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振普，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1956年调中央警卫局，自1961年起担任周恩来总理警卫员，在总理身边工作了15年。199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1998年退休。
高振普，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1956年调中央警卫局，自1961年起担任周恩来总理警卫员，在总理身边工作了15年。199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1998年退休。
总理的时间
问：总理日理万机，时常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被挤占，他平时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呢？
答：总理对时间利用得真是充分极了，分秒必争。总理头一天就要把第二天要做的工作安排好，记在台历上。起床吃早点，然后就出席活动。在中南海外头的活动比较多，中南海里边开会要近一点、好一点。总理活动时间往往会延长，第一个活动时间刚刚结束，第二个活动就接上了，而且两个活动经常不在一个地区。比方第一个活动在京西宾馆，第二个活动在人民大会堂，第一个活动结束后，只能直接去第二个活动地点。路上行程的时间就是他吃饭的时间，经常在车上吃午饭。常常给他准备三四个小包子，光吃包子不行，再给他准备点稀的，一般就是苞米粥，盛到茶杯里头，时常吃不完就到下一个活动地方了。到时间活动就开始，吃饭就没规律了。
有时候开会或者会见外宾，错过了饭点，我们给他搞一杯苞米粥，他肚子饿就喝。我们逐步地把这个粥加些营养，搞点蔬菜切碎了放里头，他也接受了。再后来想光蔬菜不行，搞点肉末，他也接受了。包括见外宾的时候，我们也给他放上，开始他不好意思，还把水杯撤下来，换上玉米面糊。后来发现他喝完以后嘴里头都是（面糊），所以也不给他撤茶水。外宾也能看到这种状况，知道总理太疲劳。
问：总理在西花厅办公，时间安排也很紧张吧？
答：总理办公室的几个秘书都排着队来送批文件。这个走了那个来了，有时两三个秘书站在办公室里等着。总理有个本事，他批着这个秘书的文件问后面秘书什么事，后面文件拿过来一看他就批了，这就是领袖人物的能力。
夜里，总理办公室总有一大堆电报，各省的、驻外使馆的，他就抱到卧室去看。文件多少不一定，看文件最少一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是常事，休息、吃饭的时间往往被挤占了。
西花厅内周恩来的办公室
问：听说总理有时候在厕所里面还要办公？
答：总理早晨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漱，蹲马桶上要看报纸，《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经济日报》等，重点的翻一翻。如果看报时间长了，秘书们就到卫生间来给总理报告，总理答复他就去办去了，这一般口头请示比较多。现在有人传说总理第一办公室、第二办公室，一直到第四办公室，总理在的时候没这个概念。
艰苦朴素的生活
问：我们看到总理的一些生活用具、衣服，很是艰苦朴素，您能给我们讲讲具体情况吗？
答：西花厅是个老房子，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北平特别市政府都有人在西花厅住过。作为新中国的总理，搬到这个地方来住，房子要维修一下很正常，但是周总理没让修，他和邓大姐就直接住进去了，而且用的家具都是老家具，就是从国民党那接收过来的，大部分是外交部提供的。办公桌、床、沙发都是老旧的，不让换，不让找新的。过了十年，到了1960年，有一次他要到海南开会，时间间隔长一点，办公室就研究，给总理把房子修一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板是砖地板，一到夏天就返潮，潮湿得很。后来想个办法铺上地毯，更坏，地毯湿了以后还不容易挥发，医生们也讲，老人长期住在这样的地方对关节都有影响，出于这个考虑决定换一下地板。修建部门人员好不容易抓到机会能够修修地板了，那就顺便把房子刷一下吧，所以里外粉刷；这灯也不好嘛，给他装了新灯，增加点灯光；沙发太旧了，换了吧，把沙发也换了。
