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从县医院醒来，迎接我的不是未婚妻小荷的关怀，而是她父母送来的退婚信，纸张洁白刺眼，像是在嘲笑我命运的不堪。

＂我不能嫁给一个残疾人，对不起。＂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冷若冰霜，像十一月的北风，穿透电话线，刺进我的心窝。

十八年前的那个春天，就这样终结在一纸退婚书上，字迹工整，感情决绝。

那是1986年，我在县城建筑工地当小工，为了攒钱结婚，起早贪黑，手上的老茧厚得能扎针。

那天脚手架突然坍塌，瞬间天旋地转，我从三楼高度摔了下来，右腿骨折，从此落下残疾。

当我从县医院醒来，迎接我的不是未婚妻小荷的关怀，而是她父母送来的退婚信，纸张洁白刺眼，像是在嘲笑我命运的不堪。

医院的白炽灯惨白刺眼，一闪一闪的，照得病房墙壁像是一张惨白的纸，上面写满了我无力改变的命运。

我躺在病床上，石膏绑着的右腿又痛又痒，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咬，却比不上心里那道伤口来得深，来得痛。

小荷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乌黑的长辫子甩起来像秋千，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从小学到初中，我暗恋了她六年，好不容易在我二十四岁那年，两家终于说好了亲事。

谁知一场意外，让所有的甜蜜承诺都成了泡影。

＂阿吉，别想那么多，腿伤好了，啥都会好的。＂我娘抹着眼泪安慰我，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额头，可她那双沧桑的眼睛里藏不住对未来的忧虑。

在乡下，男人残了，就等于家庭的顶梁柱塌了，是一家人的灾难。

住院的日子又长又煎熬，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和病人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成了我噩梦的背景音。

每天早上醒来，看到的不是蓝天白云，而是掉了漆的天花板；闻到的不是新割的麦香，而是刺鼻的药水味。

出院回到农村老家后，我成了村里的笑柄，三三两两的人在我经过时窃窃私语，指指点点。

＂瘸子＂，孩子们背后这样叫我，有时甚至当着我的面喊出来，然后哄堂大笑着跑开。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靠一根老木拐杖支撑着残缺的自尊，整日望着窗外发呆，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从春绿到秋黄。

没想到六月里的一个闷热午后，蝉鸣声此起彼伏，知了知了叫个不停，一位陌生姑娘出现在我家门口，穿一身淡蓝色的确良布衫，像是天空的颜色。

＂请问是吴家吉吗？我是李淑梅，你姐姐的同学。＂她梳着整齐的齐耳短发，笑起来眼角弯成月牙，声音清脆得像山涧的溪水。

原来她是县城供销社的营业员，穿着统一的蓝色工作服，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红色五角星徽章。

她听我姐提起我的事，特意坐了半小时的公共汽车来看我，带来一袋子水果和几本杂志。

＂我听你姐说，你识字多，还会写毛笔字，字写得可好了。＂她从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上面有我姐送给她的书法作品，是我闲来无事写的，＂咱们供销社缺个库管员，你要不要来试试？＂

我抬头望着她，心里五味杂陈，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她的侧脸上，让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你也看到了，我这条腿...＂我指了指靠在墙边的木拐杖，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自卑。

