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那一年，我的人生塌了天。

铁饭碗，碎了。

两百块钱，买断了我的青春。

我以为这辈子完了。

可一个深夜的敲门声，改变了我全家的命。

一张小纸条，两个字。

我连夜出逃。

二十年后我才明白，那不是纸条，是救命的船票。

我叫尚德坤，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要说我这辈子有啥值得说道说道的，那还得从1996年那个萧瑟的秋天开始。

那会儿，我在我们市里的红星机械厂上班，不大不小的国营厂，养活着几百号家庭。我在厂里当钳工，手艺是跟我爹学的。我爹，尚振华，是厂里的老八级钳工，一辈子就跟这些冰冷的铁疙瘩打交道，手上那层老茧，比树皮还厚。可惜，他走得早，一场意外，人就没了，厂里照顾，才让我顶了班。

所以，我对这厂子，有种说不出的感情。它不光是我吃饭的家伙，更像是一个家。每天听着车间里“咣当咣当”的机器声，闻着空气里那股子机油味儿，我心里就踏实。我媳妇儿许晓梅，是厂里幼儿园的老师，我俩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结婚没两年，日子过得不富裕，但心里有奔头。

可谁能想到，这天，说变就变了。

那几年，风向就不太对。“改革”、“下岗”这些词儿，总在大家伙儿耳朵边上飘，但谁都觉得，这事儿离自己远着呢。我们红星厂，好歹也是市里的老牌子，给国家做过贡献的，总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吧？

结果，真就不要了。

1996年10月12号，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日子。那天早上，厂里的大喇叭没再放那首听了快十年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而是反反复复地通知，全体职工到大礼堂开会。

所有人都觉得不对劲，车间里没人干活了，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小声嘀咕着，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安。我和我师父，也是我爹生前最好的哥们儿，钱浩，蹲在车床边上抽着闷烟。

钱浩叹了口气，说：“德坤，我这右眼皮跳了一早上了，感觉没啥好事儿。”

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安慰他说：“钱叔，兴许是厂里要发新劳保服呢？”

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那会儿的厂子，已经好几个月没正经发过工资了，都是给点儿生活费，有时候干脆就发几袋面粉、几桶豆油。新劳保服？想都不敢想。

到了大礼堂，乌压压的全是人。主席台上坐着几个市里来的领导，面色凝重。我们厂长，耿建民，一个快六十岁的小老头，就坐在最边上，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耿厂长是个好人，这是全厂公认的。他不像个领导，倒像个邻家大爷。技术员出身，懂业务，也体恤工人。谁家有困难，他知道了，总会想办法帮一把。我爹出事那年，就是他跑前跑后，帮着我家处理后事，又顶着压力让我顶了班。他说，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更不能让英雄的后人没饭吃。

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会议开始了，市里的领导拿着稿子，念了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政策文件，什么“优化资源配置”，什么“阵痛是暂时的”。大家伙儿越听心越沉，礼堂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领导那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

最后，他清了清嗓子，宣布：“经市委研究决定，红星机械厂，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于今日起，正式破产清算。”

“轰”的一声，整个礼堂像是炸了锅。

哭声、骂声、质问声，响成一片。有人冲到台前，抓着领导的衣服，喊着：“我们把一辈子都给了厂子，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下半辈子咋办？”

我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破产了？我的铁饭碗，就这么碎了？我爹干了一辈子，我也准备干一辈子的地方，就这么没了？

我扭头看钱浩，他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眼圈“刷”一下就红了，嘴里喃喃着：“完了，完了……”

接下来，就是更伤人的环节——宣布遣散方案。按照工龄，一年补发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可笑的是，那时候工资都发不全，这补偿更是少得可怜。我工龄短，算下来，一共能拿到200块钱。

