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昭通，是否真正了解昭通历史上的土司制和彝族习俗？

摘要：本篇介绍了昭通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和释族习俗。十司制始于元朝，是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方式，土司世袭管土管民。明、清曾尝试改土归流，但反复多次。释族习俗包括十月年、清明扫墓等祭祀活动，以及独特的婚姻、丧葬礼仪。解放后，土司制度被废除，彝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发展。

【编者按】本篇介绍了昭通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和释族习俗。十司制始于元朝，是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方式，土司世袭管土管民。明、清曾尝试改土归流，但反复多次。释族习俗包括十月年、清明扫墓等祭祀活动，以及独特的婚姻、丧葬礼仪。解放后，土司制度被废除，彝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发展。

昭通部分地图来源民国云南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

彝族在昭通地区繁衍生息，源流甚远，至今未能尽其所详。公元前4-5世纪，开始有文字记载。现存《芒部土府谱序》中记述；“始祖穆济济叨守兹土，………。咸称曲流大雄甸。”穆济济至明朝芒部土知府陇飞沙时，已相传86代。追溯计之，穆济济时代属公元前4、5世纪，相当于战国之初。

秦汉时期，中原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完备。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在汉朝开始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

图为1935年5月参加红军的彝族战士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留影。

何谓“羁縻”?“笼络也”（新华词典注）。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言，它是封建中央朝廷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种维系制度。刘文徽先生解释此制度是：“盖授之爵，尝被之章服。”汉书解释“羁縻制”：“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守而备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来骚扰内地就打击，平时实行戒备。臣服中央王朝者，则册封其在当地管土管民，自行其令，世代承袭爵位。“羁縻制”经历了三个阶段，三种形式：1、边郡制（晋汉时期）2、边州制（唐宋时期）3、土司制（元、明、清时期）。

四川彝族头目的装束

1939年，四川雷波投诚彝族头目的装束。男子蓄发于头顶，头上缠着青蓝色棉布或丝织头帕，头帕的头端多成一尖锥状，偏置于额前左方，彝语称为“兹提”汉语名“英雄结”。青年人多将英雄结扎得细长而挺拔，以示勇武。而老年人往往是粗似螺髻，以表老成。彝族男子以无须为美，从年轻时起就常将胡须拔去。男婴左耳穿孔，稍长即戴耳环。

土司制是“羁縻制”的第三阶段，是边郡、边州制的发展和继续。它始于元，终于清。

元朝建立以后，对各少数民族割据区域，进行了统一。然而由于边疆文化经济上与内地的差异，位置上边远，不可能统一施行内地的管理制度。于是就施行了“土司制”。

土司制的特点是：受皇帝册封承袭世职。袭位者必须亲自“赴阙受命”。土司“管土管民”，各自有其管理制度。奉调奉使，按岁进贡。

土司制中，有土官土司之分。土官是文职，隶吏部，有知府、知州、知县等职级。其品级与流官州府相同。昭通地区有“乌蒙”、“芒部”二军民府，均为文职土官。其品级据“芒部谱序”载：“……奉改芒部路为府，加以文爵，与成都等府同例。”土司为武职，隶兵部，分宣慰司（从三品）、宣抚司（从四品）、安抚司（从五品）、长官司（正六品）。而芒部军民府、辖区内，还设有四个长官司。

图为在西南剿匪时，战士与彝族同胞跳民族舞。

土司、土官由长子（必须年满十五岁）承袭受封，若无子嗣，则由近亲顺序承袭。土司土官的次子、庶子、亲族，则分给领地，自建庄园，称之为土目，成为土司土官统治的支柱。土司土目等上层人物，就是土司地区的统治阶级。

土司制盛于明，有较详记载也自明开始。昭通的乌蒙土知府禄氏，芒部土知府陇氏，据查受册封于元朝。芒部陇以桀奉改芒部路为府，传二代至明。

明王朝统一了中原，为巩固边疆，统一全国，命征南将军傅友德率师南征。滇东北地区傅命其将胡海洋领兵进取。

莫理循拍摄的云南思茅地区的彝族妇女和儿童

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年2月4日－1920年5月30日），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他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及政治家。莫理循在1894年游历中国14年后，于1908年2月重游云南。这次重点考察了滇南的思茅地区，并拍摄了一套以百姓民俗为主题的照片，为20世纪初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留下了视觉记录。