她摆摆手，眼睛亮亮的：＂拿笔的是手，又不是腿。＂她停顿一下，＂再说，库房就在一楼，不用爬楼梯。＂

＂放心，工作轻松，还管二顿饭，单位有食堂，红烧肉可香了。＂她像是在描述天堂一样描述那个我从未去过的供销社。

我娘在一旁使劲点头：＂好啊好啊，阿吉，这多好的机会啊，比你整天闷在家里强。＂

就这样，我去了县城供销社当了库管员，开始了我新的生活。

供销社的库房在后院，一排平房，门口种着几棵香椿树，夏天能摘嫩芽炒鸡蛋。

我的工作是记录进出货物，核对数量，开单据，有时还要帮着卸货，虽然工资不高，却让我重新找回了尊严。

李淑梅比我小三岁，在前台卖日用百货，性格温柔又倔强，从不把我当残疾人看待。

她常来库房帮我整理账目，悄悄告诉我：＂别人都说你可惜了，我却觉得你很勇敢，敢跟命运较劲。＂

八十年代的县城，路上偶尔才能看到几辆自行车和拖拉机，夜晚八点后街道就寂静下来，路灯昏黄，只有几家国营商店亮着灯。

偶尔我和淑梅加完班，会一起去吃碗阳春面，那时候能去饭馆吃一顿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供销社附近那家小面馆，挂着褪色的招牌，油泼辣子的香气飘得老远，老板总是穿着白背心，头上扎着白毛巾，舀面的动作行云流水。

五毛钱一碗的阳春面，清汤寡水，却是我们工薪阶层的奢侈享受，每次吃完还要留着小票报销。

＂你以前那个未婚妻，＂一天晚上，淑梅突然问道，筷子在面条里搅来搅去，声音轻轻的，＂你还恨她吗？＂

小面馆里只有几盏昏黄的灯泡，照得人影绰绰，我能看到她紧张地咬着嘴唇。

我搅动着面条，思索了很久，回想起小荷最后一次来医院的情景，她欲言又止的表情，和转身离去时的决绝背影。

＂不恨了，人家不过是想找个完整的人过日子，有什么错。＂我轻声说，声音融进了碗里渐渐冷却的汤水里。

淑梅低下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不在乎这些。＂

她的话像一颗温暖的火种，落在我冰冷的心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却又被现实的冷水浇灭。

＂我这样的人，没资格耽误好姑娘。＂我苦笑一声，付了钱，拄着拐杖走出面馆，初秋的晚风拂过脸颊，带着一丝凉意。

时间就这样在平淡中流逝，日子像细水长流，每天重复着相似的轨迹，却又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什么。

供销社的收音机整天播放着《新闻联播》和样板戏，偶尔会放几首邓丽君的歌，那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记忆。

1988年的夏天，县城新建了五层商场，红砖灰瓦，玻璃幕墙在当时算是很气派的建筑了，据说还安装了电梯，这在县城可是头一份。

传言说，供销社要并入商场，要裁员，残疾的库管首当其冲，毕竟新商场楼层多，需要能上能下的年轻人。

我心里明白自己可能保不住这份工作，晚上偷偷哭过几场，却不敢让任何人知道，白天还是笑着面对同事。

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回乡下种田，过回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却没想到临走那天，淑梅红着眼睛拦在宿舍门口，她穿着新买的碎花连衣裙，头发别着一只蝴蝶发卡：＂吴家吉，你要是敢走，我跟你没完！＂

我无奈地笑了：＂我已经不是供销社的人了，通知都发下来了。＂

＂谁说的？我爸是商场副主任，他说了，新商场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做账。＂她倔强地说，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淑梅的父亲李主任一直默默关注我的工作，认可我的能力。

他不顾别人反对，坚持让我留下来，还提拔我做了主管，负责新商场的库存管理和采购核算。

＂这是我爸给你的任命书。＂淑梅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里面是正式的任命文件，上面盖着鲜红的公章。

我拿着那张纸，突然泪如雨下，这是命运第一次对我微笑，给了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一年秋天，县城举办首届文艺晚会，县电影院那老旧的放映厅被装饰一新，台上挂着大红灯笼，主持人穿着红色的旗袍，像是过年一样喜庆。

我报名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题目叫《拐杖上的蝴蝶》，讲的是一只受伤的蝴蝶，落在拐杖上休息，却因此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那天，淑梅坐在第一排，穿着粉色的毛衣，眼睛亮得像星星，每当我朗诵到动情处，她就使劲鼓掌，害得我差点忘词。

