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方兴东（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奔（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作者：方兴东（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奔（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1期
导 读：
智能传播作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正以其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广泛的应用场景，逐步重塑全球传播生态系统。智能传播的理论嬗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传播主体结构的变迁、人机交互的共生发展、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以及风险与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为智能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思考与启示。
智能传播作为真正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正以其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广泛的应用场景，逐步重塑全球传播生态系统，已逐渐成为全球传播研究与实践中的核心议题之一。2024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内容生成等前沿技术的推动下，智能传播领域迎来新一轮的变革。智能传播的兴起，是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交互作用的结果，展现出传播学学科在新时代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根据知网检索（截至2024年12月9日），“智能传播”主题在总库中有1848条结果，其中新闻与传媒便占了1415篇。在主要主题分布中，“人工智能”（441条）遥遥领先。相比之下，“新闻传播”（115条）、“人工智能时代”（97条）、“智能时代”（72条）等主题下的数量仍有较大差距。从关于“智能传播”主题的检索中可知，进入21世纪智能传播逐步引起学界重视。2017年开始，“智能传播”主题论文在知网的发文量快速上升，截至2024年底已发布375篇，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智能传播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背景和基本特性。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智能传播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更是一种传播权力、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相互作用的新形态。李飞飞认为，人类采集整个世界，将其转化为数字形式，模拟世界的丰富性和细微的参差，正如大自然对人类大脑的输入，这种良性循环的新时代正在发生。[1]“世界模拟”展现人工智能理解世界和交互的实质性转变，也代表着人工智能前沿的发展方向。空间智能、认知智能、情感智能等将逐步成为国内外智能传播领域的关键议题。空间智能即AI在三维时空中的感知、推理和行动的能力，是将AI从海量的数据中心带出，使其理解世界丰富性的关键[2]。认知智能旨在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与决策能力，以意图构建为核心提升类人分析水平[3]；情感智能聚焦于识别和模拟人类情感，以情绪价值和共情互动扩展AI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场景[4]。这些前沿议题将驱动智能传播迈向更深层次的技术与社会融合。“谷登堡时刻2.0”已经来临，以Sora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正在推动信息传播进入全新阶段，AI生成内容逐渐占据信息生产的主导地位，人类传播体系正经历深刻重构，逐步走向人机融合的合成社会。[5]
在智能传播迈向未来的过程中，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社会的公平性如何达到平衡，将决定智能技术最终能否实现人类福祉的最大化。基于此，本文将聚焦2024年智能传播领域的研究进展，以传播学视角为主线，全面梳理智能传播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在方法上，本文选取《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等高影响力期刊的相关文献，从智能传播的理论嬗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传播主体结构的变迁、人机交互的共生发展、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以及风险与治理等6个方面进行全面梳理，为智能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思考与启示。
一、理论嬗变：在多学科协同中创新