洪武十四年，胡领兵到赤水河边，威宁的乌撒土司实卜（女）率众拒胡师于赤水河边。见胡师军容军威，不战自退。到中途遇芒部援兵至，复回师与明军迎战于赤水河。明军大获全胜，乌撒、芒部兵败走，胡海洋乘胜直进。当时傅友德亲率大军，连获大捷，土著势力败北己成定局。于是乌蒙、芒部及邻近的东川、乌撒等土司，相继归顺明王朝。

洪武十六年，乌蒙土知府实哲，芒部土知府发绍等上京“入阙朝觐”。明太祖册封各土知府世职，以示“怀柔”。并确定各府纳贡数额。乌蒙、芒部二府，每年各自输米八千石，毡衫八百领，易马四千匹（每匹马明王朝付给布三十疋或茶一百斤，称易马）。土官所差之人到京，由鸿胪寺引见，礼部验收方物。同年，芒部等府子弟也相继送国子监入学，习诗书礼仪。明王朝的土司制度，就这样在昭通确立。

明朝中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世袭土官，改土归流，设置流官。乘芒部家族内部争夺土知府官职时，对该府试行改土归流。

嘉靖元年，芒部知府陇寿己成年，理当承袭土知府职。适院寿之庶弟陇政与寿争夺知府职位。陇寿上疏朝廷要求免赴京受封，以防陇政等人作乱。明王朝准奏。另一方面明王朝又批准四川参将何卿所奏，乘机对芒部改土归流。命贵州参将杨仁，发汉、土兵二万五千，受何卿节制，相机进剿芒部。密令陇寿、确坐土目等为内应，共剿陇政。陇政、阿黑等，纠集彝、苗土兵，与明军激战。曾一度攻占，“剽掠”毕节等地。使明王朝不得不敕湖广守臣，调取永、保土兵，云南守臣部署曲靖等地土兵三千“屯截要地，防贼奔逸”。

嘉靖三年十月，陇政败逃，芒部由土官与流宫通判共治。同时调取毕节官兵屯戌芒部。嘉靖四年，官军获陇政于水西（贵州土司），夺回芒部印信。嘉靖五年，明王朝以“芒部土属己尽”为由，改芒部土府为镇雄府，设流官，废土官，完成了第一次芒部改土归流。而乌蒙、乌撒、水西等仍为土司制。

芒部改土归流未满一年，即告反复。子嘉靖九年，芒部又复还土司制。

嘉靖六年，芒部土府后裔沙保，率众攻陷镇雄城。知府程洸，逃避毕节。明王朝虽然使使招抚了沙保，并命交出了镇雄府印，可是对改土归流犹豫不决。

四川官吏主剿，命守备叙府、泸州的兵勇进剿沙保。一面密令芒部抚夷邵左良，计捉沙保，沙保闻讯，大怒复反。

嘉靖七年二月沙保叛平。三月，贵州清、威两地兵丁进驻毕节，兼制芒部、乌蒙、东川等宣慰司。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这些地方的兵备，有利镇压叛乱。可是也激怒了乌撒、乌蒙等土著势力。芒部陇革联络了水西、毋响等土司，兴兵“烧庐舍、掠士民”。围攻毕节，索取镇雄土官印。声势比沙保之乱更大。

明王朝对景平累叛，连年用兵，进退两难。有许多朝臣，主张罢兵和议。如左都御史李承勋、御使杨彝、四川右金都慰史唐凤仪等分别上疏：“连年用兵，再胜再叛……”“宜罢兵以救灾……”。“臣请如宣德安南故事，俯顺夷惰则不假兵力。”（转引自方国喻《云南地方史》）。

各臣奏请罢兵，兵部也推卸用兵责任。嘉靖七年，兵部下令：“沙保之乱，由于改设流官，致生疑畏，知府程洸，处置乖方，激变于先，而惧罪脱逃……游击李爵，轻躁失策，均宜治罪。该道守巡官姑革去冠带，令戴罪。镇雄府印，应设流、土掌管”（转引自《云南地方史》）。

嘉靖九年四月，明王朝正式作出了：“革镇雄流官知府，复授芒部土裔陇胜为通判，署镇雄府事”（明史四川土司）经十年战乱，明对芒部的改土归流以流产告终。

清初吴三桂入滇为王时，曾兴师剿贵州水西土司，历时八年。也可能打击了滇东北土司，如在康熙卅年芒部题请承袭知府职文中载：“陇天成于康熙元年任知府……奉职不敢稍有陨越，虽遭吴逆沦陷八年，无时不心恋。”而且在平三桂时，土司态度也倾向清廷。清廷也在叛平后复承明制，维持土司制。以示“怀柔”，以靖边事。