但总理回来以后一进西花厅那个院，看到外头粉刷得像颐和园那样颜色，总理就不进去，就不住，批评了主管这事的秘书。他批评秘书的时候，办公室主任都在旁边听着，邓大姐也不好说话。总理临时到钓鱼台去住，但他说我也不能老住钓鱼台呀。最后，他提了个条件，说你要让我回来住可以，得给我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沙发换回来了，增加的灯撤掉了，窗帘又把原来的换上，他这才回来住，而且一再在国务院会议上作检查。我记得是两次，有人说是三次，反正是多次检讨，说没带好头，而且还说用他和邓颖超的工资来交修缮费。
吃、住、用，总理都是很简朴。吃就两菜一汤，从不吃高档的菜肴，什么鱼翅、燕窝、鲍鱼……总理家里看不到，就是普通的鱼、鸭子、蔬菜。吃饭掉在桌上的米粒，总理都捡起来吃，一条鱼吃不完吃一半，另一半下顿吃，一个蹄髈一顿吃不完，有时候吃两顿，吃三顿。邓大姐也跟总理一样。
西花厅后院客厅
问：听说总理一件衣服穿很多年？
答：总理1954年做了六七件白衬衣，我去的时候衬衣已经穿了七年了。到1963年访问十四国的时候，衬衣已经穿了九年了，衣服领子、袖口都有毛边了，我们想给总理做新的，他不同意。但穿着这样的衣服怎么出去啊，到十四国访问，怎么让人家洗啊？我们就和服装店商量，把总理的衬衣袖口或者领子换掉，换新的，里头不换。换好以后我拿回来，总理穿上说，这不很好吗？你们很有办法嘛！这一伸胳膊都是新的嘛，这个领子不也是新的嘛！他很高兴。到总理去世，邓颖超大姐交代不要做新衣服，总理是穿着穿了22年的衬衣走的。
总理的皮鞋也是1950年做的，1963年出国前又给他做了一双，两双皮鞋倒着穿，穿了20年。他还有一双普通的皮凉鞋，光是夏天穿。这就是总理的俭朴生活。他的睡衣，肘部这个地方厚到什么程度？磨破了，服务员就给他补一块，再磨破，再补一块。这补一块，那补一块，最后肘子、袖口这个地方都特别厚，但就是不让你给做新的。
问：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总理，他为什么还会这么节俭，这么艰苦朴素？
答：那时候我工资40多块钱，总理工资400多块钱，正好是10倍。总理讲过，邓大姐也这样说，应该缩减领导干部跟群众生活上的差距。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作为总理那一代的领袖们，时刻想着老百姓。
在人民大会堂亲历九一三事件
问：九一三事件发生的时候，您也跟着总理在人民大会堂？
答：9月12日那天我不当班，张树迎跟总理到了人民大会堂。晚上，张树迎打电话过来，让我赶快去大会堂。我开着车就去大会堂，一见面他说出事了，大事。我说，什么大事？他说，林彪走了。我说，什么？上哪去了？他说，不知道。我们很紧张啊。
大会堂里面开的是商谈经济工作的会议，后来参加会议的部长们都走了，有几个政治局的同志在。这会儿我就知道了。总理接电话、打电话，到毛主席那汇报后又回来，这个过程我和张树迎都亲历了。到了9月13日夜里，大概10点多钟，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飞机，找不到了，后来林彪那架飞机晚上12点多跑了以后，我们也找不到了，往北飞了。总理采取措施，把李德生派到空军，把纪登奎派到北京军区坐镇，另外给全国下命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陆军要配合空军管机场。总理向毛主席报告了情况，毛主席这个时候已经从中南海游泳池转到大会堂118厅了。
到14日下午，总理说休息一下。因为从12日出这个事，13日一天，总理只坐那儿睡过半个小时。这一次，总理在大会堂西大厅临时办公室的床上睡了约两个钟头。王海容来电话，说有事找总理，有紧急情况向总理报告。我就把总理叫醒，说王海容有事，她一会儿就过来。总理就起来，还没漱完口，王海容就到大会堂了。秘书纪东接过电报，就给总理，总理说念。一念电报，不都听到了吗？电报内容是蒙古国对我们提出严重抗议，说一架军用飞机飞到外蒙古坠落。总理一听，立即拿起电报，穿着睡衣，没换衣服就到毛主席那边去了，直接走过去向毛主席报告。