2024年，智能传播理论研究进入了深度嬗变的关键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深刻改变信息生产的模式，也推动相关理论的创新，为智能传播提供新的视角与方向。智能传播理论的研究应脱离原有局限性，对现实社会生产中的活动形成联系和反馈，而不仅仅是作为其他研究的背景[6]。中国的智能传播研究更应以知识的实践化、自主化、体系化为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目标和社会需求，同时探索理论创新的路径。[7]从理论范式的转型到技术实践的深化，从跨学科融合到伦理反思，智能传播研究不断拓展理论边界，逐步形成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的研究框架。结合中国国情，智能传播的理论研究从多维视角呈现其在全球传播生态变革中的独特贡献，并为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这些变化不仅推动了我国传播学的发展，也在全球传播生态变革中彰显了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智能传播理论在与实践的动态互动中不断完善，通过联结社会生产的实际需求，实现了理论体系的深化与提升。媒体深度融合与智能传播技术相互依存、协同共进。后者为前者提供基础，而前者则为后者指明了技术方向。[8]这种双向互动不仅是智能传播技术落地的重要路径，也是技术与社会需求对接的有效方式。在技术与社会交互的框架下，焦宝等提出“全景传播”概念，认为智能传播时代下，媒介与人类感官深度融合，重新定义了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逻辑，以全感官参与为特征的传播模式扩展了传统传播的边界，使得信息传递更加立体化、多元化。[9]“全景传播”不仅为智能传播理论注入了新动力，也为未来的传播实践提供了参考，“全景”不仅是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更是全场景的智能化变革。与此同时，诸玉峰等强调，智能传播的本质在于突破人类生理和认知极限、提升人类特定功能，人与物的关系也进一步演变为人与机器“主体同位”的程度表征。[10]这一观点从技术哲学层面揭示了人机协同的潜力与边界，进一步丰富了智能传播理论的学术内涵。李丹等强调“数字永生”通过交往维持虚拟主体的存在，象征性不朽是其核心机制，并且数字化生存中的主体性变异和交往性意义，为理解人类存在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独特视角。[11]
智能传播的快速发展引发相关理论变革的连锁反应。孙少晶提出“生成型媒介”[12]的概念，认为智能传播时代的媒介应被视为生成、创造与型塑的动态统一体。这一媒介观将用户参与和媒介属性深度结合，为重新理解媒介角色和功能提供了新视角。毛湛文则认为在智能传播语境下，“新闻把关”理论正经历范式重组，强调提出通过建构中层理论和规范性框架，重新审视算法驱动的把关行为，以应对传统理论适用性下降的挑战。[13]与孙少晶对媒介动态属性的探讨相比，毛湛文的研究更强调算法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规范化运用。韦路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传播中推动主体、形态及机制的变革，重塑了政治传播的生态系统，他强调应结合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关注数字不平等、人机互动与社会制度变迁，从而实现政治传播理论的创新。[14]人工智能在政治传播中既带来福祉，也引发自由、伦理和精神层面的担忧。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亟须以“人是目的”[15]的理念，构建人工智能发展的道德与政治框架，强化治理能力，化解技术的潜在风险。这一观点突出了智能传播技术在人类社会治理中的双面性。
智能传播在知识生产领域注入新的思考与活力。胡泳认为，人工智能推动知识生产进入“再启蒙”阶段，强调多学科融合在重新定义知识目的与价值中的作用，这也对现有知识体系提出终结性挑战。[16]刘海龙则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基本上还是对知识的再生产，其基于统计模型的知识生产方式并非真正的“思维”，需要警惕其可能引发的知识权威混乱和思维逻辑机器化风险。[17]“知识表示”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当前技术依然未能突破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知识表示的难题，而这表明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上的智识极限，“人”仍然需要在探索创新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8]。人工智能的社会想象决定了技术议程的设计与实施，现有的研究须超越人机二元对立，关注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交融，推动构建更包容的人工智能政治。[19]
2024年的智能传播理论研究展现出范式转型与多学科交融的双重特性，研究者们正在尝试将智能传播与社会实际需求深度对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不仅催生了传播学研究的新命题，也推动了跨学科协作，强化了智能传播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技术伦理的探讨贯穿智能传播发展的始终，技术进步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核心。简而言之，智能传播正从单一的理论探索走向实践导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阶段，致力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并助力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未来，智能传播研究需要在理论深化与实践导向之间找到平衡，进一步推动全球传播生态的重构。
二、传媒发展：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