雍正四年。鄂尔泰任云南巡抚兼总督事（于此之前，昭通地区及东川区划属四川）。鄂尔泰请求将这些地区划归云南，相机对该三处土府改土归流。清廷同意了这一意见。

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先革去东川土目之后，进图乌蒙、芒部。

乌蒙土知府禄万钟，芒部土知府陇庆侯，时皆年轻，由二人的叔父禄鼎坤，陇联星署事。鄂尔泰命总兵刘起元屯兵东川，招降了禄鼎坤。禄万钟即约芒部兵二千，于鲁甸攻鼎坤。鄂尔泰遣游击哈元生从威宁方向来援，大败万钟兵，同时招降了陇联星，万钟和陇庆侯均逃四川。旬日内、乌蒙，芒部二府皆平。雍正九年，改乌蒙府为昭通府，芒部为镇雄州，设置流官，完成了改土归流。

土司制形式上虽然已经废除，但是其后裔，亲族在其原辖区范围内，依然掌握着统制实权，其残余制度，一直维持到解放前夕。昭通各县大姓就有：属乌蒙后裔的有彝良龙潭、伐乌关。巧家拖车三地禄姓，镇雄、彝良、威信的芒部后裔陇姓，永善的龙、普姓，炎山的龙、卢姓等不下百余家。

这些家族大姓，虽早已改土归流，但仍然占有原封建领地，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张、并吞，租谷多者竟达数千担，面积达现今几个区，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以经济为依托，政治上联系着许多旧部、头人，使之成为社会支柱，控制着领地内的一切政治权力。军事上拥有相当武装，多者可达一个团以上力量，赖以维护其统治地位。旧社会外来官员，行使政令，也得考虑是否触犯这些人家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地区政令难以贯彻，并与大姓土著剥削鱼肉人民。云南政权由龙云取得之后，滇东北彝族上层，更完全控制了全区。昭通城成了云南、贵州彝族上层的集合地。在昭城购置房产，修建公馆。探亲访友，自称昭通是“我们集散地”。

在龙云初取得政权后不久，1927年贵州省主席周西成打击黔西南一带彝族大姓，相继派兵攻破水老余景炎（留日，同盟会员，）赫章土场安氏，毕节陆氏等。烧焚房舍，牵走人员，劫掠家产。贵州土目大姓，遭事逃脱者和未遭事者均纷纷来昭避难，云集昭通。

来昭之后，1928年以余景炎为首，积极组织串联云贵彝族上层，策划武装倒周。并游说龙云兼并贵州，为彝族撑腰。龙密复同意在余等起事，占领威宁，攻打毕节时，云南出师对付周的主力军，攻取贵州。余景炎等制作“复还水西”旗帜，购置军火，组织兵勇，大有“鸿图壮举”之势。哪知前锋出师威宁，大败亏输，余众尽散，此事不了了之，余等也流落昭通多年。

彝族上层内部，吞并、争夺、仇杀事件经常发生。有的酿成世仇，互相残杀叫做“打冤家”。

约在三十年代，彝良杨关寨安氏与其家族威宁花篱笆安氏，以索债为题，争夺田产，发生了流血残杀事件。

杨关寨为了吞并比自己势力弱小的花篱笆亲族，以花篱笆家祖辈曾借杨关寨家纹银百两，利上加利，应当偿还数千两纹银为由。花篱笆家承认祖辈曾资助，并非借贷，即使借贷，也不宜重利盘剥，于是发生了武装冲突。数仗之后，未能将花篱笆彻底消灭。杨关寨家以千元重资，请威宁贯匪陶永忠取花篱笆兄弟首级。

陶如约率部击溃花篱笆兄弟后，通知杨关寨，花篱笆兄弟已逃，无力反抗，杨关寨当按约付酬金。杨关寨坚持要二人首级，才付酬金。陶闻讯笑答：我还给人留条生路，你们家族倒饶不过，取此二人首级，有何困难。陶即令人追杀花篱笆兄弟二人及全家。最后，仅存一个一岁多的女孩，其余全被杀害。

