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巴黎晨报的办公室，举行了大型会议来讨论比赛事宜。参会人员不光包括那些急切参加比赛的人，还有那些曾经去过中国的旅行家、外交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无论你想要去哪里，他们都会告诉你很多信息。聚会热闹非凡，充满互动，记者的参与使问题大大多于回答，讨论的事情充满了不确定

巴黎

在巴黎晨报的办公室，举行了大型会议来讨论比赛事宜。参会人员不光包括那些急切参加比赛的人，还有那些曾经去过中国的旅行家、外交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无论你想要去哪里，他们都会告诉你很多信息。聚会热闹非凡，充满互动，记者的参与使问题大大多于回答，讨论的事情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难度远远超过高等数学。总的来说，这些会议毫无疑问有一个好的目标，经过层层筛选，他们找出了最好的路线。电报发到了北京、圣彼得堡、伊尔库茨克，询问不同的信息。聪明机灵的中国外务部即天朝大国的总理衙门通过法国公使馆传来了问话：“有多少汽车参加北京到巴黎的拉力赛？”这个数字会怎样影响天朝大国的外务部不得而知。也许，外务部害怕入侵者。北京的华俄银行回答道：“南口和古北口足够宽敞，汽车通过没有问题，但是路途非常陡峭并且多石。”足够宽敞！巴黎人认为与其他路线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从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途经撒马尔罕、从满洲里途经奉天，以及翻越阿尔泰山都不大可行，唯一可走的路线是经过蒙古、张家口和恰克图，那些道路“足够宽敞”。参赛者毫无偏见的判断并不那么令人鼓舞，在最后一次集会上，他们签订了悲观的宣言：
我们充分考虑了这次比赛的困难，经过数周的研究，我们认为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是一个不可行的计划。问题在于汽车参赛手要获得穿越沙漠、高山、西伯利亚大草原——几乎半个地球的机械动力。《晨报》把这次旅行跟极地考察作了比较，公众的舆论比赛手更加悲观：“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是一个根本不可行的计划。”3月20日早上，我离开巴黎前去瑟堡，那天晚上我就启航了。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非常怀疑，我是否真的能乘车从中国首都返回这个城市。在我的心里，我要感谢上苍——感谢尼古拉斯二世建造了跨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可能的话，它会把我从遥远的国度带回来，尽管需要很长时间。后来，在路途中，我几乎把拉力赛忘得一干二净。它再也不是我横跨世界的真正目的，而是一个充满疑问的小插曲，它似乎是我在这个星球绕圈圈的最朦胧的一个环节。报纸不再评论它了，整个事件已经偃旗息鼓，乌托邦和绝对怀疑论者也消失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人仍然怀着这个梦想，继续筹划，组织准备工作。一个晚上，在纽约的一家宾馆，有人交给我一则通知和我房间的钥匙，我在电梯里打开这则通知，读了一遍又一遍，站在那儿，陷入沉思，以至电梯到了14层，工作人员问我是否要到14层，我还呆若木鸡。电报上只有神秘简洁的几个字：“6月1日到北京。”

“在北京”

6月1日下午6点，我像日食一样准时出现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那个普普通通的火车站建在古老的皇城围墙脚下，在雄伟的前门堡垒下面，似乎要将其卑劣隐藏在这些宏伟建筑的阴影里。当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宾馆，一名意大利宪兵送来一封寄到意大利公使馆的信和一张卡片。信来自晚间邮报社办公室，它解释了将近两个月之后我在纽约收到的那封电报。上面说，我将坐在西皮奥·博盖塞亲王的伊塔拉汽车里参加这场比赛。还有另一条好消息：除了作为晚间邮报的代表外，我还被任命为伦敦每日电报的特派记者，而且这一任命得到了晚间邮报编辑的同意。很久以前，我就在伦敦开始了记者生涯，对于初次努力工作的地方，我拥有美好的回忆。最主要的是，自我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以来，便一直怀有对这个世界活动中心的拳拳热忱和对英国新闻界的诚挚赞赏。看到这一任命，我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接受了。意大利官员送来的卡片来自博盖塞亲王，他一个星期前就到了。他对我表示欢迎，安排了在6号与我会面。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既然要在几个星期的遥远而又神奇的旅程中共同作息，我们都很想见一见对方。我本想马上去拜访他，但他在卡片中告诉我，当时他在数百英里外研究测试张家口路线，如此一来我就只能耐心等待了。那天晚上，我在宾馆的阳台上待到很晚，冥思随想，几乎没有注意到身处古老的北京。7年前我离开时自傲的、拒绝改变的堡垒，在公使馆的围攻下，在文明世界的报复下，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然而其精神、其轮廓仍未被触及，仍然是粗俗的、独特的，戍守在装模作样的神圣城墙里。在深红色的太阳落下的地方，一片貌似欧洲城区的地方显现出来，有欧式屋顶的宫殿和别墅，基督教堂的尖塔、钟塔和钟楼，层层叠叠——这是一个现代西式城镇，将天朝土地上的佛寺半藏在远处。街边的电灯一盏盏亮起来，映照出经过的欧洲士兵的制服，引擎轰响着穿过哈德门。时而能听到宾馆中的电话铃声，还能在管弦乐中沉浸一会儿——一支来自欧洲的管弦乐队正为中国达官显贵的一场宴会演奏，这些权贵们没有用筷子吃饭。我自言自语：“而今我们甚至要把汽车加在这些可悲的变革上。”“中国正在消失。”我对自己说，满是遗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二天我意识到，中国并没有消失。我刚抵达时强烈震撼我的所有变革都在层层防卫的使馆区。这些变革都是囚徒，局限在一片欧洲人的聚居区里。在这片区域以外，它的四面八方都是伟大的、不变的城市——处在已逝年代中的北京。在这真实的北京城中，在一座庭院为席子所掩蔽的古老宫殿里，有一个睿智庄重的机构：外务部，即天朝大国的国务院，警惕着西方的亵渎。