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成为智能传播领域研究的热点议题，涉及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内容生产等多个维度。作为推动传媒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题和趋势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传媒业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重塑了传媒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逻辑。整体上，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技术驱动和产业融合的特点，这也揭示了智能传播时代传媒业的发展方向。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传媒领域，这一概念具体化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动力的传媒内容生产与传播机制的系统性重塑。传媒新质生产力与媒体融合的发展紧密相连，也是推动国家信息化进程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一环。[20]林克勤指出，“有了智能传播就必然涉及智能媒体，没有智能的媒体就不会出现超越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的智能传播”。[21]智能媒体概念反映了智能传播技术在传媒业界的实践走向，其特征在于以数据驱动为核心，实现全流程智能化传播。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强调了以知识生产主体、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主要特征和发展逻辑，全域赋能智能采集、生产、分发、经营、管理等应用场景，推动传媒业结构性改革。[22]匡文波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将新质生产力在智能媒体中的表现归纳为四个核心维度：自动化内容生产、精准传播渠道、机器主体生产和新型人机关系生产。[23]这些维度不仅突出了智能传播应用的技术突破，也为传媒业的结构性改革提供方向性指引。智能传播时代下，传媒产业正在推动全链条的智能化，改善生产、传播效率，以提升整体价值。
而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中，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不仅聚焦于技术革新带来的传播效率提升，还关注传媒业在社会与经济中的更深层次作用。韩晓宁等强调传媒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关键在于技术赋能、要素革新和产业升级，通过全链条融合这一实践路径，统筹创新生态、要素组合、资源转化等方面，推动传媒业新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并带动全社会的经济活力。[24]这一观点契合当前传媒行业向智能化和多元化转型的需求。智能媒体的新质生产力得以融入各个具体的行业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为传媒业内容生产范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以生成、呈现、自主交互为核心的传媒生态体系正逐步形成。[25]例如，在广电行业，王虎的研究表明，智能传播赋能广电媒体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基础在于泛视听化社会的场景构建，要求广电媒体在产业质态、商业模式、数据流通、场景变革等维度进行全方位创新，从而提升广电媒体的核心竞争力。[26]在出版行业中，严三九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构建以“人机协同”为核心的新生产力模式，[27]通过智能化知识生产工具的应用，出版业实现了内容生成的高效化和定制化，为行业竞争力提升奠定了基础。曹月娟强调，智能传播时代媒体机构应进一步强化数智思维，通过理解用户需求与行为习惯，优化智能传播的生态设计，提升用户的参与感与信任度[28]。这种用户导向的实践路径对智能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传统传播理念的冲击不容忽视。史安斌等从文生视频技术对新闻传媒业态的影响中，展现了“融合性真实”的独特特征，强调了虚拟技术对传统真实性的冲击，以及虚拟与现实界限的进一步消解和模糊。[29]
智能媒体新质生产力是传媒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其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智能传播的理解，也为传媒业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策略建议。通过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的协同，传媒业实现了从内容生产到传播机制的全面变革。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整合多学科视角，探索智能传播在社会与经济中的更深层次应用，并通过技术与人文的融合推动智能媒体的全面进步。
三、人机共生：迈向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
