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象征就是汽车。日本汽车产量在198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图4-1）。日美地位逆转的直接原因是，石油危机导致汽油价格暴涨，人们转为购买高效省油的日本汽车代替耗油量大的美国车。不过，对比50年代以后日美两国的汽车产量，也可以预测到日本早晚会超过美国。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地位飞速提高的时代。
其象征就是汽车。日本汽车产量在198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图4-1）。日美地位逆转的直接原因是，石油危机导致汽油价格暴涨，人们转为购买高效省油的日本汽车代替耗油量大的美国车。不过，对比50年代以后日美两国的汽车产量，也可以预测到日本早晚会超过美国。
图4-1 主要国家汽车产量的长期变化
注：德国数据在1990年之前为联邦德国，1991年之后为统一之后的德国数据。中国数据始于1965年以后。
资料来源：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主要国家汽车统计》《世界汽车统计年报》。相关数据由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及各国汽车工业协会调查获得。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DRAM)的生产上，日本也成为世界第一（图4-2）。20世纪70年代初，本来是美国独霸全世界生产，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滑，日本的市场占有率急剧上升。最终，日本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DRAM生产国。
图4-2 DRAM的市场占有率变化
资料来源：高德纳公司（2015年3月）。
1982年，日本电气公司（NEC）开始正式销售个人电脑PC-9801。这款特别设计的电脑可以使用日语，在日本得到普及，被称为“国民机”。在日本市场上，已经成为世界标准的IBM公司并未占据优势，NEC、富士通等国内厂家独自开发生产的电脑占有更多市场份额。
1984年1月，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突破1万日元。图4-3显示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指数（TOPIX）。
图4-3 股价的变化（TOPIX）
资料来源：东京证券交易所。
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的卓越表现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一时期，我也经常会去美国就日本经济问题发表演讲。
每次到美国的地方城市介绍日本经济情况，会场总是座无虚席。演讲后的答疑环节也总有很多人提问。我能感受到人们对于日本的兴趣越来越大。甚至讲演之后，还曾有人问我，“想买日本的股票，应该挑选哪些股票？”
对日本持有兴趣的不仅是投资者。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中，认为“今后是日本的时代”，学习日语，希望在日本公司就职的人也越来越多。1978年我调到一桥大学任教，在我的研讨班里也有来自澳大利亚，希望“学会日语以便从事与日本有关的工作”的学生。
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于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傅高义在这本书中分析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高度评价了日本式管理方式的先进之处。
80年代末出版的同类图书，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们所著的《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正如这本书的日文版副标题“以美国复兴为目的的日欧美产业比较”所体现的，这本书以“美国的制造业为何会走向衰落”为主题，指出日本生产厂家的管理和生产效率要高于美国企业。
这本书将苹果公司作为美国硅谷的IT代表企业，与索尼等日本的电子企业进行了比较。最后提出的结论是，“美国硅谷的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习”。看看现在苹果公司和日本的电子企业，真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日本工业不仅产量增加，日本式的企业管理方式也在全世界获得高度评价。
与日本经济的腾飞相反，美国经济的衰退十分显著。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不仅在半导体和机电等前沿领域被日本超越，就连曾经独占霸主地位的汽车产业也出现了日本汽车席卷美国市场的场面。
这一时期，我曾经受邀去美国堪萨斯城就日本经济问题做演讲。负责接待我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前副总经理。演讲结束以后，他用自己的车送我到机场。他开的是凯迪拉克汽车，可是这辆高级汽车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他自嘲说，“如果是日本汽车，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试了几次，汽车最终发动起来，之后一直舒适顺畅地将我送到机场。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车上播放着莫扎特G大调第27号小提琴奏鸣曲K379。在疾速行驶的凯迪拉克上欣赏奏鸣曲开头部分的柔板，总有一点不太协调的感觉。可他却评论这首曲子说，“是不是很美（Isn’t it pretty）？”让我感到很新奇。
