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活到1967：新中国为什么没有“砍了”溥仪？

摘要：1950年8月1日，抚顺战犯管理所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员”——末代皇帝溥仪。这个在伪满洲国时期被日本人扶植上位的傀儡皇帝，此刻穿着皱巴巴的中山装，站在普通战犯的队伍里接受体检。后来，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提及这一幕时，说：当时我以为，接下来等待我的是刑场

1950年8月1日，抚顺战犯管理所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员”——末代皇帝溥仪。这个在伪满洲国时期被日本人扶植上位的傀儡皇帝，此刻穿着皱巴巴的中山装，站在普通战犯的队伍里接受体检。后来，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提及这一幕时，说：当时我以为，接下来等待我的是刑场。

伪满洲国时期的溥仪

就在4年之前，当溥仪出现在东京审判席上时，旁听席上日本律师团还口称“皇帝陛下”。但这位皇帝陛下却用颤抖的双手举着证词，语气坚定而愤怒的把他14年的傀儡生涯的屈辱在法庭上和盘托出，当众给了一帮死不认罪的日寇战犯一记响亮的耳光。

有人说，溥仪会在东京审判席上作出这样的举动，和他之前在苏联5年的监禁生活有关。1945年8月，准备逃往日本的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过后，苏联方面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也许正是这5年的物质优渥、但精神紧绷的生活，让这位已经年过不惑的末代皇帝，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他的前半生。

1950年，溥仪被苏联方面引渡回中国，在抚顺管理所接受了10年改造，获得特赦。接下来，他先后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期间还和护士李淑贤自由恋爱结婚。直到1967年10月，溥仪因尿毒症，医治无效去世。遗体火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有人问：为什么新中国没有直接处决溥仪呢？小树认为，可以从以下5个角度解读：

1950年，正值新中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的新中国，内有“三座大山”压在头顶，外有西方在鸭绿江边境屡屡挑衅，“反帝反封建”是迫在眉睫的需求。苏联此时把溥仪交给中国，也是觉得这是个烫手山芋——毕竟有先例，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日本人转头闹出“九一八”，把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位。

所以，这次新中国的领导人选择用最正面的方式，接下这一拳，终结封建制度：让末代皇帝自己拆掉龙椅，破除皇帝的神圣性。

当1959年溥仪拿着001号特赦令走出功德林，当1960年他以普通公民身份走进中科院植物园上班，当1964年他拿着《我的前半生》稿费请同事吃涮羊肉，每个细节都在告诉全世界：看，在这片土地上，绵延千年的帝制已经成为历史，皇帝也能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1945年，东京审判现场，溥仪的证词让日本军部颜面扫地。这个被日寇辩护律师称为“东亚共荣象征”的皇帝，在法庭上用了足足8天时间，控诉关东军如何控制他的饮食、监听他的电话、甚至不许他和妻子同房，最后甚至逼死了他的爱人。

美国人想看溥仪出丑，苏联人想拿他当筹码，但中国人看得更远：

从道义上讲，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民主社会，溥仪选择了和平交接，没放一枪一炮，这点可以算是功绩；

在东京审判法庭上，溥仪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让一众美国打算包庇战犯最终伏法，傅仪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从溥仪1950年回到中国后的表现来看，他对于前半生的某些作为，有明显的悔悟表现的。

最后，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对新中国的革命改造能力，充满了信心（具体到溥仪，事后证明了他们是对的）。

从左到右：鹿仲麟、溥仪、熊秉坤。这三位年轻时第一次打交道是在紫禁城

因此，留下溥仪，让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既能堵住西方的嘴，让“新中国迫害末代皇帝”的论调破产，还能对国内外的封建势力形成威慑，从“务实”的角度来说，也是最优解。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特意安排溥杰（溥仪的弟弟）、润麒等皇亲国戚和溥仪同组劳动。看着曾经的“主子”笨手笨脚地缝补袜子，和曾经的“奴才”一起自我剖析检讨封建思想，这种戏剧性转变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当1960年溥仪拿着民政局开的介绍信去派出所办户口，户籍民警那句“爱新觉罗·溥仪”的称呼，彻底宣告了“皇帝”这个称谓退出历史舞台。

在植物园浇花施肥的溥仪，在政协会议上认真记笔记的溥仪，在紫禁城给游客当讲解员的溥仪——这些画面被精心传播到海外。

香港《大公报》曾报道：“前清皇帝在御花园向少先队员讲解月季花栽培技术”。这种反差强烈的场景，胜过千百篇政治宣言，成为新中国制度优越性的最佳广告。

英国人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法国人也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新中国的领导者却选择给末代皇帝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不是妇人之仁，而是延续了中国“不杀降”的传统。历史上，类似的范例不胜枚举：三国后期曹氏优待汉献帝，赵宋皇室善待柴氏后人，清朝也能善待明室后裔，这种智慧在新中国得以传承——既彰显了新中国革命政权的自信，又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