外务部

外务部由臭名昭著的那桐主持工作，他曾是义和团时清王朝留京的首领，被各方权势判了死刑。事实上在1900年的议和会谈中，已经确定了他的死刑。但他非但没有失去天朝的宠信，如今反而升到类似于外交部长的级别，不但保住了脑袋，还保住了他一成不变的规则。当时，外务部正严肃地考虑如何从新的可怕敌人中挽救天朝。这个敌人叫作汽车，即使用燃料的“马车”。讨论完全围绕着汽车，就像以前围绕着火车一样。为什么汽车要过来？他们想做什么？外务部长时间的沉思中满是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中国人难以相信的是，汽车的唯一期望就是来一场从北京到巴黎的旅行，他们的辛苦没有任何报酬，去巴黎可以采用更快、更安全、更有保障的方式。毫无疑问，这么解释不通的古怪行为中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原因。外务部坚持认为欧洲想以他们为代价做一些新试验：试验的本质会是什么呢？庆亲王眼界开阔，倾向于相信欧洲想找出汽车直抵中国的最佳路径，这样就不需要铁路特权了。这些所谓的赛车手自然都是精选的工程师，听命于一位意大利亲王。他们的计划将导致中国铁路公司的全盘崩溃，当时这个公司就位于张家口沿线，而且已经延伸到了南口。庆亲王正是此公司的大股东。那桐把事态看得更加严重，他深信，汽车致力于发现入侵的合适路线。蒙古地区不经常是危险的大门吗？修建长城的目的不就是保卫这边的天朝吗？从此以后，如果一支汽车军队要在义和团刚刚兴起之时借机入侵中国领土，他们很快就能取走外交禁令下的人的性命，什么样的城墙能阻止他们前进？北京到巴黎的赛车手当然就是听命于一位身为意大利亲王的官员。法国、荷兰、意大利、俄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对于赢得此次汽车拉力赛都满怀期待，这使得这场赛事更为重要。尤其是前三个国家，喜欢发号施令，让这些严肃的中国人开会商讨一份紧急官方文件。文件要求马上同意在蒙古地区通行，以达成各自目标（对官员或工程师）。该怎么办呢？祖国的利益要求外务部反抗，他们也的确反抗了。开始是拒绝一切通行，欧洲各国的部长和翻译一次次去找中央政府。外务部请他们喝下午茶，但他们英勇地经受住了所有劝说。毕竟，创立外务部的目的就是对欧洲人说“不”。欧洲人想要港口、矿山、铁路、大学，想要屠杀基督教传教士的赔款，于是清政府发现有必要设立一个防御机构。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现在已经弃置了——其主要职责就是将欧洲人的要求付诸讨论，并一直在讨论，将他们想要的结果放在遥远的未来。义和团运动之后，各方势力都拒绝接受总理衙门，于是清政府创建了外务部，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外务部至少也是有功绩的，他们不再将欧洲人的要求付诸讨论，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不。然而，就现在已有的条约而言，对仅仅想穿越其管辖范围内的一个省的外国人，中国无权拒绝他们通行。何况此时，局势已经非常复杂了，之前这些精明的中国人既没有了解，也没有预见其严重性——汽车已经抵达北京了。更进一步讲，虽然有命令严禁汽车自由行驶，除非同意由一头——最多两头——骡子拉着，但汽车对此不理不睬，在首都的大街小巷穿行。现在，如果还是禁止通行，这些可恶的机器显然将会留在北京。它们会继续扰乱首都神圣的宁静氛围，会在开明人士中引发动荡，会将西方致命的腐化病菌传遍各个角落，令先祖和神鬼愤恨。让它们留在北京，就像让敌人留在要塞，最好还是帮它们速速离开。所以外务部准许通行了，但是，是满洲里！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外交竞争。文件、拜会，以及亲切友好的下午聚会，所有都要重来一遍。中国人慢慢失去了阵地，最终他们同意在蒙古地区通行，但却没有提到汽车。意大利公使馆退回了这些通行证。于是外务部发来了别的文件，读起来像是起诉书。“在中国，汽车是新事物，”这些卓越的文件中写道，“所以中国政府对此没有责任。相反，政府认为，驾车者当对任何由他们或他们的汽车引起的伤亡负责。若发生如此状况，当地官员可以没收上述驾车者的财物，以保证损失得到赔偿。”这是煽动掠夺！意大利公使馆同样退回了这些文件，并向外务部宣告，博盖塞亲王一行将按既定日期启程，无论有没有通行证——而且，他们的安全应当由中国政府负责。外务部徒劳地找出新托词，不想屈从于欧洲的压力（而且他们担心，出于秘密的政治原因，打扰蒙古亲王并不明智），最终不得不同意按要求在蒙古通行。但这些通行证不能翻译为蒙文，他们对于坚守住了最后一步很满意，否则这些文件将严重打扰蒙古亲王。除此之外，还要找出一些可以拒绝这些欧洲侵略者的借口，以免成为危险的先例。对在北京的外交小团体而言，这些谈判成了有趣的谈资。但事实上，这是个严肃的话题。相关事实证明，现在的清政府跟7年前外国入侵之前一样，他们以同样的敌意对待陌生人，同样完全无视人生信条，内心隐藏着同样的自大和猜疑。入侵、屠杀、满洲里的战争，所有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中国人的心智和品性。到处都有一些独来独往的学生，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日程，认为自己可以先于对公使团的最后一击，从当前严峻的局势中发现转机，预知新的暴行发生。

来源：哈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