还有一次我到意大利米兰的博科尼大学进行集中授课，那里的教授也曾说起，“我的菲亚特汽车突然熄火，只好把它就那样扔在十字路口的正中间……要是日本汽车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也就是说，除了价格便宜、燃效高以外，日本汽车的优异性能也在全世界得到广泛认同，所以销量才会增加。
20世纪80年代，我频繁地出国参加研讨会。当时的联系方式多以写信为主。信件抵达对方手里，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与无论多长多大的文字或图像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瞬间传递的现在相比，那时的时间真是漫长得让人难以置信。
虽然紧急情况也可以打电话联系，但是电话费很贵，不能长时间使用。住宿的饭店也是通过电话预订，每次总是担心对方会不会把日期弄错。
在工作上，与海外联系也并非易事。简单的问题可以通过电话联络，但需要传送文件或者大量数据时，就很费事。
80年代末出现了计算机通信，国内的联络变得便捷了很多。但是与海外连线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依旧非常困难。
不只有与海外的通信极为不便。当时我所在的一桥大学想与市内进行电话联系，也必须要通过接线员转接。因此也无法发送和接收传真。这样工作起来实在太不方便了，因此我购买了一种移动电话，也可以说是现在手机的祖先。它的名字叫作肩挎电话（Shoulder Phone），重得一个人几乎拿不动（主要是安装在汽车里使用）。
美国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写过一部叫作《末日逼近》（The Stand）的作品。这是一部长篇科幻小说，讲的是美军细菌兵器研究所正在实验的病菌发生泄漏，并向全美扩散，使美国社会趋于崩溃的故事。故事的开端是，得克萨斯州的小镇上有两家工厂，因为受到亚洲进口产品的冲击，一家工厂被迫倒闭，另一家也已经奄奄一息。在计算器厂工作的主人公因此失业。整部作品笼罩着一种世界末日般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当时的美国社会也充满了悲观的厌世情绪。
当时的美国人为了“孩子们还能享受到和我们同样富裕的生活吗”这个问题而忧心忡忡。
1978年5月，成田国际机场正式启用。我从美国回到日本时，在成田机场乘坐机场大巴返回市区，不禁感叹“东京这座城市是多么整洁啊！”在东京站的八重洲出口下车，道路上看不到一点垃圾。
而当时美国的大城市，以纽约为首，无论哪里都处于乱七八糟的状态。我曾经到过通用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同时也是美国汽车生产中心的底特律，那里的市中心就像刚刚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到处都像废墟一样。10年前，我最初从日本来到美国时曾经惊叹美国的富裕景象。而10年之后，就变成了我从美国回到日本，为日本的繁荣而惊叹的时代。
这一时期日本使人感觉充满朝气的原因之一是人口结构。198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1%。虽然较之前有所上升，但还不到总人口的10%（2013年这个数字为25.1%）。
从国外回到日本，就能感觉到老年人很少。这种感觉在度假地更为明显。英国的度假地到处都是老人，而日本却大多是年轻人。虽然日本的度假地因此显得轻浮躁动，但我认为这样也有这样的好处。
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去美国留学的人数急剧增加。特别是在商学院里，日本人成为一大势力。因为日本企业纷纷派遣员工前往美国学习，费用全部由公司负担。
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需要有推荐信。很多学生来找我写推荐信。每个人都要申请好几所学校，所以需要写几封推荐信。写推荐信成了一份繁重的工作，记得我还为此发过牢骚。那时从日本前往美国留学的人实在太多了，与到海外留学人数锐减的现在有天壤之别。
留学生们在国外常常只与日本人混在一起。他们不去尝试与当地美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来往，为此受到很多指责。那么日本人为什么非要与日本人一起行动呢？这是因为，大家认为“在商学院留学的日本人，回到日本以后，就会成为公司的骨干。现在与他们交上朋友，建立起人脉，将来一定会有好处。”他们觉得与美国人交往再多，将来也不见得会有帮助，所以不愿浪费时间与美国人接触。人们之所以觉得这个理由有其道理，就在于当时大家都深信，“以后将是日本的时代，而非美国的时代。”
那时，即使立志做学问的人，也并不争取在美国的大学里谋求职位。因为日本大学的工资更高。
我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的60年代，美国顶级教授的年薪对日本人来说，高得令人难以置信。顶级教授的标志据说是“年薪3万美元”，按照当时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计算，就相当于1 000万日元以上。这在当时的日本学者看来，是想都不敢想的高薪（当时我的年薪还不到30万日元）。
然而到了8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因为“留在美国也赚不到多少薪水”而返回日本。
