的手收得更紧。
“他儿子伟成可咋办?刚没了奶奶,爹又这样……以后还咋在村里抬头?”更多的议论指向了那个一夜之间失去所有至亲、背负着巨大阴影的年轻人胡伟成。
李卫东在案件移送后,曾再次踏入胡庄。不是为了侦查,而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他特意走访了几户与胡家相熟的老邻居,试图拼凑出悲剧发生前那个更完整的胡永前。
“永前摔伤头以后,人是有点不一样了。”一个与胡永前年纪相仿的汉子回忆道,“反应慢,记性差,以前挺灵光个人,后来连算个简单账都费劲。再后来,就开始抽风,倒地上吐白沫,怪吓人的。”
“他老婆跑了以后,他更闷了。”一个老太太抹着眼泪,“就跟他娘俩人过,也不爱跟人来往。村里人……唉,说实话,也怕他,怕他犯病,躲着走。他娘身体好那会儿,还能看着他点,给他熬药。”
“药?”李卫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字眼。
“是啊,早些年去县医院看过,也开过药。叫啥名记不清了,白药片。听说吃了能控制不抽风,也能让他脑子‘安静’点。”老太太努力回忆着,“可那药贵啊!他娘省吃俭用给他买。后来……后来他娘岁数大了,伟成在外面上学也要钱,听说那药就断断续续,有时候就停了。停了药,他眼神就发直,有时一个人对着墙说话,怪渗人的……村里也跟干部反映过,可干部能咋办?给点救济?那也不够买药啊!再说,他这也不是五保户……”
李卫东沉默了。他走到胡家那已彻底荒废的院子外。院墙被大火熏得黢黑,门板歪斜,院子里一片狼藉,焦黑的痕迹触目惊心。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焦糊味。他的目光落在院墙角落一个半埋在土里的、同样被熏黑的小药瓶上。他走过去,小心地捡起来。瓶身上的标签早已烧毁大半,只剩下几个模糊的字迹:“……西平……片”。他认出来,那是一种常用的、价格相对低廉的抗精神病药物。显然,它被遗弃在这里很久了。
在刘玉兰老太太那间幸免于大火的小屋里,李卫东在收拾老人遗物时,在一个旧木箱最底层,发现了一个用旧手帕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小叠整理得整整齐齐的零钱,最大面值不超过十元。布包下面压着几张汇款单存根,收款人都是“胡伟成”,数额不大,但几乎每月都有。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胡伟成的大专毕业证书复印件,上面有老人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下的几个字:“俺孙,有出息。”旁边,放着一个空了的、同样写着“利培酮”字样的药盒。
李卫东捏着那个空药盒和几张汇款单,手指微微发颤。一个乡村老妇人,如何在孙子的学费、儿子的药费和最基本的生活之间,耗尽心力地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当这平衡最终被疾病的疯狂彻底打破,代价竟是她的生命!
胡永前被强制医疗了,胡伟成在料理完奶奶的后事、卖掉那几亩承载着无尽痛苦回忆的土地后,带着一身伤痕和无法消解的复杂情感,返回了省城。胡庄似乎恢复了表面的平静。然而,这场由精神疾病引发的骇人血案,却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豫东平原的基层管理者心中激起了久久不能平息的涟漪。
在县公安局的建议和推动下,由县政法委牵头,民政、卫健、残联、乡镇街道共同参与的专项会议召开了。议题沉重而迫切:如何加强全县范围内,特别是偏远乡村的精神障碍患者排查、管理和帮扶?如何防止下一个“胡永前”悲剧的重演?
会议室的空气凝重。来自基层的乡镇干部和村支书们纷纷倒苦水:
“排查?我们怎么排查?谁脸上写着‘精神病’?轻点的,看着就是脾气怪点、懒点,重的像胡永前那样躲家里的,我们总不能天天去扒人家门缝吧?”
“知道又怎么样?管理?怎么管?锁家里?那得家人愿意且看得住!送医院?钱谁出?时间长着呢!人家家里还有地要种,有孩子要养,哪能专门看着一个病人?”
“帮扶?民政那点救济金,吃饭都紧巴,更别说常年吃药了。很多药不进医保,或者报销比例低得很,自费部分对农村家庭就是天文数字!”
“关键是意识!很多家属自己都觉得丢人,藏着掖着,不肯说,更不肯送医!觉得就是‘中邪’、‘想不开’,找神婆跳跳大神,喝点符水就完事了!”