近年来，人机关系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热门研究议题。2024年的研究趋势表明，学者们从关注智能技术如何塑造人类与机器的互动模式，普遍转向人类如何与机器共处共生，以及这种共生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和个体的认知。因此，人机交互已经脱离原有单纯关注技术层面进展的视角，转而更加关注对社会、文化和伦理的影响，显现对人机共生社会构建的深刻思考。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人机交互正从简单的工具使用扩展为情感、认知和社会层面的深度互动。李林容指出，人机关系经历了从工具到合作伙伴的转变，技术与人类在物理、认知和感官层面的相互延伸和演变，人机互动的边界也由此扩张。[30]这一转变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体现，更意味着人机共生社会的逐步成型。在这一框架下，匡文波等学者的研究发现用户对聊天机器人算法的多种想象与操作策略，揭示了人机互动中“技术驯化”的新形态[31]。通过这种互动，用户逐渐将机器从单纯的工具演化为一种拥有社会功能的“他者”，展现了人机关系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互动中，“信任”是人机关系的核心，用户与大模型应用交互的本质是人与“众人”互动，超越了“第二自我”所定义的交互场景。[32]随着技术发展和用户自身感知的变化，人机关系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虚拟情感的崛起正重新定义人机关系的内涵，这是人与智能机器试图建立亲密关系的产物，一方面，体现出人工智能逐渐“去工具化”，给予人类新的温度和陪伴方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带来了新型控制。陈世华等学者探讨的人工智能伴侣便是技术情感转向的证明，人工智能利用算法结构等多重支撑和人机共情互动等反馈途径实现情智共鸣。[33]然而，洪杰文等强调，这种情感仍然是人际情感的理想化投射，存在交错于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人机边界的夹缝之间等隐匿性困境。[34]喻国明等学者则对人机交互持积极态度，提出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能够更深入有效地补偿人际关系并构建全要素场景，从而帮助主体进行多元化角色扮演，最终促进主体对于他者的理解。[35]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梁亦昆的研究：“某种程度上AI默许、配合了用户的越界行为，使‘完整版’的自己得以被释放”，这也将人机亲密关系的实现推向可能。[36]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跨生命交往的复杂性需要进一步得到重视。杜骏飞对此指出，AI交往中的主体性、安全性和真实性是基本理论问题，AI与人类在共建的“多维世界”中产生多种真实的博弈。[37]这种复杂性既体现了技术的潜能，也暗含对传统交往方式的挑战。
随着人机关系的深化，人类主体性面临新的挑战，传播生态中人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彭兰指出，智能机器在深化个体自我认知和反映现实世界的同时，也暴露了人类的局限性，引发了对个体自我认知和人机交流中“镜中我”的反思。[38]与此同时，刘纯懿等学者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放置在界面文化中讨论，认为有着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将构成“我”的自我镜像，人机关系会助长“他者客体化”，从而引发社会价值观受到深刻挑战。[39]这一警示进一步呼应学界对人机关系伦理反思的呼声。在未来的智能化内容生产中，我们需要通过意向性、创造力和专业性的维护，应对智能技术逻辑泛化和增强中的主体性削弱风险。[40]在技术实践层面，高贵武等强调，人机语言交互应回归“对话”的本质，通过“对话”的力量赋能，尽量优化真实的交流感和对话感。[41]这种“对话”不仅是技术应用的核心，也是构建和谐人机关系的关键路径。人机互动借此可以超越单向性的信息传递，转向更具人性化的双向互动模式。
2024年的人机关系研究逐步勾勒出人机共生与和谐统一的未来蓝图。这一趋势强调了在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主从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人机交互的研究正从工具化的视角向共生化的方向演进。一方面，学者们强调了技术在扩展人类能力、重塑社会互动和应对伦理挑战中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机关系的挑战和伦理复杂性。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人机交互中的信任构建、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为智能传播和社会进步提供更加深远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确保技术发展与人类福祉相一致。
四、智能体崛起：传播主体的结构变迁与新生态
2024年，智能传播生态正在经历传播主体与用户体验的深刻嬗变。一方面，智能体逐步崛起为传播的核心主体，推动传播权力从人类单一主导转向人机协作的复杂网络；另一方面，用户体验的个性化、实时性和多维互动特性被前所未有地放大。这一变化不仅重新定义了传播主体的角色与结构，还深刻影响了用户的行为模式与感知方式。传播主体嬗变的趋势与意义需要得到系统分析，从而为理解智能传播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启示。