二百块。

在1996年，二百块钱不算一笔小钱，但也不算一笔大钱。可这是买断我后半生的钱啊！我媳妇儿晓梅也一样，幼儿园是厂办的，厂子没了，她也失业了。我们家，顶梁柱一下子全断了。我妈身体不好，常年要吃药，我妹妹尚德雅还在上高中，正是花钱的时候。

这二百块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疼。

整个下午，厂里都乱糟糟的。大家排着队，去财务科领那点儿可怜的遣散费。很多人领到钱，当场就哭了。那不是几张钞票，那是他们被抛弃的证明。

轮到我的时候，财务递给我那二百块钱，我捏在手里，感觉比铁块还沉。我看见耿厂-长就站在财务科门口，他没看任何人，只是望着窗外那棵掉光了叶子的老槐树，背影说不出的萧索和苍老。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晓梅已经知道了消息，眼睛红红的，但她没哭，还反过来安慰我。

“德坤，没事儿，天塌不下来。你手艺那么好，到哪儿不能吃饭？大不了，我去街上摆个摊子。” 晓梅一边说，一边给我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我看着她故作坚强的样子，心里跟刀割一样。我一个大男人，连自己的家都撑不起来了。那碗面，我吃得食不知味，眼泪一个劲儿地往碗里掉。

我妈躺在床上，听见动静，也叹着气。妹妹德雅放学回来，看到家里的气氛，懂事地没说话，默默回屋写作业去了。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寻思着，明天该怎么办？去劳务市场找活儿？还是像晓梅说的，做点小买卖？可做买卖哪儿来的本钱？这二百块钱，连给我妈买药都不够。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大概是深夜十二点多，外面突然响起了“笃笃笃”的敲门声。

很轻，很小心，像是怕惊动了谁。

我们家住的是厂里的老式家属楼，隔音不好，这个点儿谁会来？我心里犯嘀咕。晓梅也醒了，紧张地问：“谁啊？”

我披上衣服，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往外一看，心里咯噔一下。

是耿厂长。

他穿着一件旧中山装，风尘仆仆的样子，脸上满是疲惫和焦虑。他来干什么？白天在厂里，他一句话都没跟我们说，这大半夜的，找我这个无名小卒干啥？

我满心疑惑地打开了门。

“耿厂长？您……怎么来了？”

耿建民厂长没进屋，他左右看了一眼黑漆漆的楼道，然后迅速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压低了声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

“德坤，听我的，别问为什么。拿着这个，带上晓梅，马上走，离开这里，去南方，越远越好。记住，快跑！”

他说完，不等我反应过来，转身就匆匆下楼了，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里。

我愣在原地，低头一看，手里是一个信封，还有一个用烟盒纸叠成的小方块。

我关上门，回到屋里，晓梅也跟了过来，一脸的紧张。

“是耿厂长？他……他说啥了？”

我打开那个信封，里面是钱。不是我想象中的几百块，而是一沓厚厚的“大团结”，我数了数，整整两千块！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

我的手都开始抖了。这钱是哪儿来的？耿厂长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

我又哆哆嗦嗦地打开那个烟盒纸叠的方块，上面只有用钢笔写得歪歪扭扭的两个字：

快跑。

没有署名，没有解释，就这么两个字，看得我后背直发凉。

跑？往哪儿跑？为什么要跑？

我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难道……厂里出了什么事？是贪污腐败被查了，耿厂长是怕牵连到我？可我一个普通工人，能被牵连什么？再说，全厂都知道，耿厂长两袖清风，他哪儿来的钱贪污？这2000块钱，怕不是把他自己家的老底都给掏空了。

晓梅也吓坏了，抓着我的胳膊问：“德坤，这……这是咋回事啊？厂长干嘛让咱们跑啊？是不是咱们得罪谁了？”

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耿厂长不会害我。我爹临终前，拉着他的手，把他唯一的儿子托付给了他。这么多年，耿厂长一直很照顾我。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心里冒了出来：跑！