“我们村医倒是能开点基础药,但稍微重点的,谁敢开?没那个资质,也怕出事。去县里看?路远,折腾,病人不配合,家属也嫌麻烦……”
困难是现实的,触目惊心。李卫东听着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声音,眼前浮现的是胡永前呆滞的脸、刘玉兰焦黑的残躯和胡伟成崩溃的哭嚎。他深知,冰冷的法条和强制医疗手段只能处理悲剧的后果,却无法触及悲剧的根源。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李卫东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胡永前的悲剧,不能只以把他关进安康医院为终点。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为了那些潜在的‘胡永前’,也为了他们身边可能成为下一个‘刘玉兰’的亲人。”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艰难的协调,一套初步的、带有豫东平原乡土特色的工作思路逐渐形成:
1. **“拉网”与“吹哨”:建立动态排查机制。** 不再是运动式的突击检查,而是压实村“两委”、网格员、村医的责任。要求他们像熟悉自家田地一样熟悉本村人口,重点关注有外伤史(尤其是头部)、性格突变、行为异常、长期独居、家庭关系紧张等“风险点”。建立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台账,定期走访,动态更新。同时设立有奖“吹哨”制度,鼓励邻里提供线索,打破“家丑不外扬”的沉默壁垒。
2. **“解锁”与“减负”:强化救治救助保障。** 卫健部门牵头,组织县精神病院医生定期下乡巡诊,为疑似患者提供初步筛查和诊断服务,并为确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危险性评估三级及以上)建立档案,纳入国家管理网络。民政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家庭,提高救助标准,将部分必需且价格昂贵的抗精神病药物纳入临时救助或慈善援助范围,切实减轻“药不能停”的经济压力。探索利用村级闲置场所,设立由村医或经过培训的护理员管理的“阳光家园”或“康乐小屋”,为病情稳定、家属无能力照看的患者提供日间照料和服药管理,避免长期“锁链”关押。
3. **“破冰”与“聚力”:普及知识,消除偏见。** 宣传部门、卫健部门和乡镇联手,利用乡村大喇叭、墙体标语、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册、组织村民观看科普短片等多种形式,持续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传。重点讲清精神疾病是“脑病”,不是“邪病”;早发现、规律服药可以控制,如同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和家属无需感到羞耻。同时,充分发挥村内老党员、老教师、乡贤等“明白人”和“热心人”的作用,组建互助小组,为患者家庭提供心理支持和邻里守望。
4. **“联网”与“预警”:打通信息孤岛。** 推动建立公安、卫健、民政、残联、乡镇的信息共享平台。对于排查出的高风险患者信息、肇事肇祸记录、就诊服药情况等关键数据,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实现部门间有限共享,便于基层及时掌握动态,提前干预,防止失控。
政策落地,从来不是一纸文件就能解决。李卫东作为推动者之一,也时常下乡了解进展。他看到了积极的改变:一些乡镇的卫生院门口挂起了“精神卫生咨询点”的牌子;村医的培训手册里多了精神疾病识别和用药指导的内容;宣传栏上贴着“关爱精神健康,共建和谐乡村”的标语和求助电话;有些村,由妇女主任牵头,组织起了关爱小组,定期去那些有患者的家庭串串门,聊聊天,看看病人状态,问问药还有没有……
但也看到了依然的艰难:资金缺口依然巨大,很多好政策受制于“钱袋子”;专业医生数量严重不足,下乡巡诊杯水车薪;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恐惧,让一些村民对“疯子家”依然敬而远之;家属的疲惫和绝望,有时比疾病本身更沉重。
在一个暮春的傍晚,李卫东再次驱车来到胡庄附近。他没有进村,只是将车停在村外的高坡上。远处,胡家那片烧焦的废墟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刺眼。但环绕着它的,是大片大片在晚风中起伏的麦田,绿浪翻滚,孕育着新的生机。
他看见,离胡家废墟不远的一块地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农正背着沉重的农药喷雾器,在齐腰深的麦田里缓慢移动,喷洒着药液。夕阳的余晖给他佝偻的身影镀上了一层金边。这幅再普通不过的乡村劳作画面,此刻在李卫东眼中却有了别样的意味。
那沉重的喷雾器,何尝不像压在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身上的负担?那需要精准喷洒的药液,何尝不是患者赖以维持“平静”的药物?而那个孤独劳作的背影,又何尝不是无数个在沉默中挣扎的乡村家庭的缩影?
他拿出手机,对着这片饱含苦难又孕育希望的田野,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点开微信,找到县里负责精神卫生项目的一位领导,将照片发了过去。没有附上任何文字。他知道,对方能懂。
照片里,焦黑的废墟是警钟,提醒他们工作远未完成;翻滚的麦浪是希望,催促他们步履不停;而那个在麦田里负重前行的背影,则是无声的鞭策——在豫东平原这片广袤而沉默的土地上,还有太多无声的呐喊需要被听见,还有太多沉重的背负需要被分担。
路很长,很难。但总要有人,朝着那麦浪深处的微光,走下去。
来源:爽朗的唐诗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