智能体的崛起代表了传播主体从以人为中心到人－机为核心的关键转变。张洪忠指出，传播主体的概念须超越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框架，重新审视机器行为与人类行为的交互逻辑，机器流量超越人类流量的趋势表明，智能体已成为数字交往的重要主体。[42]赵子忠进一步阐释了智能体作为传播主体的独立特性。他认为，智能体具备信息处理、环境适应和行为决策能力，逐渐承担起传播主体的核心角色，“媒体化”“平台化”以及生态建构也将成为未来智能体研究的重点议题。[43]陈昌凤的研究指出，大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应用正在催生第三代智能平台，使智能体成为传播生态的核心主体，这种涌现不仅实现了虚实交互与人机共生，还推动了新型社会关系的缔结。[44]通过智能体的独立性与协作性，传播生态正向更复杂、更动态的方向发展。
智能体的引入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传播生态，人工智能从单向工具使用向协作传播的双向互动演变。喻国明等学者指出，智能体已从“工具”转变为“行动者”，在传播中展现出自主决策和协作能力，并带来社会关系的升维，形成以智能体为中介的“人—智能体—人”人际传播关系。[45]肖红江等进一步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传播研究需要从媒介范式转向以“人工智能—人”为核心的仿真范式，进入一个高度互联和全面智能的虚实一体化社会。[46]在这虚实一体化社会中，孙玮等学者的研究更聚焦于个体化的考量，认为智能体开启了“个体化媒介”的新时代，逆转了大众媒介的去个体化趋势。[47]通过智能体与用户实时耦合，个体因此获得了更强的互动能力与主体性。这一趋势不仅重塑了媒介角色，还使用户体验进入新的阶段。用户体验的深化带来了新的权力感知与社会心理效应。甘浩辰等围绕用户对算法权力的感知，发现用户对“操纵”“掌握”“隐藏”“监视”这四种权力线索最为敏感，构建了“算法空间权力感知机制”，这种感知机制不仅体现了用户在智能传播中的被动性与能动性的张力，也在尝试突破算法权力感知分析的桎梏。[48]周葆华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公众群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在情感、行为倾向和社会认知上存在差异，其中高人工智能知识水平群体对技术的风险认知较高，但个人层面态度积极，体现了人机交互中的心理距离效应。[49]这种心理距离效应表明，用户在智能传播中的主动性和个性化体验仍须进一步提升。
智能体的伦理挑战聚焦于价值取向与人机协作的平衡。智能体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人类主导，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与经验差异的复杂情境下，如何界定智能体的适切价值取向，已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议题。要达到“人机共赢”的局面，需要积极探索并对齐人机价值，寻求伦理层面的人与智能体之间的异构同质[50]。彭兰指出，智能传播中的人类主体已从单一信息接收者转变为增强的内容生产者、机器学习的训练者和智能传播的协作者，人类与智能体协作构成“赛博格化”的传播单元，赋予传播过程更多的灵活性与创造性[51]。常江则强调，人工智能正在塑造数字媒体生态中的“机器逻辑”，其本质是维持系统自创生的规则体系，并以自动化作为核心法则，以全球科技资本主义为政治经济基础。[52]智能体作为传播生态中的类人角色，与人类共同形成新的劳动分工，并塑造新的社会结构。刘鸣筝等借助科学传播理论和AIDUA研究框架，发现技术想象与技术实践交织互构是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认知、评估与使用的主要情境，前者给予用户价值期待，成为交互的重要驱动力；后者则促进价值理性的回归，实现社会落地。[53]用户的技术想象和技术实践共同驱动了智能传播的生态进化。
智能传播时代下，智能体与人类正共同构成一个多元化、动态化的传播网络，2024年成为智能体逐步崛起的关键节点。传播主体的权力再分配不仅为传播生态注入了更多可能性，也对智能体与用户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这一领域的研究揭示了智能传播生态中的权力重组与互动模式的演进。未来研究须进一步探索智能体的价值导向与伦理规范，实现传播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五、效能提升：智能国际传播的技术路径探索
2024年，国际传播研究因智能传播的技术推动进入一个以精准化、智能化和多模态化为核心特征的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LLMs）和多模态内容生成技术推动了传播内容、形式和效果的深刻变革，重塑了跨文化传播的模式与路径。数据、算法和算力是智能传播的核心基石，这三者的深度融合推动了传播权力的转移，而传统媒介权力逐步被数据算法权力取代，形成了以智能技术为内在构成要素的国际传播新逻辑。[54]随着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深入，国际传播不仅呈现出更高的效率与包容性，也在权力结构和传播逻辑上发生了深刻变革。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等技术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技术基础。智能传播的核心是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信息传播的个性化、精准化和高效化，这一范式创新既提升了国际传播效率，又成为塑造数字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力量。[55]沈国麟等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模拟传播效能的“预判”，增强了国际传播的战略时效性和精准性，拓展了国际传播的广度和精度，还提升了传播活动的效率。[56]精准化传播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手段，通过智能算法和平台优化，能够在数字世界中实现信息的精准传递，辅助数字世界中的交往。[57]与此同时，智能传播的兴起促使国际传播逻辑从内容中心化逐步向用户需求驱动的范式转型。