花篱笆一家既灭，杨关寨又想诱杀陶永忠，既可不付酬金、又可得为花篱笆报仇之名，将杀人罪转嫁陶永忠。于是设计诈请陶来家酬劳。家中暗设刀斧手，掷杯为号杀陶，陶如约赴宴，至距安氏五里的龙街子街上，安室闻讯，余家紧张，刀斧手不战自怯，抖成一团。急令人阻陶，说家中有官兵。陶大怒，打碎背去慰劳的酒坛，绑架送酒人员返走威宁。长期霸占杨关寨在威宁地面的庄房杨雀块。一年之后，杨关寨请了其家族大官寨、发阿河等家出兵，才击溃陶永忠，收复杨雀块。陶于出走当夜，即乘虚偷袭了大官寨，枪走财物、牵走土目安亮清，索重金赎回。数年后、陶又偷袭杨关寨，焚毁房舍、绑架家主，后以六千元重资赎回。

1947年，杨关寨土目安祖葆与新龙场士日龙晓云之女龙相娥成婚。夫妇二人，以大关县属喜马溪土地是相娥外婆家的，外婆家无后人，当年由父亲龙晓云代管理。相娥之母，仅生相娥一人，今应继承喜马溪产业。遂率部百余人强占喜马溪，父女之间就发生了武装争夺。

相娥夫妇住了数月，到春节除夕之夜，相娥之父新龙场龙晓云派人偷袭。安氏人员猜拳行令饮酒，只留一个岗哨，突然枪声大作，哨兵跌撞进屋，只叫“来了”。众人抬头，敌方已进入朝门，这一惊，酒醒了一半，立即持枪应战。安氏人员，多是招募来的惯匪，更配有很多美式快枪，虽然无备，竟击退对方，守住了庄房。天明组织敢死队反冲锋，将龙家人员赶走十余里。夜间，龙氏人马复围该宅，并请来了凉山等地援兵千人。安氏人员，逐日伤亡惨重不支，第四日拂晓，挖通地道，突围逃走。渡河之时，多死河中，河水殷红。安氏夫妇，得条性命，逃回杨关寨，所率百余人，生还者不过十人。龙相娥到杨关寨后流产身亡，父女残杀就此告终。

此类相互争夺、残杀事件，不胜枚举。然而对外则又互相支持，互相依赖。如威宁牛棚子土目禄姓于1928年，与驻昭滇军师长孟友闻发生纠葛。孟遣一团兵力、包围禄家，禄家奋力抵抗，并迅急求援于亲族大姓，附近大姓，陆续来援。一场白刃血战。击退孟军。孟增兵，而禄姓援兵接踵而至，双方僵持。最后孟因其它事务，不能长期陷入，遂讲和罢兵。

永善某任李县长，与新龙场龙晓云家发生纠葛，李令县警队及一些其它武装，袭击龙家，龙只身逃走。李县长认为大功告成，欢喜不尽。岂料龙出走后，一方面暗约各处亲族，调集人马，直逼县城，另一方面联合亲族，疏通省府，陈述该县长数十余条罪状。省府下令将李县长撤职查办，该县长刚卸任启程回家，未出县境，就被龙氏武装截留，洗尽财物受尽凌辱，驱散伕役，剥光衣服，放条生路。一路又冷又饿，还未到家中途就丧命。

至于领土内的区乡政权，完全控制在大姓之手，区长多由大姓保荐、任用和撤换，上、下之权完全由大姓控制。乡长更是由大姓的“管事”“头人”担任，哪个恰当，报县府备案即可，有的乡公所也设在大姓的“管事房”里。

土司大姓的庄园，称官家衙门，多座落在一山脉尽头前，称屋后之山为“后龙山”。山上有一、二棵树，奉为神树。“后龙山”是神圣吉祥的象征，无限尊严，妇女不得涉足此山。庄园前面有一大村寨，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封建庄园。此村分上、下寨，上寨住“奴外”（Lu We），是农奴的残余，其职业多充当主人的听差杂役，每代必须有一人（不论男女）在结婚前替主人服役，其余则可门由选择职业。下寨住“沟则”（gōu Ze），为自由民，其中多是任头人、执事等职责。庄园中的执事人员大概有以下几种：

