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经常上演以少胜多的战役，在大西北彭总以劣势兵力将胡宗南集团打的首尾不能相顾。当然在这些以少胜多的战役里面，最让人叹服或者最为传奇的，要数让粟裕从战术天才转变成战略大师这个蜕变的——
粟裕3万军队完胜15万国军，七战七捷，但胜利后为何要离开苏中？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经常上演以少胜多的战役，在大西北彭总以劣势兵力将胡宗南集团打的首尾不能相顾。当然在这些以少胜多的战役里面，最让人叹服或者最为传奇的，要数让粟裕从战术天才转变成战略大师这个蜕变的——
苏中七战七捷。
如果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苏中七战七捷确实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另类奇迹。
但是，如果重新复盘这一场战役，会出现一个让人难以琢磨的现象，那就是为何七战七捷的粟裕，还是不得已被迫离开自己苏中根据地，转战山东呢？
在破解粟裕这个反常举动之前，首先要知道这个让人不可思议的
“七战七捷”。
其实七战七捷的主要是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和江淮的新四军在1946年7月中旬-8月底。将近45天的时间里仅靠不到3万人的部队，迂回于敌军5个整编师15万人之间运动歼敌，合计歼灭5.6万，是自身的1.8倍。
将国军中能文能武的李默庵打成了一个笑话。
国军指挥官李默庵中将
第一战，宣泰战役：
面对由王牌中央军100军改编而来的整编83师（对，就是在孟良崮对张灵甫见死不救的李天霞83师），粟裕集中主力第1和6师在整编83师两个旅结合处，歼灭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的两个团，一个旅属山炮营，以及第六十三旅一个营，歼敌达3000人，首战告捷之后，主席还亲自发来嘉奖令。
第二战，如皋南战役：
李默庵显然还没吸取教训，依然犯了第一仗冒进的错误，在如皋的整编46师冒险突进，以为粟裕的主力还在百里之外，却不曾想粟裕直接“长途奔袭”整编46师师长王铁汉所部。粟裕“舍近求远”突然袭击，让王铁汉直接乱了阵脚，整个整编46师部除王铁汉化妆成农民逃跑之外，下辖的2个旅（26和76旅）合计10000多人，大部被歼灭。
这一仗气的老蒋直接大骂李默庵“糊涂将军”。
第三战，海安战役：
当时粟裕率领1和6师在进行休整，而敌军很显然看到我军长期作战的疲态，继续出动6个旅将近5万人进攻海安地区，为了加强海安防御，粟裕将地方部队改编而来的7纵（3000人）派去防守海安，面对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7纵防御打的有来有回。甚至于在主动撤出海安的时候，取得以伤亡200人的代价毙伤敌军3000人的辉煌战绩。
第四战，李堡战役：
在得到休整之后粟裕有看出李默庵在排兵布阵上的缺点，它以为海安保卫战我军损失过多，无力再抵抗，因此开始分兵占领解放区，却被粟裕抓到的其在李堡地区兵力过于分散，新7旅和105旅的结合部有战机可寻。果然经过不到半天的作战，歼敌大部（两个旅合计被歼8000余人）。
第五战，丁林战役：
在打完李堡之战后，粟裕又给李默庵上眼药，一方面他一直制造自己将北上苏北的布局，将李默庵主力集中到北部，随后粟裕立马命令1和6师从如皋南下。直接前往国军腹地的丁堰和林梓，对这里的地方武装（保安团）进行的清剿，一战歼敌3000人。
第六战，如黄战役：
丁林之战打破了国军想要将粟裕围困在苏北的作战意图，但同时粟裕打丁林也是为了围点打援（粟裕主力出动看不上丁林的3000人）。看着粟裕突然南下，怕粟裕渡江威胁长三角的李默庵也是忙中出错，急忙命令所部通过黄桥和如皋南下支援。而此时“围点打援”的粟裕早在黄桥等着国军。而黄桥还真是粟裕的幸运地，在抗战有黄桥之战，到了解放战争，粟裕又在黄桥将李默庵的增援部队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整个战如黄战役，几乎全歼国军99旅和187旅，人数达7次战役最多的17000人。
第七战，邵伯保卫战：
在粟裕主力围攻如黄公路之际，黄伯韬的整编25师的3个团从扬州出发偷袭了邵伯，最终在我军的顽强抵抗下将其打退，并一举收复失地。
可以说苏中七战七捷，粟裕将我军运动战的要领的贯彻得最为彻底，一直以3万人带着李默庵十几万主力来回兜圈子，所谓“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不仅在运动中歼敌，更保存了自己，一仗打得老蒋和李默庵心态失衡。
为何要离开苏中？
按理说的，我军在苏中打得这么好，群众基础这么厚，应该要继续经营根据地，继续打胜仗才对，为何还要从苏中撤出，到山东去呢？
在解释粟裕为何不放弃苏中前，要知道为何粟裕要在苏中打仗。
其实针对于1946年的全面进攻，党中央最初是决定让华中野战军在外线江淮的蚌埠和浦口牵制国军。但粟裕力排众议建议应该在华中和国军作战，或者在苏中打几场战役再转移。粟裕的出发点是为了牵制国军同时觉得苏中根据地更有利歼敌出发。接到粟裕的电报之后党中央权衡利弊决定：先在内线作战，打几个胜仗后再转至外线，“在战略上更为有利”。