高毅丹强调，情感纽带在精准传播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不仅实现了用户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匹配，还构建了面向个人的应用化场景。[58]这个应用化场景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并在不同用户中交融。常江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出的是跨文化融合的“第三空间”，这一空间不仅拓展了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还为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59]。对此，周葆华等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多语言信息搜集与核实、多模态内容创作与翻译、多形式内容分发与消费，可以有效克服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障碍与文化折扣，为国际传播质量与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新动力。[60]
在国际传播权力结构的调整中，智能传播展现出去中心化与多元化的趋势，这也为国际传播实践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路径选择。方兴东指出，智能传播推动国际传播从以国家为主导的行为体模式，转向多元主体、多机制融合的复杂系统模式，这种范式转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开启了智能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3.0阶段。[61]杨雅将国际传播视为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其新特征是“认知争夺”。智能技术需要满足用户痛点、发挥非理性要素、锚定受众价值点，从而激发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实质认同和行动。[62]林升栋的研究显示，在智能传播环境中，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协同创造出更高效的传播模式，例如，通过算法驱动和分析的短视频平台（如TikTok）能够快速生成适配国际受众需求的内容，并拉近传播内容与国际受众之间的距离，但文化认知与情感共鸣仍须依赖人类智慧来实现。[63]无论围绕数字叙事的哪一个重要维度，通过文化与技术的交融，可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表现力和沉浸感，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创新路径。[64]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工具，是对国际传播的一种积极规范和主张，如ChatGPT和Sora等技术显著增强了中华文化内容的表现力，减少跨文化的伦理摩擦。[65]这些技术不仅提升了国际传播的效果，还为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和精准性提供了坚实支撑。
智能传播赋能国际传播在技术推动、实践创新方面均展现出显著进展。在技术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多模态内容生成技术为国际传播注入了新动力；在实践层面，智能传播推动了传播模式的转型与权力结构的调整，推动了国际传播向去中心化发展。整体趋势表明，智能传播正引领国际传播进入一个更加多元、包容与高效的新时代。未来，国际传播的效能提升将依赖技术、文化与伦理的协同发展，为全球传播生态的创新与融合提供更为广阔的可能性。
六、风险治理：构建智能传播的综合治理体系
在智能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中，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复杂风险，包括算法偏见、智能鸿沟、隐私剥夺、虚假信息扩散及社会信任危机等多重挑战。同时，从全球文化治理到地方数字政府建设，再到新闻业和谣言治理的具体实践，治理框架的多样化、跨学科融合的理论构建以及伦理责任的强调，标志着智能传播治理正在迈向更加系统化和多维化的阶段。如何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有效治理风险，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核心议题。
技术与社会的深度嵌合既带来传播便利，但也加剧伦理和治理的整体性难度。常江提出，智能传播正在推动“后人类状况”的形成，带来时间异化、真实与信任的分离等问题。[66]在技术主导的全球数字媒体生态中，传统意义上的真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界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分析整体的风险框架。方兴东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如Sora）可能带来的风险从低到高分为行为性失调、功能性失调、结构性失调和颠覆性失调四类，这场危机不仅限于技术维度，还涉及社会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应超越单一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全球协作治理机制，以应对风险的全球性和治理的碎片化。[67]在不同的风险系统中，“不平等”是智能传播中的关键议题。