大概一个多小时，总理回来了。他把政治局的同志全都叫到福建厅，讲这个事，我们当然不在里头了。但是我们看到了，包括吴法宪他们，都说“哎呀，是好事啊”，都表示是好事。理在这个时候才回家。
邓大姐当时在家，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理三天三夜没回家，她很着急。老人家坐立不安，老打电话来问，我们不能说，说也说不清楚。总理想得很周到，等到通报到了邓大姐那一级了，就让杨德中去西花厅给邓大姐通报这个情况，邓大姐就知道了。
总理在大会堂三天，只睡了两个半小时，布置了这么多事，15日中午以后才回西花厅。等总理回到西花厅，下汽车时比较费劲，走路当然是蹒跚一点。邓大姐说，哎呀老头子，你看你都抬不起腿来了。就这样，总理还是先到了办公室，和邓大姐两个人进去说了一会儿话，邓大姐就劝众人都回去睡觉。
事件发生的那天，杨德中指示我和张树迎，说给你们俩一个任务，就是总理不能离开你们俩的视线。我说那开会怎么办？他说，你在外头蹲着，看着总理。走廊那儿有个帘子，我蹲在帘子后头，能看见总理。但是他还有一个要求，要我们能听到声音，但不能听清楚声音，里边开会你可以听到，但你不能听清楚讲什么，就是说位置不能太近。就这样，一有会，我就蹲那儿。张树迎说，你在里头盯着，我在外头盯着，就这样。
九一三事件是一个很危急的事情，整个过程是很惊险的。
问：李文普是从林彪车上跳下来的吗？
答：对，李文普后来回忆说，在车上，他听林彪问去伊尔库茨克要多少时间，他一想不对，（就跳车）跑了，车上有人打枪了。后来有人问，这一枪是别人打的还是他自己打的（说不清楚，要审查他）。杨德中去向总理报告，说林彪那个警卫李文普跳车受伤，现在救出来了，没出什么问题。周总理问，是不是跑下来了？杨德中说，林彪去机场的路上他下来了，被打了枪受了伤。总理说给他治病，不要追查。为什么？他既然下来了，他就是不想去，不想跟着跑嘛。这个问题要处理好，要考虑到一个人影响一片，他的家属都在。总理说了这话，所以就没有追查他。总理在关键时候想着要爱护同志吧。
总理的病情
问：为什么总理的病情发展那么快？
答：总理的病是膀胱癌，膀胱癌按说是可以治愈的，虽然容易复发，但不是不治之症。作为国家总理，医疗条件应该说更好，连大使馆都在国外打听，有好的药就往总理这儿送。但是为什么总理的病治不好，而且一次不如一次？我考虑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住在医院里并没有摆脱全部工作，只是工作量比过去少了，但是党政军的主要事情还得经过他。虽然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以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尽管他确实也交接了，但小平同志有些问题还是要请示总理。在我不完整的记录里，一年零八个月，小平同志大概到医院去谈了不下30次，每次一般就半个多小时，主要问题谈完以后就走，没超过一个小时。小平同志谈完走了，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总理他得想啊，下次再来谈怎么处理。在总理的身上党政军的压力还很大。
总理住院时有个特点，就是不带秘书。如果住的时间长，文件要送，秘书就交邓大姐给带去，总理看了批了以后，邓大姐再带回来。比如，准备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工作计划，总理那天趴在办公桌上修改了6个小时！这期间只能给总理送点水。不吃饭怎么办呢？邓大姐说这得想办法，按照总理的习惯，给送杯葡萄糖水，送点杏仁，最后不行，送点巧克力。他很少吃巧克力，在那个情况下也接受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有很多，经济计划他要亲自看，亲自修改，他还得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嘛。在医院里，光找领导层谈话就254人次，谈话时间298小时零43分钟，我有记载。总理在医院除了手术以外，也等于一天8小时在办公。虽然医生都是专家，用的都是好药，但由于总理工作压力大，国内形势也不乐观，影响他的心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975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问：好像总理自己说过，“文化大革命”把我身体给搞垮了，至少少活十年？