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不只是日本人，甚至全世界都认为，“日本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因为他们相信“日本式经济体系”要优于英美式的经济体系。日本式经济体系意味着不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竞争社会，而是以组织为中心的协调社会。其根基就是1940年体制。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写过一篇名为《镀金时代》的小说。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发现了石油矿脉，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将东海岸和西海岸连接了起来。钢铁等重工业得到发展，大企业也陆续诞生。洛克菲勒、卡内基、范德比尔特等大富豪纷纷涌现。这是垄断资本形成、贫富差距扩大的时代。马克·吐温把这个时代的美国社会命名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
镀金不同于真正的纯金，是仅在表面涂了一层黄金。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相当于“镀金时代”。
人们一般认为这个时代是日本经济称霸世界的时代。但是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在我的眼里，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飞跃只是“镀金”。这表面的繁华终究会褪色脱落，如同泡沫般转瞬即逝。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这个时代，美国的大学仍然远比日本的大学实力更强，至少在经济学领域是这样（也许别的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例如我学习应用物理学的同学在这个时代就曾说过“日本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以前文提到的底特律为例，虽然市中心宛如废墟，而我住宿的郊外饭店的周围却遍布现代化建筑，城市景观十分美丽。这是因为富裕阶层和新建写字楼都逃离市中心迁到了郊区。这在美国各地虽然程度不同，却是共同现象。
然而，日本游客因为交通不便，去不了郊区，所以他们只看到市中心的萧条景象便得出“美国已经不行了”的结论。他们并不了解美国的新发展正在郊区静静萌芽。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看见费城街区的景象而感慨，“（美国）把失去功能的城市当作废品一样对待”，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日本人的美国观。
日本产业的飞速发展激化了日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
在战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与美国在经济实力上有极大的差距。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与美国的差距也逐渐缩小。1965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发生逆转，美国的对日收支出现赤字。此后，美国赤字、日本盈余的形势固定下来。“从日本进口的产品将会击垮美国企业”的想法在美国扩大，在贸易赤字较多的产品领域，贸易摩擦渐渐发展成政治问题。
最先出现争端的是纺织产品。以1955年美国降低纺织品关税为契机，日本向美国的出口急剧增加。围绕纺织品的贸易摩擦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期间的谈判过程被统称为“日美纺织谈判”。
接下来，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钢铁贸易也逐渐发展成为政治问题。从图2-3（第78页）钢铁产量的变化中可以发现，日本钢铁产量从60年代开始迅速增加，到70年代前半期已经突破每年1亿吨。而美国钢铁产量则始终徘徊在约1亿吨的水平。日本采用热效率更高的连续铸造法提高制造工艺效率，于60年代实现了比美国更低的钢铁制造成本。日本的低成本钢材大量出口到美国，引发了日美钢铁贸易摩擦。
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扩大到了彩色电视机及录像机等半导体和机电产品以及汽车行业。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落后国家通过发展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是极为自然的情况。但20世纪80年代日美两国贸易摩擦的对象已由最初的纺织品变为半导体及汽车等制造业中的前沿领域。美国汽车产业的“三巨头”（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所以汽车贸易摩擦成为日美之间的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及资本市场在80年代之后仍然对外国保持闭锁状态。日本向国外出口产品，却不允许外国向日本投资。这种情况遭到海外的猛烈批判。
为了躲避批判的矛头，8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开始推行金融制度的自由化，并将缩小日本贸易盈余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