留在这里，能有什么出路？二百块钱，坐吃山空。每天面对邻居们愁苦的脸，听着大家对未来的抱怨，只会越来越绝望。耿厂长让我去南方，南方，听说那里机会多。

我看着这2000块钱，又看了看那张写着“快跑”的纸条，心里天人交战。

“晓梅，我信耿厂长。” 我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他说让我们跑，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走吧！”

晓梅是个有主见的女人，她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想了想，重重地点了点头：“好，我跟你走！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一股暖流。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决定了，就得马上行动。我们不敢耽搁，怕夜长梦多。我把妹妹德雅叫醒，把情况简单跟她说了，告诉她我们要去南方闯荡，让她在家好好照顾妈。我把那200块遣散费和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留给了她。

德雅哭着不让我们走，我妈也从床上挣扎着起来，拉着我的手不放。

“坤儿啊，这一走，山高路远的，啥时候才能回来啊？” 妈老泪纵横。

我跪在妈床前，磕了个头：“妈，您放心，等我混出个样儿来，就回来接您和妹妹！”

天还没亮，我和晓梅就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悄悄地离开了家。我们甚至不敢去火车站，怕碰到熟人。我们坐上了去邻县的长途汽车，然后从那里，买了两张南下的绿皮火车票。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心里五味杂陈。前路是什么样，我一点底都没有。我唯一能抓住的，就是耿厂长给我的那2000块钱，和那张神秘的纸条。

我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个仓促而狼狈的决定，竟然真的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们去了广东，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向往的淘金地。

刚到的时候，我们俩眼一抹黑。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耿厂长给的2000块钱，看着多，但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也得省着花。我们租了一个最便宜的城中村单间，俗称“握手楼”，开窗就能跟对面楼的人握手的那种。

为了省钱，晓梅每天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回来用水煮一煮，放点盐，就是一顿饭。我呢，就天天往人才市场跑，想找个跟机械相关的工作。

可现实远比想象的残酷。我那点儿在小厂里学的技术，在南方这些现代化的工厂里，根本不够看。人家要的都是会操作数控机床的，我连见都没见过。跑了半个多月，我碰了一鼻子灰，带出来的钱也快花完了。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我甚至开始怀疑，当初跑出来，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辜负了耿厂长的信任？

一天晚上，我又一次面试失败，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那个小出租屋。一推开门，就闻到一股肉香。我看见晓梅正坐在小马扎上，守着一个小煤炉，上面炖着一锅肉。

“你哪儿来的钱买肉？” 我又惊又喜。

晓梅笑了笑，举起她那双红肿的手：“我找了个活儿，在一家饭店后厨帮人洗碗。老板看我干活利索，今天提前预支了20块钱工资，我给你买了点肉，补补身子。”

我看着她那双手，再也忍不住，一个大男人，蹲在地上就哭了起来。我恨自己没用，让自己的媳半夜给人洗碗，挣这份辛苦钱。

晓梅没说啥，只是走过来，抱住了我。

“德坤，别哭。咱们还年轻，有手有脚的，饿不死。耿厂长让咱们出来，肯定不是让咱们来哭的。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是啊，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我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大工厂进不去，我就去小作坊。我来到一个工业区，一家一家地问。终于，一家做五金模具的小作坊老板看我老实，手上的老茧也不像是假的，就同意让我试试。

没有工资，管一顿午饭，干得好，再谈钱。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把我爹教给我的那些本事，什么看图、划线、打磨，全都使了出来。虽然设备简陋，但原理是相通的。我干活儿不惜力，别人干八个小时，我就干十二个小时。晚上回到家，还要翻看从旧书摊淘来的机械图纸，学习新的知识。

慢慢地，我上手了。老板看我学得快，人也踏实，开始把一些重要的活儿交给我。三个月后，我拿到了第一笔正式的工资，800块钱。

我拿着那800块钱，第一时间就跑去晓梅打工的饭店，跟老板说，我媳妇儿不干了。然后拉着晓梅，去商场给她买了一件她看了好几次都舍不得买的红裙子。

晓梅穿着新裙子，在镜子前转了一圈又一圈，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德坤，真好看。”