1、头人：本人或祖辈曾对主人有过重大功绩，资历显赫，享有较高地位，或担任某项重要职务，亦可不任实职，不可随意任免。“头人”是各职头目的总称。

2、管事：是职务名称，负责处理庄园内事务，如：钱粮收支、库房收发等，多选信任可掌而精明能干者。

3、管甲：职务名称，替庄主管理某片土地，负责收租、上下联系等事务，调解该片内佃农纠分等。

4、撤摹、布摹、摹寿、普土四职。“摹”彝语意思是尊、老，与古汉语之“亡”意略同。“撤”意为献贡、摆放。故“撤摹”掌祭祀之职，如：备祭品、祭物、献贡等。“布”者，诵念也。故“布摹”为诵念祭祀丧葬经文。“摹寿”与“布摹”近似，只参加较隆重的仪式，其所谱经文多属赞颂，略似诗经中的“雅”、“颂。“摹寿”、“布摹”掌握彝文及经典，世代相承。“普土”为司仪、赞礼。管事、管甲可任用其他民族，头人、撤摹等必须为彝族。

上述人员的报酬，曰“首粮”。首粮是在你户上给庄主租谷中，规定险加一定比例的“小粮”若干，“小粮”赐给头人执事称“首粮”，如某职有四十石小粮，即划定某些佃农就直接交小粮给某职。没有严重过失的不轻易撤销。死去也不及时撤去“首粮”，有的暂由子女家属继续享受。

庄园中，有上、下“跟班”，跟班即听差、亲随、丫环。“上跟班”是未婚青年男女，男的除伺侯主人之外，还学习见识各种办事知识及礼仪。成年婚后，量其才能，安排职务。所以一些头人，把送子女作跟班视为学习，晋升的阶梯。女跟班则伺侯主人，洒扫庭院，不能轻易出前厅，更难出大门。成年后由父母及主人主婚婚配，有的跟女主人“赔嫁”出去，再行婚配。故主人有亲，“百姓”必有亲，下跟班地位低下，伺侯管事头人。

另外还有“阿打摹”，即老奶奶之意。这类老妇颇受尊重，多是头人的母亲或主人之奶母等。职责是陪伴女主人，教习礼节，指导女跟班做事，有时也管管生活物资和下人的衣物制作和发放。

另有一类干粗活的人，如放牧、推磨，或耕种主人自留的少量耕地。他们的主要生活依靠每天主人家供给的粗食淡菜，每年发放的粗质衣物，称为吃“木科饭”的人，这是农奴余迹。

庄园附近，留有一点自耕地，收入是当家女主人的“私房”，清未以来，仅作“祖制”保留。并不重视。耕种除上述人员外，衣忙时由做“伕子”地的佃农参加。

广大佃农租种土地，交租纳粮，除佃租关系外，领主是“官家”，佃农称“百姓”，领主视佃农为“臣民”，施行统治，掌刑狱，既加保护，又可惩罚，直至处死。

佃租中有几种特殊的方式：

1、伕子地，租种该片土地的人，以出人工代上租即“徭役”。

2、猪羊地，租种上地者，交纳定额重量的猪、羊作牺牲，供主人祭祀之用，以牲代租。

3、羊租地，只有大头人可享受，即将某片土地，划归某头人，任其佃租，以作对他的封赏酬劳。而头人只交一只羊给主人，这是分封制残余。

总之，自清初改土归流以来直至解放前。经济制度由地主经济逐取渐代领主经济，又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领主经济和农奴制残余。

文化方面：彝文、彝语使用逐渐减少，古彝文仅为布摹、摹寿所掌握，它记载着彝族人民的古老文化，多为神话传说和经文。

彝文，一字一音，结构与汉语略同，但较简单和原始，象形成份多，直行，从左到右排列。传说仓颉右手造汉字，左手造彝字，故彝文从左到右，与汉字反。彝文有许多经诗，韵脚整齐，文词优美，想象丰富。使用了很多排比、拟人、比喻等手法。可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未得充分发展。

彝语区域性很强，昭通地区大概可分为几个方言体系。彝良、大关、镇雄、威信等地彝族，说贵州威宁话，与黔西南毕节一带相通；昭通、鲁甸及邻近地区说乌蒙话；永善、巧家邻近凉山说凉山话。这几种方言之间，语音差别很大，少数词汇也不同，所以基本不能通话。

彝族中，有过不少杰出人物。如龙云、张冲、禄国藩、卢汉等爱国将领，他们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血洒沙场，作出很多贡献。