晚会结束后，她送了我一根崭新的红木拐杖，比我原来那根粗糙的木头拐杖精致多了，上面还刻着＂风雨同行＂四个小字。

＂我爸有个朋友是木匠，我求他刻的。＂她不好意思地说，脸颊红红的，像是熟透的苹果。

我鼓起勇气问她：＂淑梅，你愿意和一个残疾人交往吗？＂声音发颤，生怕被拒绝。

她眨了眨眼，伸手拍了拍我的肩：＂傻瓜，我不是在和残疾人交往，我是在和吴家吉交往。＂

她的话像春雨，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田，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要加倍努力，证明自己值得她的爱。

当我带淑梅回家见父母时，村里人窃窃私语，指指点点，像是在看马戏团的表演。

小荷的母亲在村口碰到我娘，酸溜溜地说：＂瘸子也能找到城里媳妇？现在的姑娘眼光这么差？＂

我娘挺直了腰板，平日里唯唯诺诺的农村妇女此刻像个女中豪杰：＂我儿子腿瘸了，心和人品没瘸！你女儿嫌弃我儿子，是她没福气！＂

淑梅和我娘处得很好，帮着择菜洗衣，学着做农村的家常菜，晚上陪我娘看《上海滩》和《霍元甲》，那时候彩电还是稀罕物，全村只有生产队长家有一台。

1990年春节前，李主任找我谈话，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桌上摆着一本《参考消息》，那是当时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

他给我倒了杯茶，那是铁观音，香气扑鼻，在那个年代，能喝上这样的好茶实属不易。

＂家吉啊，你对淑梅的心意我都明白。＂他慢慢地说，眉头微蹙，＂她妈妈去得早，就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希望她能过上好日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他要反对我们在一起，急忙说：＂叔叔，我会好好对淑梅的，我会努力工作，让她过上好日子。＂

他摆摆手：＂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也看到你这两年的进步。但你得上进，残疾不是借口，要让自己变得更有本事，这样才配得上淑梅。＂

我点点头，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叔叔，我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准备考财会专业。＂

李主任眼睛一亮：＂好啊，学历是敲门砖，以后社会变化大了，没文化可不行。＂

日子如同细水长流，每天清晨，淑梅都会来宿舍楼下等我一起上班，我们骑着自行车，在晨曦中穿过县城的街道，路过早点摊，空气中弥漫着油条和豆浆的香味。

晚上，她陪我复习功课到深夜，那时候县城常停电，我们就点着煤油灯学习，灯下她认真的侧脸，眉头微蹙，嘴唇轻抿，成了我最美的风景。

成人高考那天，考场设在县一中，教室里的木桌椅已经被磨得发亮，墙上贴着＂宁静致远＂四个大字。

淑梅送我到考场门口，塞给我一个小布包，是她亲手缝的，上面绣着一朵小荷花：＂别打开，考完再看，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考试结束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布包，是一枚朴素的纯银戒指，上面刻着＂风雨同行＂四个小字，和我的拐杖一样。

＂这是我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她不好意思地说，＂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是心意。＂

我紧紧握住那枚戒指，心里暖流涌动，这比世界上任何名贵的钻石都珍贵。

我考上了省城商学院的财会专业，要去省城读三年，这意味着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

临行前，淑梅送我去火车站，那时候的火车站还是一座简陋的平房，候车室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食物味和煤烟味的混合气息。

＂三年不长，我等你回来。＂她在站台上大声说，声音几乎被火车的汽笛声淹没。

异地恋的艰难超出想象，那时候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通信全靠书信和偶尔的电话。

每月一封信，每学期一次电话，通常是我趴在学校仅有的一台公用电话亭前，听着电话那头淑梅断断续续的声音，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刻在心上。

1991年冬天，我收到淑梅的信，信封上贴着一枚＂长城＂邮票，四角还画着小星星，这是她的习惯。

信中说，小荷回村了，她嫁的城里人是个生意人，因为投资失败抛弃了她，带着别的女人跑了，留下她孤身一人，还欠了一屁股债。

村里人都说，这是报应，说她当初嫌弃我，现在自己也尝到了被嫌弃的滋味。

我提笔回信：＂替我转告她，祝她早日找到幸福。人生起起落落，谁都有难时，要是她需要帮助，我们能帮就帮。＂

大学里，我拼命学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业中，考取了会计师资格证，还在学校的勤工俭学岗位上磨练实务技能。

