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官员在进入官场之前，总是抱着济世的伟大理想。不管是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的时代，还是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的时代，读书人总是抱着伟大的理想，要致君尧舜，要修齐治平。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民间的书生要想成为权贵，就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

古代清官经常被诬告，而且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古代官员在进入官场之前，总是抱着济世的伟大理想。不管是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的时代，还是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的时代，读书人总是抱着伟大的理想，要致君尧舜，要修齐治平。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民间的书生要想成为权贵，就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而权贵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甚至世世代代都是权贵。晋代的门阀士族制度就是鲜活的例子，门阀士族控制了国家政权，而且要实现权力的世袭。他们垄断了文化资源，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要世世代代为官，而民间的读书人要想做官，就变得非常困难，除非到权贵家里做门客。那些时代的读书人大多抱着功利目的，而且认为读书就可以做官，甚至自视甚高，把自己等同为权贵，还要以官员的口吻来说话，似乎掌握了知识就可以脱离民间，已经成了权贵阶层的人物。能为国家社稷着想的读书人比较少，即便做了官，也很少有屈原那样以死明志的。很多读书人都汲汲于功名富贵，想要获得荣华富贵，却并不会为国家前途和命运着想。一旦有屈原那样的官员，自身两袖清风，就很容易被奸臣诬告。因为他们不愿意和官场的同僚同流合污，不愿意和他们一起蒙骗皇帝。官场的官员大多报喜不报忧，甚至能把坏事做成好事，却从来不会为国家的命运着想，也不会以死报国。

到了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制度，民间的书生似乎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但读书需要一定的财产积累，没钱就不能读书，而权贵们垄断了文化资源，并不想让民间的书生上位。即便有科举考试制度，也仍然只是一种片面的选拔，因为主考官会以个人好恶来选拔书生，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竟然发展成为只写一篇文章，而且要写成八股文。这种考试不但限制了文体，而且限制了书生们的思想，最终选拔的所谓人才也不是真正的人才，只是凭借主考官的好恶来选拔，当然会具有很大的片面性。隋唐时期，科举考试还考一些策论，甚至要考骑马射箭，属于文武都考，而到了明清时期，竟然只考一篇八股文。即便书生考中了，进入官场以后，也不能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不能大展宏图。他们进入官场以后，只会写文章，而且会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对于其他的文章，大体上不会写。要说做官，必须从头学起，因为做官和写文章不是一回事，不具备类比性。他们要跟着同僚学习，跟着上级学习，甚至考中后直接拜主考官为师，跟着主考官来学习。官场的运作靠的是关系，而支撑关系的是银子，所以出入官场的官员要想方设法搜刮银子，有了大量的银子才可以运作各种关系，才可以获得升迁，不然就只会原地不动，甚至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有一些书生比较耿直，进入官场之后，要实现修齐治平的伟大理想，立志报效国家，却往往被残酷的现实吞噬。当绝大多数官员都称为贪官的时候，他们会同流合污，而且会结成紧密的关系网，给皇帝报喜不报忧，还要把自己美化成清官，两袖清风，一心为民。而真正的清官却被他们排挤，被他们说成了有人格缺陷的人，还要经常受到诬告。因为清官本身相信制度的力量，相信法律的力量，而且抱着一心报国的伟大理想，要替皇帝分忧，甚至直接指斥皇帝的毛病和错误。皇帝忌惮这样的清官，但并不能把他们杀掉，因为这样的清官太少了，要留下来作为榜样，作为楷模。哪怕清廉得过度，就像明朝的海瑞一样，小女儿偷吃邻居的一块饼，就要把小女儿处死。海瑞家过年要吃肉，成为街坊邻居传播的新闻，因为他清廉得连肉都吃不起。似乎当时的朝代只有他这样一个清官，不和其他的官员同流合污，但会受到皇帝的庇护，因为皇帝需要他来树立榜样。即便他被其他官员诬告，也仍然会获得皇帝的谅解，但最终仍然是被其他官员陷害。皇帝不会亲自到民间调查，只会听官员的汇报，而官员汇报喜不报忧，把坏事说成好事，而且会抱团取暖，互相倾轧，互相勾连，排斥异己。

当朝堂之上贪官遍地行走的时候，清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就像白天鹅中存在的一只黑天鹅一样，黑天鹅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贪官会互相勾连，而且会颠倒黑白，诬陷清官，把清官排挤出官员队伍。贪官会结党营私，会行贿受贿，会层层加税，会吃了原告吃被告，而这些操作清官是不会做的。有的清官会检举揭发他们，却被他们反咬一口，最终被皇帝贬谪。有的清官要变法，通过变法强化统治秩序，出发点是好的，但朝堂之上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即便皇帝支持他，也不一定能够成功。李斯害死了同学韩非，采用了韩非的主张，建议秦始皇用法家的一套秩序来统治天下。秦始皇采用了这样的主张，最终统一天下，统一度量衡和文字。但秦始皇死后，李斯就得到了清算，最终车裂而亡。商鞅变法，刚开始也是好的，但后来死于自己的新法限制。不管是李斯还是商鞅，主张本身是好的，但有些偏低，没有看到整个官僚体系的问题，最终被同僚排挤，被皇帝制裁。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也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却在新法施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多地方官误解了新法，或者是有意误解，把新法当成了权力寻租的工具。最终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并非他没有雄才大略，也并非他的新法一无是处，而是在实行过程中被整个官僚体系排斥，不但被保守派排斥，而且被地方官员排斥，甚至被有意曲解，不但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反而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古代官场的清官数量非常少，而且会受到贪官的污告。除了他们本身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想着强化国家管理体系，拯救万民，就是本身的存在是一种错误，会成为贪官污吏竞相批判的靶子。因为贪官污吏已经结成了统一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整个朝堂政治，即便皇帝知道怎么回事，也无法彻底清除他们，更不可能改变整个政治体系和生态。如此一来，清官的存在就成了一种标志性的东西，是皇帝用来标榜的牌位，而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越是这样，官场的生态就越是混乱，但表面很和谐，因为贪官污吏会报喜不报忧，会把皇帝蒙在鼓里，只要能保证社会表面和谐与稳定就行了，没必要非得救民于水火，也没必要非得修齐治平，更没必要替皇帝分忧解难。官员只需要自己搜刮钱财就可以了，用于官场运作，同时诬告清官，属于“有枣没枣打一杆子”，以证明自己的清廉，同时也为了排除监督自己的人，属于一举两得。如此一来，古代官场的清官就会经常受到诬告，就更别提那些锐意改革的清官了，总是被人污名化，甚至妖魔化。其实官场已经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了……

来源：树懒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