但为何在七战七捷后，粟裕就选择放弃之前“抗命”留下来的苏中呢？
首先，在1946年我军的战略是优先关外。
保障林总可以在5年内控制东北，其余各解放区围绕这个作战方针在家门口，刘邓在晋冀鲁豫作战，山野和华野（华中野战军）则是攻略苏北。所以粟裕和华中野战军实际上是脱离合法解放区，已经是孤军，身处国统区腹地的粟裕在七战七捷后已经达到了战略牵制敌人的任务，如果再不走，可能会和1年前的友军一样，再次进行“中原突围”。
故而在敌重兵集团包围前，要往苏北和山东方向转移。
其次，苏中根据地不利于发展。
苏中根据地以平原为主，缺乏长期作战的条件。虽然我军抗战中在苏中群众基础较深，但该区域还是太狭小，可迂回作战空间有限。而且该区域距离苏南和传统国统区较近，敌人可以随意从苏南、淮南和华东等地增兵作战，缺乏战略纵深苏中根据地，一旦被敌人“铁壁合围”将无险可守。粟裕在苏中的七战七捷很大程度上是打了李默庵一个措手不及，一旦敌人醒过来，看到苏中的地形条件劣势，华中野战军将很难再次运营下去。
是协调指挥作战要求
华中野战军北上与山东野战军联兵作战，可以很好地保障苏北、鲁南等山东解放区外围。而且我军和国军在未来的决战将会是数十万规模的，光靠苏中十几个县是很难支撑起作战所需要的军备和后勤所需。打仗无非是拼消耗和动员力，从这一点来说，苏中太小了。
而相反，山东是我军大后方，胶东兵工厂、山东的粮食以及4400万的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省）都将是我军后续作战的动力。
概言之，苏中七战七捷实际上是我军在转移前的战役，这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不仅鼓舞了各解放区的作战斗争，同时吸引和牵制了国军的重兵集团，减缓了其他解放区压力。当然苏中七战七捷之后，我军在苏中就更难立足，苏中大批的机关、兵工厂和生产企业相继转入苏北和山东境内。
因此当时粟裕在苏中大胜后进行转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考虑到苏中的条件已经很危险，只有进行转移才能继续作战歼敌。
华东地区一直是国民党军事进攻的重点所在。到1946年底,国民党军将华东中共军队主力从苏皖压到了山东,国民党因此认为中共部队实力受到重大损失,因此企图在山东与中共部队决战,华东主战场因此而由苏皖转入山东。
国民党军队虽在宿北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但在苏北战场仍居有兵力优势,同时在鲁南的四个师则直接威胁中共山东根据地的中心临沂。中共方面对于下一步作战行动,陈毅、粟裕等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在苏北沭阳打整七十四师,但不易割歼;二是出击淮北,创造运动歼敌之机,但须有时间准备;三是回师鲁南,此地国民党军系统不一[1],间隙较大,有利割歼,但须将我主力长途北调山东。虽然中共部队在苏北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毕竟国民党军队已占据苏北大半地盘,而山东为中共长期根据地,后方条件较好,有利内线作战,因而此时的主客观形势都要求中共部队转入山东,陈毅等提出的第三方案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在为中共军委代拟的电文中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2]
国民党军在鲁南的四个师自1946年12月中奉命向前推进,其中整二十六师推进最快,已进至向城一带,离临沂不过几十里路程,“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师长马励武曾建议后撤一步,但徐州绥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3]。陈毅等抓住这一机会,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一纵和第八、九、十师,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共27个团的兵力,围歼整二十六师,同时苏北部队适时北撤,集中山东。中共部队作战部署的这一改变,并未引起其对手的警惕,从而相应改变其部署。
1947年1月2日晚,山东野战军突然出现于向城、傅山口、卞庄地区,包围了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事先毫无察觉,元旦那天正在峄县后方欣赏京剧《风波亭》。结果风波来时,前方部队群龙无首,又无增援,只能决定于4日突围。但突围之日“天忽大雨,道路泥滑,人马车辆均陷泥淖,行动倍增困难”[4]。快速纵队的战车在泥泞中无法发挥作用,两部于突围当日下午被全歼。蒋介石在得知整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失利的消息后,认为“此乃徐州绥署指挥错误,对战车重炮皆置于最前方突出部分,且其时甚久,此无异以精械贻敌”[5]。