文人方面：前清有过举人、儒士。后来也有不少留学生，荣获硕士、学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有水西后裔，乌撒夫人安安氏，夫人生于清末，故于民国。琴棋书画，诗文并茂，书法苍劲有力，气度不凡。其兄曾持她所书扇子，应乡试于贵阳，同年举子见扇上诗、字；争相传阅，赞叹不已。请为代作，其兄羞惭，只得实告并非己作。所作诗文，装订成册，远近儒士，传抄诵读。

1963年，彝良有一刘姓老翁，还能背诵其遗作。如夫人悼其子挽联：“搔首问天予有何辜而遇晚年丧子，反躬责己心实无愧全凭弱力抚孙”。翁云：“当年夫人佳作，贵阳某翰林读后叹曰，安安氏夫人，举子之才也。惜乎翰林院不开女科”。可惜其诗文遗稿，书法真迹，今已荡然无存了。

彝族上层中，也有一些飞鹰走马，鱼肉人民，敲诈吸血之徒。不胜枚举，不堪详述。

土司、土目上层，每逢节日要举行重大祭祀仪式。十月年（彝族年）是重大节日，除夕（夏历九月卅日）洒扫庭院，张灯结彩，头人执事，布摹、撤摹，陆续云集。一切准备就绪，中午时，大开中门，撤摹点燃堂屋内祖宗牌位前的灯烛。各职人役，忙碌杂沓，云集正厅，呼唤喧哗，人声鼎沸。祭礼开始，普土赞礼，全庄鸦雀无声，肃穆静立，门外鸣放马蹄铁炮六响，布摹念诵经文，迎“祖宗家神入宅”，主祭人下跪，奠酒、献牲。庭内钉二木叉，约高一米许，相距约一米，上横置木棍一根，形若小门，此棍是现从山上砍来名“敷烟”的一种灌木。凡祭祀牺牲，均从此门牵过。猪牵过小门之后，由主人以木棍敲头一下，再行宰杀。据云：不敲头，祖宗不食。

年饭，先贡献菜、饭各三大碗，称“候肉”此肉是用牺牲的肉、肝、心、腰等合煮，加花椒等佐料，带汤汁食用。其味颇鲜，别具一格。供三日之后，撤下，只能主人食用，连已许配的未婚女儿也不得食。三日内每餐布摹均要念诵供献经文。

除夕供献毕，主人全家男子及执事人等聚集堂屋及庭院内，地上撒松毛，盘脚席地而坐，用小篾簸簸盛饭，大木碗盛汤肉，称“木科”，用木慕进食，称“马食”，用小木盏盛酒，称“木奈盒”。共饮同食、尽情醉饱，妇女不能参加祭奠，欢饮于内院。

初一早上，头人执事，寨上男女，向男女庄主拜年，男子在外厅，女子在内堂。男向男拜，女向女拜。敬酒仪式是受敬人就座，敬酒人以羊角（酒器）盛酒，双手举过头，步伐须“三进一退”，趋至座前，单膝下拜。主人接酒，随意一饮，余酒反泼身后，还给酒器。

初二凌晨，鸡鸣送神。黎明前必须完成，其仪式与“迎家神”略同。送神后人员陆续散去，年即过完。

过年时还用混合杂粮酿制一种酒，名“杂酒”，略似春节的“白酒”（醪糟），只是渣不吃，是一种低度酒。其味特别，倘若加以改良，将成特具一格的低度酒。曾有一英国医生称赞它不亚于威士忌。

清明扫墓，也是重大祭祀仪式。全村人们，把参加庄主家扫墓作为春游或类似庙会的游乐活动。儿童们很感兴趣，早就算起清明差几天，因坟多，安排在清明节前后几天扫完。

扫墓这天，每座墓都必须杀牲扣，所杀多寡、重量、品类，均在庄主成员死后，族人按死者在族中的威望，社会地位，儿孙情况，评定每年牲口定额，此后逐年照办。高的有用活猪200斤、公羊二只、鸡若干等。凡祭祀所用之羊，都用绵公羊，为种“猪羊地”的佃农交纳。