答：他老人家78岁逝世的。他原本身体素质很好，也很注意锻炼，活到88岁有什么问题？我说90岁也行，至少少活十年！总理从开始有病到最后病成那样，我们在医院里每天陪着他，我感觉他走得太早了，太快了！医疗组从上到下对总理是有深厚感情的，在给总理治疗时，那是100%的努力，120%的努力。但是你拉不住啊，最后都是鼻饲嘛，实在没办法了。人瘦得啊，什么叫皮包骨头？我在总理身上才看到什么叫皮包骨头。腿上的皮耷拉着，就跟挂着的毛巾一样。
问：您的回忆录《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附录了《周总理住院587天的活动日程》，这个587天您是怎么算的？
答：我不是从1974年6月1日总理住院到1976年1月8日，这样算的587天。我是一张张翻日历，我数的，是587天。我老担心闰月或者是大月小月，弄不准怎么办？
问：总理台历上那个日程，是不是都是你们警卫来写？
答：不是，先是秘书写。头一天定下日程由秘书写，但是出去后活动除了原来计划的以外又增加了，秘书不知道，回来怎么办？我们在台历上头补充，我们两个警卫谁值班谁写。
问：这个日历很完整啊，有20多年？
答：应该比较完整，总理住院以后，家里那个台历就不写了，在医院就用了个本子，每天记录。后来这个记事本交你们（指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那儿了，是我跟张树迎两人，把每天的活动在晚上记下来。记得比较粗，几点几分谁来了，几点走了，只能这样，内容不可能记。
邓颖超与高振普（右）、张树迎合影
问：总理住院期间的日程，就是根据这个整理出来的吧？
答：对，587天每一天的日程。都见谁了，开会的次数，每次多长时间，都有据可查，都在本子上，应该是准确的。
长沙之行
问：1974年12月周总理去长沙见主席，您也去了吧？
答：是这样的。头一天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把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情况向主席报告，谁去报告呢，会上决定要周总理、王洪文一块去长沙向毛主席报告。另外毛主席也有些意见，这政治局就定不了啊，得毛主席来决定。总理就跟我们说，明天去长沙。空军准备好飞机，我们都准备好要第二天去。
问：总理抱病去长沙，实际上也是冒着很大的危险？
答：那当然了。叶帅找了医疗组谈了这个事，我们都参加嘛，说总理的身体条件，您得保证他能去。不是说医疗组批准总理去，有传说是医疗组批准总理去长沙，不是这样的。当时叶帅就和医疗组说，你们要保证总理的健康条件能去，所以就派了专家、派了大夫随同一起去，保证总理能够把这个事办好办成。邓大姐后边还有一句话，你们不仅要保证总理安全地去，还得保证他安全地、健康地回来，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空军的飞机预定12月23日12点起飞。第二天上午，接到王洪文办公室打过来一个电话，说是王洪文讲，根据中央的规定，两个常委不能同坐一架飞机。我们按时出发到西郊机场，就看到确实还停了另外一架飞机，总理就问了一句，那个什么时候起飞啊？机场说不知道。我们12点正常起飞，2点多钟就到了长沙。
到了晚上7点钟的时候，主席那打电话过来，请总理7点半过去，这时候王洪文也到了，一块进了毛主席的会议室汇报工作。我就跟到会议室门口，把皮包给总理，我就撤出来了。大概谈了两个多小时，出来以后总理上车，大夫给他号号脉，说脉搏有点快，总理说当然要快一点了。回到住地稍微整理一下，休息休息，护士又过来号脉，说是比刚才慢了。总理说“主席留我，多待两天”，大家都觉得好，那就待着吧，不知道什么事嘛。所以总理24日就开始休息，25日没事的时候，我们跟总理打扑克，散散步。总理平时很少打扑克，但记牌很厉害，谁出了几张牌他都知道。