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山野原计划打冯治安部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冯部原已奉令增援整二十六师,但为保存实力,进展极为迟缓,此时更迅速收缩至运河南岸固守。山野遂改变计划,于9日起分头攻击国民党军据守的孤立据点峄县、枣庄,11日占领峄县,俘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20日占领枣庄,歼整五十一师全部,俘师长周毓英。至此鲁南战役结束,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余人被歼。在近二十天的战斗过程中,徐州绥署没有作出有力反应,尤其是陇海路南的十几万部队停留原地不动,令人莫明所以。
国民党军虽在鲁南又遭损失,但其统帅部判明中共部队主力已经移至山东,符合其原先作战设想,因此策划发起鲁南会战。蒋介石判断,“关内土匪计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贺聂已无大能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他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此次陇海东段与鲁南之决战,实为堵遏共军成败之唯一关键,万不可以一隅之得失,而置根本计划于不顾……必须先集中我主力对付陈毅一股以后,再肃清刘伯承股,此为既定不易之方针。”[6]参谋总长陈诚认为,经过上年的作战,政府军已获“莫大之成功”,华东中共部队“大势已去,不得不作困兽之斗”,而鲁南“为主要战场所在地,同时更为匪我决战所关”[7],为此,他亲临济南,策划鲁南会战。他命令将攻击部队编为南北两个兵团。南兵团为主攻兵团,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十一、二十五、五十九、六十四、七十四、七十七、八十三师和第七军,由陇海路沿沂河、沭河分三路直指中共华东区的中心所在地临沂;北兵团为助攻兵团,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第十二、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由胶济路出莱芜、新泰,断中共部队后路。整个战役部署是南北对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沂蒙山区夹击中共部队而歼之[8]。1月30日,国防部决定鲁南会战计划,2月初,蒋介石亲至徐州、郑州部署,“责令前方将领乘此有利形势,把握战机,督率所部继续前进”[9]。此时徐州绥署下辖四个绥靖区,24个整编师,7个军(20个师)及特种部队,总兵力达八十余万人,实为国民党军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
1月中旬,中共部队放弃在苏北的最后一座县城沭阳,原在苏北的部队大部撤至山东,酝酿已久的中共华中与山东两支部队的合并在2月初最后完成。2月3日,中共华东野战部队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所辖部队编为十一个纵队(野司直接指挥九个纵队)及一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达到30万人,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指挥,部队数量和战斗力有了较大增长,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中共中央在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即指示陈毅和粟裕:不要轻动,而要休整部队,充分准备,创造战场,吸引对手北上到适当地区,然后歼灭最为有利,“总之,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10]。因此国共两军可谓都有了在山东打大仗的心理与物质准备。
1月28日,徐州绥署发出作命第十号,各部开始行动。或许是吸取了几次失利的教训,南线十余万兵力在宽不过几十里的战线上,以密集平推方式缓慢推进,而且稍遇阻击便停止不前,七天才走了不到七十里,且各部互相观望,都不愿过于突出,行动非常谨慎。绥署的作命特别规定:“如匪集中全力向我某一纵队猛犯时,则其他纵队除以一部向原任务迈进外,应以主力策应该纵队之作战。”[11]而北线国民党军未遭败绩,表现冒进,2月1日开始行动,4日便到达莱芜,8日,整四十六师已前出至新泰,三个军(师)的兵力沿莱芜、新泰公路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且脱离了胶济路后方。按国民党统帅部原计划,北线为助攻,但在南线主攻部队迟疑不进的情况下,北线助攻部队过于突出,已经处于不利地位。