陈龙等的研究表明，智能传播的技术鸿沟正在加剧社会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技术接入的差距，还表现为新社会分层和文化排斥的动态过程，如技术的快速迭代导致部分老年人选择自我放逐，而技术精英为维护既有优势，又限制了新文化资本的普及。[68]在AI全球化扩散的进程中，个人构建了一种关乎不平等的“元想象”，而这种想象也反作用于自身及所在群体对技术的接受和使用，人们对AI的认知和行为对未来驾驭AI具有多重意义。[69]传统的数字鸿沟在智能传播时代注入了新的意义。彭兰进一步概括智能传播时代下“智能鸿沟”的四个关键走向，包括智能技术在“知识沟”“生存沟”“表达与参与沟”，以及“反异化沟”中所遇到的挑战，强调技术异化对不同人群的多重影响。[70]刘彧晗等提出“认知沟”是数字不平等问题中的关键，强调不同群体对数智技术的认知、使用和适应能力的差异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因此需要通过规范化数智媒介的认知开发与提升用户智能认知素养相结合，缓解人类认知能力的分化。[71]黄阳坤等则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图模型继承人类社会的刻板印象，通过视觉化方式加以放大和再生产，对用户的心理认知与技术使用行为造成深远影响，揭示了智能传播的伦理挑战和社会后效。[72]
智能传播治理的核心在于提升数据的透明性和责任伦理。胡泳等聚焦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问题，揭示“数据为王”法则背后隐含的数据有限性、数据所有权等争议与生态失衡，提出要努力探寻高质量、多样性、包容性的数据，以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73]算法所处的正是一个多元行动者博弈的动态场域，应以更为宽广的视角探讨算法与传播语境的关系。[74]周敏的研究指出，算法“黑箱”现象在智能传播中强化了隐性偏见和社会分化，威胁社会公共性的建立，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算法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算法素养培养，打破技术异化，实现公共利益。[75]智能传播技术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沟通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在议题建构中，算法推荐等智能技术更易捕捉社交网络中的共性，标签与主题的应用有助于情感化传播和议题凝聚力的增强。[76]但与此同时，“深度伪造”等生成高度逼真的虚假音视频，可能破坏对可验证事实的信任，导致“说谎者红利”现象，进一步削弱民主社会中的信任基础。[77]与此同时，雷霞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谣言传播的推动作用，指出谣言的高精度生成与传播速度对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并建议通过构建智能化谣言预警、强化场景化数字人的辟谣能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智能信息检索体系等系统提高谣言防控与治理效果。[78]
未来的智能传播治理需要构建以社会信任为核心的技术治理体系，强调多方模式与多边模式的协调运作。通过强化技术向善的理念，平衡技术创新与社会效益，为数字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智能传播在全球文化治理中既是工具又是对象，治理框架需要兼顾技术赋能与问题治理双重需求。[79]刘峰等发现智能传播正在成为连接治理资源和技术逻辑的核心变量，其关键作用在于通过数据驱动和资源整合，推动城市治理界面的各个要素向智能化演变。[80]郭小平等指出，新闻传播领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带来了信任危机和平台权力扩张等多重风险，建议采用“AI治理AI”的模式，将人本主义理念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导向。[81]孙静等探讨了ChatGPT在数字出版中的应用及其引发的涵化与意识形态风险、法律风险等风险，并强调技术应用的底层逻辑是引发风险的核心源头，需从源头进行风险治理。[82]张彦华等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智能媒体深度嵌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可能带来的信息传播失灵、技术依赖及资本侵蚀风险，呼吁优化整体性治理策略并提升民意吸纳水平，加强风险综合治理。[83]
智能传播时代，技术与社会的深度嵌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便利与效率，但也引发了复杂的伦理、社会及治理难题。2024年，智能传播研究体现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探索、算法透明性与责任伦理的推进，以及智能鸿沟的社会维度深化。治理的未来方向在于构建以社会信任为核心的技术治理体系，强调公众参与、多方协作及技术向善的发展理念。随着智能传播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智能传播治理需要在尊重技术创新的同时，强化制度与文化层面的约束力，为数字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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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方兴东，王奔，钟祥铭.无尽的前沿 ：2024 年智能传播研究综述——从人类传播走向人机融合传播的知识探索与边界拓展[J].青年记者，2025(01):35-43+82.
来源：大众日报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