“你穿啥都好看。” 我说的是真心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好起来了。我靠着过硬的技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那个小作坊里站稳了脚跟，成了老板最倚重的师傅。工资也从800涨到1500，后来又涨到3000。

我们搬出了那个“握手楼”，租了一个带阳台的一室一厅。我也开始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妹妹德雅在信里说，妈的身体好多了，她也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每次给家里寄钱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耿厂长。我尝试过往老家的厂里打电话，想找他，但电话早就打不通了。我又写信回我们家属院，托老邻居打听，可邻居回信说，厂子倒闭后，耿厂长也搬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耿厂长就这么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像一个谜。当年他为什么要让我跑？那2000块钱又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心里。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我原来待的那个小作坊，也发展成了一个有几十号工人的中型工厂。老板年纪大了，准备退休，他很欣赏我，想把工厂盘给我。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盘下工厂需要一大笔钱。我和晓梅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还是差一大截。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妹妹德雅大学毕业，也来了广东。她学的是金融，在一家大公司做财务。她知道了我的困境后，帮我分析了工厂的流水和前景，做了一份详细的商业计划书，然后带着我去找银行贷款。

我一个大老粗，哪儿懂这些。就看着妹妹穿着职业装，跟银行的经理侃侃而谈，什么“现金流”、“利润率”，说得头头是道。我心里感慨万千，当年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小丫头，真的长大了。

最终，银行批准了我们的贷款。我正式成了工厂的新老板。

为了感谢妹妹，我开玩笑说：“德雅，以后哥的厂子，财务就交给你了。”

没想到德雅一口就答应了。她辞掉了大公司的工作，真的来我这个小厂当起了财务总监。她说，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家哥哥打工。

有了妹妹的帮助，我的工厂更是如虎添翼。我们引进了新的设备，改革了管理制度，生意越做越大。又过了几年，我们不仅还清了所有贷款，还在市里买了房，买了车。我把妈也接了过来，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尚老板”，从一个下岗工人，变成了一个小有成就的企业家。我知道，这一切，都源于1996年那个深夜，耿厂长塞给我的那个信封和那张纸条。

一个决定，竟然真的是两种人生。

我时常会想起我那些没离开老家的工友们。听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下岗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过得很拮据。我的师父钱浩，听说后来去给人家看大门，一个月就几百块钱。

每次想到这些，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同时，对耿厂长的感激和好奇，也越来越深。他到底去了哪里？他过得怎么样？

我一定要找到他。

2016年，距离我离开老家，整整二十年。

我的事业已经很稳定了，孩子也上了小学。我决定，带上全家，回一趟老家。一是为了祭拜我父亲，二就是为了了却我心里最大的一个念想——找到耿建民厂长。

二十年没回来，老家变了，又好像没变。城市建起了很多高楼，但我们原来住的那片家属区，还是那副破败的样子。

我开着车，缓缓驶进那条熟悉的街道。看着两边斑驳的墙壁，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

我先去拜祭了父亲。在父亲的坟前，我长跪不起。

“爸，儿子回来看您了。儿子没给您丢人。”

我把这些年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风吹过松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回应我。

之后，我开始打听耿厂长的下落。

我找到了我的师父，钱浩。他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看到我，他愣了半天，才认出来。

“德坤？你是德坤？” 他抓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

我请钱浩师父去市里最好的饭店吃饭。酒过三巡，我们聊起了过去。我问起了当年厂子倒闭后的事情。

钱浩喝了一口酒，长长地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沧桑。

“唉，别提了。咱们都让姓马的给骗了！”

“姓马的？哪个姓马的？” 我一愣。

“马卫东！你还记得不？就是后来接替耿厂长，来咱们厂搞清算的那个新厂长！”