对于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已经有了准备[12]。根据情报,1月底中共中央指示华野:“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13]华野最初的设想是在南线诱敌深入,争取歼其一路,为此采取了种种手段逼其突出一路。但因欧震所部行动谨慎,没有暴露明显弱点,2月4日,陈毅和粟裕报告中共中央,南线各路“进攻之敌前进甚为稳重”,“如目前我军进行出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14]。他们提出三个作战方案,重点放在转兵北线、先打弱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据此,2月10日,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发布命令:南线“尚未获歼敌良机,局部战斗虽能获胜,亦难获得彻底解决整个战局问题,经我们研究后目前战局,以先解决李仙洲所部然后肃清胶济线之王耀武部,再全力南下歼灭南线之敌较为有利”[15]。根据这个命令,华野集中在山东的全部主力投入此次作战,其中一、四、六、七纵自临沂北上围歼李仙洲部(另加由胶济路南下的八、九、十纵),二、三纵由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在南线担任牵制任务。2月10日,参战部队秘密撤离临沂,以急行军速度北上①。由于华野严格保密,并部署了一系列佯动(临沂外围伪装主力节节抗击,在运河上架桥,筹集渡船等),国民党方面一时难以判断华野的真实企图,作战部署难免失误。
2月9日,徐州绥署发出第十二号作命,令南线各部于10日起“向临沂及其以西地区攻击前进,诱致匪主力于当面一举歼灭之”②。由于华野主力已转兵北上,南线部队佯作抵抗后即行撤离,国民党南线部队于15日占领临沂。蒋介石对此颇为得意,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国军占领临沂以后,如果我们计划周密,部队努力,则鲁南、胶东不难收复,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对于外传中共是主动撤退的说法,蒋不屑一顾,声称“他们退出老巢,放弃军事重镇,便证明他们是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不出此穷途末路的一着了”③。然而南线部队未经大战便占领临沂的情形,使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起了疑心,他得到中共部队正在北移的情报,遂判断“由南向北急进之匪军,应为其主力之转用,显有打击北路兵团之企图”[16],因此急令李仙洲部收缩。然而国民党统帅部的判断与王耀武正相反,他们以为中共部队是“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有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因此命令王耀武执行原南北夹击之作战方案,“勿使其继续北窜”,并派飞机向李部空投命令,严令其回防,否则以抗命论处[17]。本来李仙洲在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已于16日开始将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后撤颜庄,七十三军自颜庄后撤莱芜,十二军自莱芜后撤胶济路,次日又因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的严令,各部重回原地。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中共大部队已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批准命李部火速后撤。但就是这两天的动摇与延误,注定了李仙洲部的覆灭命运。
华野主力北上后,虽然其对手的行动反复变化,华野部署也随之变化,但歼灭李仙洲部的决心不为所动。2月20日,华野首先以八、九纵在莱芜北设伏,歼灭了由博山南下莱芜归建的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又以六纵攻吐丝口,封闭李部向北退路;以十纵阻击莱芜西北可能来的增援。此时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北撤,且战且走,21日到达莱芜南,而莱芜城外各要点多已为华野占领。南线欧震兵团自占领临沂后,因对华野动向判断不明,迟迟未有行动,距李部尚有相当距离。王耀武认为,李部孤守莱芜,粮弹缺乏,援军无望,因此下令李部突围,先至吐丝口与新三十六师会合。莱芜至吐丝口不过二十余里路程,王耀武认为“以如此强大力量,在空军掩护下作短距离之战斗前进,绝未料其失败”[18]。但李仙洲属下的两个军(师)互有矛盾,李本人既非军事长才,又无与中共作战的经验,突围不过无奈之举,注定很难成功。还有一个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使得李部注定难逃覆灭命运。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与周恩来早有联系,上年11月调往山东前,韩在南京曾受董必武交待与华野联系的办法。战役开始前,韩与华野建立了联系,并透露了己方的行动部署。战役开始后,整四十六师因韩之拖延而行动迟缓,及至李仙洲接令突围,韩坚持准备不及而要求将突围时间自22日延至23日,使李部进一步陷于不利境地[19]。