问：在长沙时，总理和主席两个人有一次深夜谈话，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吗？
答：总理起床晚。到了26日，上午十一二点钟了，他把我叫过去，说今天他请吃饭。我问，都请谁？他说就是你们，跟我来的，这楼里的同志，还有省里的同志，看看一桌还是两桌。他说你打个电话给王海容，看他们俩来不来参加。于是我马上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问，有没有3号楼的？总理住在1号楼，王洪文住在3号楼。她问有没有3号楼的，要有3号楼的我们不参加。我说总理没让我通知3号楼啊，她说你还是问问吧。我去给总理说，总理说，你告诉她没有。王海容、唐闻生晚上准时来参加了晚饭。吃饭时总理就说了一句，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啊，毛主席不主张过生日，咱也不可能到那给他过生日，在这给他举个杯。就两桌饭，省里的领导同志，王海容、唐闻生她们那边八九个人，我们工作人员十个人吧，十来个人一桌，喝酒，最后举杯，这样大家给毛主席过了个生日。
到夜里2点钟，张玉凤打电话来，我接了。说毛主席现在请总理过来，我放下电话赶快去叫总理。总理说，好，穿上衣服就过去了。就他俩，没别人参加，谈了两个小时。前几年王海容还在时，我问她，我说我再跟你核实一下，1974年12月27日凌晨，毛主席约周总理去谈话，光他们俩吗？她说就他们俩，谈了两个小时。为了准确起见，后来我碰到唐闻生时，又问起此事，她说是。我们也不知道谈什么，没让我们参加。
问：晚年的周总理和毛主席，两个人能在一起谈话很不容易吗？
答：很不容易。现在有的人说，四届人大的事，谈了几次最后才定案，这个没有根据。因为总理到谁那去，我知道，除了23日晚上那一次外，就是27日凌晨，就是两次，27日总理就回北京了。今天说得比较细，是为了澄清一些不实的传言。
问：晚年时候，总理想和主席见面也不是很方便？
答：他们哪有时间？光正事都紧张得很，都要报告，总理最后睡觉都很少。在医院时，他不可能每件事都去见面。像电影里头总理拿起电话，毛主席接电话，那是电影，他们之间打电话那不可能。两个人60多岁的时候，也很少直接打电话，都是通过秘书沟通，主席再批。
高振普在接受采访
多次遇险
问：总理一生多次历险，1964年去非洲访问您也去了吧？加纳发生了政变，很危险。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答：对，我跟着去了，全过程我都参与了。但是我当时只有26岁，前面有卫士长、有老卫士，我是个小兵。那时候很危险，代表团大部分人的意见还是主张不去。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回电报就一句话：由总理自己定。总理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对非洲要了解，同时要非洲人了解中国，还是决定去。那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总理决定让对方减少一切礼仪，会谈地点由恩克鲁玛确定，就在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会谈。确实那一个星期我们很紧张啊。总理让取消一切礼仪，我们搞警卫的还是挺高兴。总理说夹道欢迎不要搞，敞篷车什么的不要搞了，但他们还是搞了。除了恩克鲁玛没去机场接，其他规格一点没减。恩克鲁玛的副手去机场迎接，沿途都是很高规格的，热情的群众夹道欢迎。最后还是很安全，影响很大，认为中国够朋友，是真心真意地跟非洲做朋友。所以才有后来的咱们重返联合国，非洲大部分国家投票赞成我们，毛主席说，我们重返联合国是非洲朋友给我们抬进去的。
问：劳山遇险那次，据说是总理最危险的一次？
答：劳山遇险我是后来知道的。我接触过当时搞警卫的一个同志，后来他在新侨饭店做党委书记，我跟他聊过这个事。他说当时一下子土匪出来了，朝他们扫射。总理的副官陈友才，让大家赶快下车往山上跑。包括陈友才在内，牺牲了好多人，总理一直惦记着这些牺牲的烈士。
总理家的账单
问：总理和邓大姐家里边每天的开支，我看您那书里边写得很细，具体情况给我们讲一讲，您算的账一共是16万多，接济亲属用去了将近1/3？
