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臣宾和陈莲亭：非中共党员，何以假扮夫妻，只潜伏台湾4个月？

摘要：一个是民主党派人士，一个是热血女青年，王臣宾(1924一1952)和陈莲亭(1926一1952)为了台湾解放事业，假扮夫妻，1950年2月赴台湾潜伏，遗憾的是他们还未潜伏台湾，6月25日在东沙岛刺探情报被国民党抓捕，随后在一年多的审讯中，坚贞不屈，在1952年

一个是民主党派人士，一个是热血女青年，王臣宾(1924一1952)和陈莲亭(1926一1952)为了台湾解放事业，假扮夫妻，1950年2月赴台湾潜伏，遗憾的是他们还未潜伏台湾，6月25日在东沙岛刺探情报被国民党抓捕，随后在一年多的审讯中，坚贞不屈，在1952年3月3日，“夫妻”二人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王臣宾1924年出生于福州郊区一户贫困农家，为家中独子。

由于世代务农，家庭贫困，父母身患疾病无钱医治，生活苦不堪言，加上地主盘剥压迫，全家常常饥寒交迫，不得不搬迁进城讨生活。

王臣宾在自传中写道：

“父亲是受尽了封建社会和地主剥削的可怜虫，也许在乡间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才把一家三口像逃难般接向这城市来。”

饱尝艰辛的王臣宾懂事早，知道要刻苦读书上进，年纪轻轻就自食其力，艰辛前往上海等地求学，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全家的希望。

凭借学历，王臣宾在福州周边的县政府谋得了一份职员的差事，但他内心十分反感厌倦：

“我出来做事，几年来，吃的都是机关饭。在从前，我总不喜欢做事，因为旧政府机关里的事是人事，不是公事，只要能应付得开，事就迎刃而解。一纸公文交织成官僚形式和人情意味，所以做了两三年县市政府的公务员，我始终跳不出纸上谈政的圈子。”

随着阅历增多和知识增长，王臣宾开始了对人生、家庭和社会的思考。

他在自传中写道：

“到了二十二三岁，我出来做事，我才开始受社会的熏陶和时代的锻炼，我慢慢地开始接触新事物，憧憬着新的事景，我常常想，中国地这么大、人这么多、物产这么丰富，为什么不能发奋图强，为什么还是这么一穷涂地？在起始怀疑的时候，我总认为自己不争气，自己不去开发，自己没有这种技能，以后我才慢慢想通了。横在这些决心和技能的问题以外，是美国和其同类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室息、阻挠和破坏，其余就是受了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毒素，轻视工人的劳力，不能尽其所能的应用于生产建设上面。”

于是，王臣宾积极靠近革命，有意识地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迪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渐渐地，王臣宾看清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自己家庭痛苦的根源。

经过深入思考，王臣宾决心走向革命阵营。他辞掉在县政府的工作，决定回到福州办报，向旧社会腐败官场投出一颗颗“爆烈弹”。原来，王臣宾曾在《轰报》发文，揭露国民党中统经营的一家公司黑幕和官僚张翰仪的贪污劣迹，在福州轰动一时，迫使张翰仪辞职。王臣宾也因此被捕入狱，被关了两个多月。

1947年7月，王臣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王臣宾积极开展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罢课、张贴红色宣传标语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工作。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福建省委被迫转入地下。王臣宾一度潜往香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福建。此时的王臣宾异常兴奋，对社会主义充满美好憧憬，立志干出一番事业。

与王臣宾的人生轨迹类似，陈莲亭同样出身贫苦，为家中长女。

她从小自立自强，幼时随叔父离家到黑龙江经商四年，很早就认识到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因此学习非常刻苦，不仅习得一手好字，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文如其人，端庄、整洁、干练，是一位才女。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家庭虽因战乱辗转，但陈莲亭仍然坚持读书学习。1943年高中毕业时，“半限于家庭经济，半束于父母之命，谓我稚弱女子，未便他往工作，故我既不得深造，又不得服务社会，（终）日仅在家佐我病母，操理家务，及督导弱弟幼妹功课。光阴荏苒，如是者四载”。

面对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陈莲亭深感荒废光阴，“坐困依赖家庭，诚非青年人所宜”，遂毅然要求父母同意自己前往住家附近会计补习所，学习一技之长。“幸所学兴趣尚感浓厚，甚有心得，半年期满时，成绩亦佳。”

适逢福建闽清中学有会计助理员职缺，经友人函介，陈莲亭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工作机会。“我初出社会工作，一切唯矢勤矢慎，甚得校长暨各教师同仁称许。我亦具意勃然有加，未敢稍怠。”

不料两个学期后，学校减缩职员编制，陈莲亭被裁减而失业。后来，她又应聘林森县(1944年闽侯县改名林森县，1950年恢复为闽侯县)警察局会计办事员等职，屡遭挫折艰辛，慢慢看清了“国民党一切腐败政治恶习”。

陈莲亭历经困顿挫折，却不屈服于命运。她向往和追求自由、平等、解放，逐步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

陈莲亭欣喜地认为：

“瞻望中国前程，已光明在望，而中国之纯正青年，更踏上光明大道。薄海欢腾，共庆来滋。”