23日晨,李仙洲部开始突围行动。临行前,韩练成不知去向,此时李仙洲尚不知韩已在中共安排下离队出走,他以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并列行动,因突围心切,出莱芜城后即径行向北,未派有力部队占领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一部留守莱芜以为支持,而华野已派一、七纵在左,四、八纵在右,六纵在北既定阵地设伏。李部后尾刚刚脱离莱芜,华野便占领莱芜城,断李部回城之路,预伏各部发起有力攻击,李部全军陷入重围[20]。因北撤队列位于一狭长地段,正面宽不过几公里,机动空间有限,无法展开,李部被迫向内收缩,互相拥挤,队形大乱,已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整四十六师因韩练成离队,全军失去指挥,在中共部队打击下,迅速崩溃解体,并直接影响了七十三军的队形与士气。四万人的部队,不过四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21]。当晚,驻守吐丝口的十二军新三十六师弃城而走,又遭华野九纵伏击,大部被歼。华野乘胜占领博山、张店等地,再次切断胶济路。
奇怪的是,就在国民党统帅部严令北线各部不得后退之时,南线欧震兵团在占领临沂后,却在原地停止不动,徘徊近十日之久。既然判断华野主力向北“溃退”,正应令欧兵团从速北上,以实现南北夹击之原定计划,而且也不至于使北线李仙洲部其后处于孤立无援之境[22]。16日,蒋介石电令陈诚与薛岳,望吸取以往之教训,“务希激励所部积极扫荡,以为一劳永逸之计”[23],但直到23日,李仙洲部被歼当天,徐州绥署才发出第十三号作命,以一部“监视临沂以北山地之匪”,主力向临沂西北费县、曲阜、汶上、东平“进剿,会师兖泰,将匪压迫于黄河右岸而歼灭之”。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国民党之想当然于此可见[24]。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在四天内损失七个师(旅),五万余人,开其大兵团被歼之例,为内战开始以来之空前失败,王耀武自认为“不仅损失重大,使党国蒙忧,而本部一年来在鲁省艰苦奋斗所开创之新局面亦悉告破产,每一回忆实有无限之沉痛与惭愧”[25]。此次战役,连同先前之鲁南(峄枣)战役,使国民党军在鲁南的攻势顿挫,被国民党战史称为“其对双方战力与士气之消长,影响尔后作战者甚巨,所以此次作战,实为双方在主战场上胜败之转捩点所在”[26]。在战后总结中,陈诚认为:“匪以轻装,我以重装,面大线长,消极防守,未有不败。”王耀武认为:“此次南进兵团之失败,为战场上诸种错误之总和。本部在奉令向新泰进出之前,已深感态势不利,既进出新泰之后,尤觉兵力分散过于突出,随时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共军放弃临沂后,本部即已判断共军必打击我南进兵团,以挽回其颓势,故一再要求机动作战,但层峰因有整个计划,始终未能采纳。”结果,国民党军“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27]。
莱芜之败,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他在日记中写道:“莱芜所造成之最大损失,实为国军无上之耻辱……本月下旬,实为军事最危急之时期也。”[28]2月24日,他亲飞济南部署善后。他将失败的原因总结为“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王耀武说: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29]。在追究失利责任时,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成了替罪羊。3月3日,国民党统帅部下令撤销徐州与郑州两个绥署,设立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和郑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阵徐州,统一指挥华东战事。此举实际是将陆军总部搬到了徐州,由此也可见国民党对华东战场的重视。然而顾祝同其人并非大将之才,守成有余,进取不够,即在国民党内亦被评为“太无军事天才”,“军事上之庸才耳”[30],很难期望他能够改变华东战局。中共得知国民党换将的消息后,评论为:“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31]果不其然,不出三个月,国民党军便在山东遭受了又一次惨重的失败。
来源：资深媒体人journalist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