1985年，为了抵抗美国日益强硬的对日压力，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成立。1986年4月该机构提交报告，由于是在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的主持下提出的，这份报告又叫作“前川报告”。前川报告指出，为了消除日美贸易摩擦，必须“扩大内需，开放市场，推行金融自由化，纠正经常收支不均衡，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1989年，旨在纠正日美贸易不均衡的“日美结构协议”出台，日本的流通结构乃至商业习惯等都开始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被称为“逆石油危机”的情况。1986年年初每桶近30美元的原油价格在接下来的半年间骤然跌至每桶10美元左右。后来虽然有所回复，但再也没有出现暴涨，到1999年为止一直维持在每桶20美元左右。
原油价格下跌给石油进口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货膨胀得到抑制，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改善了国际收支。特别是在日本，效果尤其明显。如图3-2（第140页）所示，日元升值使按照日元计算的原油价格在实质上进一步下降。
1985年9月，发达国家的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召开国际会议,发表了被称为“广场协议”的声明。
五国达成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汇率向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美元贬值的方向发展。广场协议的签订背景是，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持续增长，贸易盈余不断增加，所以提倡日本和德国承担火车头作用，牵引世界经济发展。
2015年是广场协议签订30周年。回望这30年间日本经济地位的涨落起伏，真让人不胜今昔之感。
广场协议引发了外汇市场的剧烈振荡。9月24日，日本银行根据广场协议开始抛售美元，造成美元急剧贬值，市场陷入一片混乱。前一天还是1美元兑换235日元的汇率，在一天之内骤降20日元。因此，各企业的总部与分社之间的电话通话量激增，据说甚至造成长途电话瘫痪2个小时。
其后，日元继续升值，日元对美元汇率在一年之内上涨60%。1986年7月，汇率达到1美元兑换150日元。之后，1987年又升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这一水平一直持续到1989年（第133页图3-1）。80年代原本为8%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率在1983年降至2%，1986年为不到1%甚至负值。
由于日元的急剧升值导致出口增长减缓，要求实施金融缓和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实际上自从1980年8月日本央行降低基准利率以来，日本在这近6年期间一直在实行金融缓和政策。央行基准利率从1980年8月的9%经过连续5次下调，1983年已经降至5%（图4-4）。
图4-4 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政策的变化（基准贴现率及基准贷款利率）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进一步推行金融缓和政策，在1986和1987年的两年之内总计5次下调基准利率。到了1987年2月，央行基准利率降至战后最低水平2.5%。因此货币供应的增加率随之高达2位数（货币供应量为货币供给的余额，又叫“货币存量”）。这与2013年日本“异次元金融缓和”政策带来的货币存量增加率仅为2%～3%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就这样，日本具备了原油价格降低、日元升值和利率下调三个条件，当时被称为“三重优势”。
不过，实际GDP增长率并没有立即提高，甚至还从1985年的6.3%下降到1986年的2.8%。因为日元升值导致了出口减少。但由于消费支出保持了稳步上升，1987年和1988年的GDP增长率又高了起来（第75页图2-1）。
由于认为“各国为纠正美元价值偏高而采取的国际协调干预对外汇市场带来了过度影响”，1987年2月，发达国家七国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巴黎卢浮宫举行了G7会议。会议达成卢浮宫协议，要求各国协调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美元进一步贬值。然而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的态势并未得到有效控制。
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市暴跌，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当天股价下跌幅度高达22.5%，远远超过1929年“黑色星期四”的12.8%。这一事态引起各国证券交易所的连锁反应，世界股票市场同时下跌，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也大幅下跌14.9%。
此次股票下跌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以及市场预测卢浮宫协议阻止美元贬值将会带来金融紧缩政策等。
这一时期，日本已经开始出现地价上涨的苗头。因此这种情况下，应该将金融缓和政策改为加息。但是加息将会加速美元贬值，有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由于担心“日本成为引发世界恐慌的源头”，日本银行决定推迟加息。
从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2.5%的极低水平。这种异常的金融缓和状态被故意忽略，从而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生。
来源：百年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