她报名参加了福州市政府举办的短训班，满腔热情期待加入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但不幸的是，“家中来函，谓我父失业，一家生活濒危，欲我在榕帮理，作榕田间来往之小生意，以维持家庭”。

而短训班又通知学员“尚须再待集中学习后，始行指派工作”。为解家庭燃眉之急，陈莲亭不得不放弃学习机会，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她却不曾想到，福州郊野一带经常发生拦路抢劫事件，且福州频遭国民党军空袭，“生意之途陷于停滞”，陈莲亭“蛰困在榕，居诸坐废，追悔莫及”。

但她坚信：“新中国已诞生，绝不至无青年人适当之投效之机缘。故决在榕过我窘迫之生活，期待曙光之来临，以我一片之赤诚，为人民而服务。”很快，陈莲亭得偿所愿，进入福州市公安局工作。不久作为局里的骨干，她被派往台江区参与社区改造工作。

福建解放后，处在对台工作最前线。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方言相通，开展对台工作具有独特的便利条件。1949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指示，中共福建省委成立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福建省委台工委），主要任务是加强对退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军事斗争。

根据王臣宾、陈莲亭的个人情况和政治表现，组织上决定派遣他们假扮夫妻潜入台湾开展地下工作。

3、赴台前的培训

1950年初，王臣宾、陈莲亭接受了赴台前的培训。王臣宾年轻俊朗、坚毅执着，陈莲亭端庄秀丽、真诚大方，他们参加革命前素不相识，但为了党的事业，他们愿意把彼此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赴台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电台。

培训期间，按照党组织要求，他们撰写了自传，详细汇报了自己以前的工作、生活经历和家庭历史等情况。

他们表示：

“解放台湾谁都认为是一种难事，但是天下间的难事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不过在于怎样克服的方法和克服的精神，在于人为，而不是空说…”

在福建有关部门指导下，王臣宾、陈莲亭精心制定入台工作计划，提出工作思考，还收集整理了在台湾的工作对象情况，写出了书面报告。

他们在工作计划中提出，解放台湾既要依靠外部力量，更要发动内部力量，“解放台湾，内在的力量一定要比外在的力量强”，“除了要（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外，应当不要忽视了台湾内部能掀起一种革命的作用”。

他们指出，必须详细掌握台湾当前时事走向、经济状况、军事形势、民心向背、兵力配备等情况，要向台湾多渗透力量，赴台要发挥带头和引领作用，加速国民党的末日到来和军事的崩溃。

王臣宾、陈莲亭还根据工作对象的履历情况，着重围绕其家庭的现实困难和思想状况，周密准备了政治争取方案。他们有针对性地对工作对象亲属开展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其认清人民解放事业的光明前景，不要再犹豫徘徊苦闷，英勇沉着大胆地参加革命斗争。由于历史原因，王臣宾和陈莲亭留下的工作档案大多已经销毁，但从仅存的史料中，依然可以看出他们极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王臣宾、陈莲亭打算先以赴台经商为掩护潜入白犬岛，然后进入台湾本岛，伺机打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电台。出发前，王臣宾向党组织表达了坚定的信念：“我发誓，要为新中国担起创造的责任，受着新时代革命的启迪，要重新踏上血一般红的路。”

陈莲亭满怀深情地向党组织表示：“要让生命像火一样燃烧，温暖民众，照亮社会。”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他们为党的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决心和意志。

“海畔尖山似剑铓，别时处处割愁肠。”因是家中独子，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王臣宾不忍将自己即将赴台之事告诉他们。王臣宾变卖自己的家产，拿出所有的积蓄，还向朋友举债，全力为赴台经商掩护做准备。

王臣宾深知此行的困难和危险，但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只是提出为他赴台的渔船放行，让他可以早日完成任务胜利归来。陈莲亭隐约感到此次赴台可能再也回不到故乡、见不到父母，她没有与父母告别，而是到附近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全身照，在照片后写下“我要奋勇向前”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将照片寄给了父母。

在前往白犬岛的途中，陈莲亭用肥皂刻章制作了她与王臣宾的结婚证件。

1950年2月初，王臣宾与陈莲亭在福州台江码头上船，船只缓缓驶向海峡彼岸，他们站在甲板上久久地凝望着故乡…

经过20多个小时的航行，王臣宾与陈莲亭抵达福建外海白犬岛。到达白犬岛后，他们想方设法取得入台证明，同时对白犬岛的敌情进行了深入调查。王臣宾通过关系与工作对象联系，陈莲亭则忙于联络交友，以建立情报来源，编织关系网。他们向组织上报回了长乐县国民党残匪的情况和有关东沙外岛的一些重要情报。1950年3月25日，他们前往东沙岛收集情报时，被国民党驻军察觉行踪，6月25日同时被捕，7月被押解到台北。

在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魔窟里，王臣宾与陈莲亭经受了严刑审讯。从派出赴台的历史档案与后来国民党披露的案情记载看，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有掌握王臣宾与陈莲亭赴台的具体任务和真实工作对象，他们与组织上的联络路线也没有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