我当然记得。马卫东是个外地来的精明商人，油头粉面，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算计。当时厂子破产，就是他主导的。

钱浩告诉我，就在我们这些老工人拿着那点儿可怜的遣散费，签了买断工龄协议，自认倒霉的时候，一个惊天的阴谋，正在悄悄进行。

原来，我们红星机械厂，根本不是什么资不抵债。厂子的设备虽然老旧，但最值钱的，是厂子占的那块地！那块地在市中心，地理位置绝佳。

那个马卫东，早就跟市里的一些人勾结好了。他先是故意制造厂子亏损的假象，然后以极低的价格，把整个厂子“收购”了。等把我们这些工人用一点小钱打发走之后，不到半年，那块地就被政府重新规划，成了商业开发区！

马卫东转手就把地卖给了开发商，一下子就赚了上千万！

“上千万……” 我听得目瞪口呆。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可不是嘛！”钱浩一拍大腿，气得满脸通红，“我们这几百号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最后就值那几百几千块钱？他马卫东动动嘴皮子，就成了千万富翁！我们后来反应过来，也去上访，去闹，可有啥用？人家手续齐全，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我们是自愿解除劳动关系的！”

我终于明白了。

我全明白了！

为什么耿厂长要深夜来找我，为什么他要给我钱，让我快跑！

他肯定是一早就知道了这个阴谋！但他一个人，胳膊拧不过大腿，根本无力阻止。他知道，一旦我们签了那个协议，就等于把自己卖了，以后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他让我跑，是让我跳出这个骗局！是让我不要被那点儿遣散费拴住，不要签那个字，保留一个“清白”之身，去外面闯出一条活路！

他递给我的不是钱，不是纸条，而是一条命啊！

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握着酒杯的手，抖得不成样子。二十年了，这个谜团，终于解开了。而真相，远比我想象的更加震撼，也更加温暖。

“那……耿厂长呢？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哽咽着问。

钱浩又叹了口气：“耿厂长是个硬骨头。他不愿意跟马卫东他们同流合污，还想为工人们争取利益，结果被处处打压，最后被安了个‘管理不善’的罪名，灰溜溜地退了休。退休金都比别人少一大截。后来，他老伴儿生了重病，花光了积蓄，人还是没留住。他儿子不争气，欠了一屁股债，跑了。这几年，老头子一个人过，听说身体也不好，就住在那边的老城区，惨得很呐。”

听到这些，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一个那么好的人，一个改变了我命运的恩人，晚年竟然过得如此凄凉！

不行，我不能让他这么过下去！

我跟钱浩师父要了地址，饭都顾不上吃完，就冲了出去。

那是一片很老旧的平房区，连路灯都没有几个。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终于找到了耿厂长的家。那是一间低矮破败的小平房，窗户上糊着报纸，门上的油漆也掉光了。

我站在门口，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怀着朝圣一般的心情，轻轻地敲了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一张苍老而憔悴的脸，从门后探了出来。

是耿厂长。

他比钱浩师父还要苍老，头发稀疏花白，背驼得像一张弓，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半天，似乎在辨认。

“您是……？”

“耿厂长，是我，尚德坤！小坤啊！”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

“尚德坤？”耿建民厂长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迷茫，他努力地想了想，才恍然大悟，“哦……我想起来了，振华的儿子。你……你不是去南方了吗？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看您来了！”

我“噗通”一声，跪在了耿厂长的面前。

“厂长，我……我都知道了！谢谢您！谢谢您当年救了我全家！” 我泣不成声，磕头如捣蒜。

耿厂长显然被我的举动吓到了，他连忙来扶我：“哎，你这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多大的人了，这是干啥呀！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提它干嘛。”

我被他扶进屋里。屋里很暗，没什么像样的家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中药味和常年不见阳光的霉味。