清明早晨，全村老幼，执事头人，布摹撤摹，陆续来到坟地。砍柴运水，埋锅造饭，牵猪拉羊，整理坟冢。炊烟在山林树梢缭绕。无事的人闲话吸烟，三两成群。孩子们追逐嬉戏，争论着仪式的点滴。寂静的山林，陆续热闹起来。一切就绪，布摹手持野羊角盛酒，侧立坟前，念诵经文，鸣枪、杀牲。（牲口同样过木门，以棍击头，与十月年同）。男主人主祭，其余顺序叩头，另外用黄色、白色两种木棍切为碎屑。抛撒遍地。称给死者献的金银。杀牲之后，将牲口的心、肝等做成野兔、野鸡等形状，稍事烫煮，装饰上野草、木屑等为眼、耳、尼。盛于盘中供献。礼毕，将所有食品牲口肉煮熟后，以木科、马食盛而席地分食。不得余留回家，小孩大人，见人一份，平均分给。人们席地而坐，开怀畅饮。

再一次祭祀，是三月春耕，析祷山神，树神。析求风调雨顺，清吉平安。

事先，全村每家都必须炒苞谷花和准备一点肉，豆腐之类的食品。祭礼之日布摹及部分头人率领热心人员，牵一头山羊，羊背驮两只小竹篮，从庄主家开始，挨户驱邪。家家赠给食品，最后到山神树神之前，杀羊行礼祭祀。羊皮投入深穴之中，意为所有灾祸，已由羊驮入深穴，不再危害人了。所有祭品，也在野外食尽。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彝族形成了各种支系和阶层。滇东北彝族内部分为以下阶层：

1、统治上层，即土司、土目、黑彝。

2、白彝，又分为“沟则”、“奴外。”

支系是以古代职业形成。一、编制篾活竹器的，称篾匠，彝语称“果”。二、铸犁铧的铧匠，称“拿苟”。这些支系有特定服式，语言共通。

支系之间，阶层之间，互不通婚。婚姻重姑表婚，认为舅家女理应嫁到姑妈家，故彝语称谓中称婆婆“阿妮”（即姑母），称岳母为“鄙那”（即舅母），由于近亲血缘，婚姻面受限，这是彝族人口素质严重下降的重要因素。

彝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婚礼程序约四个阶段。

第一次称“奠酒”，双方确定婚约之后，选定吉日，男家媒人到女家向祖宗奠酒祝告，表示告知先灵，子孙已与某家订婚，若女方父母有亡故的，要另用牲口在十字路口祭奠。

上层家庭“奠酒”，除媒人之外，还有其他执事头人参加，礼物以酒为尊贵，无酒，虽重礼千金亦为失礼。“奠酒”仪式与其它祭祀仪式略同。必须请女方房族长辈到场，男家分别赠礼，以晓喻族人。在祭奠、送礼时，必须通报男家“楼衣”（nōuyī），（即族谱和彝姓）。这次礼节，表示订婚。

第二次称“烧鸡吃”，男家向女家送礼，女方设宴招待。

第三次称“打财礼”，土司土目上层，必送骏马一对，金雀银雀。男家来宾，先招待到馆驿，行礼日同样大开中堂。女家执事头人，分列两厢，鸣炮，普土着短裙（礼服）执礼棍，引男家宾客。鱼贯而入。到堂屋向女家祖宗行礼毕，再赞札，各按职就位（原话为“当坐的坐，当站的站”）。向女家族人敬酒行札。平民从简。

第四次为迎娶，男家请迎亲者到女家迎亲，迎亲者将到，女家特地准备一批人员“打喜母”。所谓“喜母”，即迎亲者，迎亲人员，由背盛酒牛角一对者领先，一到门前女家就开始用水泼，和木棍打“喜母”。迎亲者迅速冲入堂屋即停，以上宾礼相待。打，无非是戏弄，使迎亲者衣冠不整，丑态百出，以供一笑。打人者，也多是新娘女友或青年之辈。这是远古时，部落间抢亲，双方殴斗，形成了以后这一习俗。

当夜，男方迎亲者住于馆驿，亦需到女家向女家长辈敬酒，女家人员也尽情戏弄男家迎亲者。

次日出嫁，新娘头戴风冠，下着长裙（这是上层），此裙极长大，须用少女数人在后提着裙尾，才能行动。安安氏夫人曾有一诗描写新娘装束：“双环交绾翠盘云，百褶横拖茜罗裙，………”。新娘先拜辞祖宗神位，再拜别父母，而后起程到男家。

女子出嫁后，不轻易回娘家，尤其上层，有的一生人只回娘家一、两次。

丧葬，也同婚礼一样，所行礼仪在各阶层之间，各有异同，同时也按死者身份，死因而定。非正常死亡者（产妇死亡也视为非正常死亡）。必须先请“武布”做过专门的法事，再由其他布摹作简单祭奠。