答：对，他俩的工资加起来747块5毛，每个月的伙食费大概也就是200多块钱。其中还包括特支。什么叫特支？就是补助别人的，一个月大概剩个300多块钱。总理、邓大姐用他们的工资补助亲属接近5万，补助有关人员和身边人员1万多，加起来够6万，占他俩工资的1/3多一点。再剩下的钱交党费，所以他俩走的时候没钱。总理走的时候我们结账，最后剩下了5000多块钱给了大姐。以后邓大姐去世，俩人加起来共结余1.1万多块钱。我经手给总理、大姐共同的党费交过1.3万元，两次5000元，一次3000元。后来邓大姐自己的时候，她又交了3000元的党费。他们的工资没变动。邓大姐赶上调工资的一个尾巴，就拿了一个月，老人就走了。
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总理的遗嘱，是不是传说？总理究竟有没有过遗嘱？
答：总理没有遗嘱。总理去世以后，社会上传遗嘱的事，要追查。我们还是追查对象呢。最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对汪东兴说，周恩来那两个警卫是最了解周恩来的，他俩有没有（传谣）？汪东兴感到不好办。大姐突然让我和张树迎放假，每人两个月，回家。我们俩回家了，汪东兴给张春桥说，邓大姐已经让他们回家了，等回来再说吧。这不就拖下来了吗？拖俩月以后就没事了。这是等我回来，我到汪东兴同志那去的时候，汪东兴跟我说的。我说平白无故大姐干嘛放我们两个月的假呀，这不是保护我们吗？邓大姐以慈母般的关怀对待我们，帮我们躲过了这个牢狱之灾。
高振普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查看周恩来的照片。右为张军锋，中为唐蕊
问：邓大姐写过日记吗？
答：总理除了工作台历上的记录，从不记日记。邓大姐也不记日记。外边传的邓颖超日记，现在已经证实了呀，哪有那个事啊？不光我知道，赵炜同样知道，邓大姐如果有日记怎么我们整理遗物的时候没发现呢？2万多张照片都交给你们（指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了。我们那时候是翻箱倒柜啊，总理、大姐都不在了，把家里全都翻开了。该移交的移交，没有发现什么日记。可以这么说，最后总理走了，清理文件的是两个秘书，清理总理办公桌抽屉里头的是我和张树迎。那个抽屉比较大，我们平常开就开半拉，搞搞卫生，往里放个纪念章。总理出去活动，人家给个纪念章，我们给放抽屉里头，后来一盘子纪念章，没别的东西。
问：邓大姐晚年录过一次口述，您给她录音，后来把这个整理成一篇文章？
答：哦，这个是我的事。有一次，正是海棠盛开的季节，邓大姐散步的时候问我，咱们有录音机吗？我说咱们那个收音机就可以录音。她说那好，你准备好，拿过来吧。到她办公室，两张沙发嘛，我把录音机摆那儿，她说，我录。而且通知外头所有人都不能进来，防止干扰。前后三天，用三个上午，邓大姐没有稿子，就这么讲，给她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我逐字抄录下来，给大家去看，后来这个东西交给了赵炜，我就不管了。文章发表后，赵炜拿给我看，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内容主要还是对总理的思念。邓大姐在海棠树底下散步，就想到了跟总理一块散步的情景，想到了总理已经离开12年了，老人家的情感，细腻深沉。
（本文经高振普同志本人修改，并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费虹寰审定；整理者：张军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唐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综合处处长；何赟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综合处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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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