他给我倒了杯水，坐在我对面，不住地打量我。

“看你现在这样，混得不错吧？” 他笑了笑，露出发黄的牙齿。

“托您的福，开了个小厂，日子还过得去。” 我说。

我们聊了很多。我跟他讲了这些年我在南方的经历，他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地点点头。但我发现，当我提到当年那个夜晚，提到那2000块钱和那张纸条时，他的表情总有些躲闪，似乎不愿意多谈。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能有出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跟我没多大关系。” 他摆摆手说。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到他面前。

“厂长，这里面有点钱，不多，您拿着，改善一下生活。算是我……孝敬您的。”

耿厂长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他把卡推了回来，语气很坚决：“不行！这个我不能要！我帮你，不是图你报答的。你要是认我这个厂长，就把这东西收回去！”

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强了一辈子。我没有再坚持，但我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临走的时候，我看到他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穿着工装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特别灿烂。

其中一个，是年轻时的耿厂长。

而另一个，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我父亲，尚振华！

我的心猛地一颤，指着照片问：“厂长，这……这是我爸？”

耿厂长拿起相框，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的边缘，眼神变得无比温柔。

“是啊，这是我和你爸，刚进厂那会儿照的。那时候，我俩是最好的兄弟，一个车间的，睡上下铺。你爸那人，仗义，有啥好事儿都想着我。”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

“你爸走的那天，在医院，他拉着我的手，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建民，我这辈子没啥牵挂，就放心不下德坤。这孩子老实，你以后，多帮我照看照看他。”

“我答应他了。”

耿厂-长抬起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德坤，我没啥大本事，厂子没保住，也没能为工人们争来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兑现一个承诺，一个对死去的老兄弟的承诺。让你跑，不让你签那个字，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

轰！

我只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原来如此！

原来一切的根源，都在这里！

那2000块钱，那张“快跑”的纸条，那份改变我命运的恩情，不仅仅是一个厂长对下属的关照，更是一个兄弟，在兑现对另一个逝去兄弟的临终嘱托！这份情义，跨越了生死，延续了二十年！

我再也忍不住了，抱着耿厂长，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我哭我那素未谋面的父子情深，哭耿厂长这重于泰山的兄弟义气，也哭这二十年命运的颠沛流离和来之不易。

那天之后，我没有再回广东。

我用最快的速度，在老家市区最好的小区，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然后，我用最强硬，也最温柔的态度，把耿厂长“绑架”了过来。

我对他说：“耿大爷，我爸不在了，我就是您儿子。您答应我爸照顾我，现在轮到我来为您养老了。这是我的责任，不是报答。您要是再拒绝，就是不认我这个儿子，也对不起我爸在天之灵！”

耿厂长拗不过我，最终含着泪，搬进了新家。

后来，我把广东的工厂交给了我妹妹德雅打理，我则在老家重新开了一家分厂，专门招收那些当年的老工友和他们的子女。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弥补一些当年的遗憾。

我的师父钱浩，也来我的厂里当了技术顾问，我们又成了同事。

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常常会推着轮椅上的耿厂长，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他会给我讲很多他和父亲年轻时的故事，讲他们如何在艰苦的岁月里互相扶持，讲他们共同的青春和梦想。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1996年那个寒冷的深夜。如果没有那个敲门声，如果没有那张纸条，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想。

我的人生，是被一份承诺拯救的。这份承诺，沉甸甸的，比黄金还贵重。它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金钱无法衡量的，比如善良，比如情义，比如感恩。

善良，是一场轮回。你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或许明天，它就能长成一棵为你遮风挡雨的大树。

如今，我也年过半百，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我时常在想，我们这一生，会遇到无数个岔路口。当我们迷茫、无助，甚至绝望的时候，是不是也曾有过那么一盏灯，哪怕只有一瞬间的光亮，也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亲爱的朋友们，在您的人生中，是否也遇到过您生命里的那位“耿厂长”呢？他或许是你的亲人、朋友、老师，甚至是一个陌生人。您还记得他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那份被善良照亮过的故事。

来源：柯柯A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