布摹分“纳布”、“兔布”、“武布”等以“纳布”为最高，依次排列，人死之后，都要请布摹做法事，为死者祈祷。

人死，家族子侄弟兄必须立即在遗体或灵柩前扑杀雄鸡一只。（在外地者，闻讯后也立即在宅外扑杀）。杀后剥下鸡皮，皮留首、尾、足、挑揭竹竿之上，置灵柩侧。用手捏鸡颈，鸡皮会冲气鸣叫发声”其意为：去冥间路中，有一段多蜈蚣叮咬死者魂灵。有鸡在前，可将蜈蚣啄食，死者不受叮咬，若是幼儿死亡，则煮鸡蛋与死者殉葬。意为死去冥间，可用蛋在山上滚玩，忘记寻父母，不致悲哀可怜。

葬礼及法事规格，按各自经济力量和阶层等级而定。

上层殡葬仪式，隆重盛大，凡祭奠，法事超度均必用牲口。一次葬礼，杀牲近千，耗资巨大。其中有几项特别仪式。

“转嘎”，形若现今的团体操或古代的演阵一般。男主人死后才用此仪式。来吊丧的上层人家，各组织一队骑、步混合的队伍。每队不少百人骑，丧家选一广场，按规定时间各队入场。各有领队，全局有总指挥。操演队形随时变换，有分有合。转的队形有“鸡拍翅”、“螺蛳鬏”等。时而形若长蛇，时而形若八卦。

以队形阵势变化，相互竞赛。有的队稍有疏忽即被围在核心，转不出来，视为竞技不高。

参加这仪式的，还有一匹背好鞍镫的空马。这是死者生前喜爱常骑的马，他死后随时背好鞍镫备其灵魂骑用。称“驮魂马”，此马从此就不再使用，养到老死。

“阿说克”是一种集体舞。由熟悉此舞的十多个男人组成，手持铜铃，广诗衣裙，边舞边唱，歌词悲切，舞姿优美。歌词内容多是古代传说叙事诗。

布摹超度亡灵的法事中，有两项大仪式，即“热姑”，和“布摹赫武”。

“布摹赫武”由最高布摹主持，布摹头戴法帽（即小斗笠），骑骏马，率领大批人员到野外作法，其间孝子要把布摹拉下马，认为布摹下马，死者就可全享受功果。布摹则由他人护持，拼命不落马，认为落马就会死掉，据说因法事大，三教九流野鬼皆云集此地，主持布摹坐马执法弹压，野鬼最恨，布摹落马则会把魂抓去。布摹作法到一定阶段，“普土”一声令下，亲朋所献牲口，同时杀戮。

“热姑”，布摹除诵经祭奠外，还要将一狼皮披在作牺牲的绵公羊身上，其意待考。

““指路”，“招灵”，指路为给死者指引去冥间道路。认为死者灵魂迷惆，不识途径，所指途径各地不同。大约芒部体系布摹所指道路从镇雄开始经一些小地名，到“乌母祖”（即昭通〉再到“色局一”（即威宁所属李子沟）等到冥间。而威宁体系从“乌母藤”开始。所指道路虽各不同，但殊途同归冥间。彝族多把冥间说成是“箫笙管乐，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

“招灵”是法事的最后程序，当灵柩到送葬途中，要将死者“魂灵招回”于竹筒之中，供奉灵堂或室内墙上。但未婚女子死后，所招之灵，不能供奉家中，只能将其竹筒置于深山野外丛林树上，此筒内须放置五色花线，此灵称“阿麦奴”。人们对“阿麦奴”既怜悯同惰其无家可归，无人供奉，身世凄凉，但又害怕为其所害。据云，“阿麦奴”因无家漂泊。无嗣供祭，故常迷惑生人。谁被迷上，就会重病死去。在彝良羊街附近见一丛灌木，甚为茂密，是上等薪柴，而该地甚缺柴烧，但此林无人砍伐，胜似封山。怪而问其故，当地人答曰：此内有“阿麦奴”，所以无人敢动，甚至不敢接近。

以上所述，除彝族习俗礼仪等外，多已是历史陈迹了。在历史上，彝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各方面的建设，曾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才彻底清除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土司残余制度，解放了广大被压迫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党和政府对彝族贫困地区给予特殊照顾，大力开发建设，彝族地区欣欣向荣，面貌一新。彝族人民早已彻底解放，在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团结互助，当家作主，正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积极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