同学们都喊我＂拐杖会计＂，原本是个外号，我却引以为豪，甚至把它当作我的第二身份。

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改变一个人，也足够让两个人的感情经受风雨考验。

1993年夏天，我抱着毕业证回到县城，淑梅来火车站接我，她穿着一件粉色的连衣裙，头发烫了波浪卷，看起来比三年前成熟了许多。

供销社早已改制为商场，淑梅升为营业部主管，变成了一个干练的职业女性，头发剪短了，穿上了职业套装，唯一不变的是看我的眼神，依然温柔如初。

县城的变化日新月异，新建了文化宫和体育馆，街上出现了私家车，虽然数量不多，但已经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新建的步行街上，私营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卖服装的、卖电器的、卖化妆品的，琳琅满目，与过去单调的国营商店截然不同。

我和淑梅商量后，决定辞职开一家会计事务所，为这些新兴小商户提供服务，帮他们记账、报税、做财务规划。

起初，事务所只有一间小屋，一张旧书桌，一台老式计算器，和一堆账本，我负责专业工作，淑梅负责接洽客户。

每天早上七点，我们就开门营业，晚上十点才关门，有时候赶工期，甚至要通宵达旦。

慢慢地，客户越来越多，我们的小事务所有了一定名气，从一张桌子扩展到了三间办公室，雇了两名助手。

事业逐渐起步，我和淑梅的婚事也提上日程，我攒了两年工资，买了一枚小钻戒，在她生日那天求婚，她哭着说了一百个＂愿意＂。

谁知道好事多磨，我岳父却突然反对：＂现在情况变了，淑梅条件这么好，怎么能嫁给一个残疾人！她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

原来他一直以为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没想到我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爸，你当初不是很支持家吉吗？怎么现在变卦了？＂淑梅不解地问，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时是可怜他，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李家的独生女，我不能让你嫁给一个不健全的人！＂李主任拍着桌子说，语气前所未有的强硬。

淑梅与父亲大吵一架，把李主任气得胸口疼，最后她甩门而出，带着简单行李搬到了我租的小屋：＂我等了你这么多年，难道是为了听别人决定我的人生吗？＂

她的决绝让我既感动又心疼，我知道父女之间的矛盾有多难调和，尤其是在那个传统的年代。

晚上，我送淑梅回李主任家，准备好好谈一谈，没想到刚到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爸！＂淑梅冲进去，看见李主任脸色惨白，手里拿着药瓶。

＂我没事，老毛病了。＂他摆摆手，却掩饰不住脸上的痛苦。

原来李主任患有冠心病多年，一直靠药物控制，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大，病情加重了。

＂叔叔，您别生气，保重身体要紧。＂我真诚地说，＂如果您实在不放心，我们可以先不着急结婚，等你身体好了再说。＂

李主任看着我，眼神复杂：＂家吉，我不是看不起你，是担心淑梅跟着你会吃苦。＂

＂爸，什么苦我都不怕，只要和家吉在一起。＂淑梅坚定地说，握着我的手。

最终，李主任被我们的真心打动，勉强同意了婚事，但提出要我们多等一年，等事业更稳定些再结婚。

这一年里，我更加拼命工作，改进服务，扩大客户群，事务所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我也考取了高级会计师资格。

淑梅负责对外联络，把许多国营企业改制的业务拉了过来，这在当时是块大蛋糕，为我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在县城饭店办了十桌酒席，没有豪车，没有奢华装饰，一切从简。

让我意外的是，岳父最终出席了婚礼，虽然脸色不太好，但全程都保持着微笑，还在婚礼上致了辞，祝福我们白头偕老。

岳母早年因病去世，只有岳父的一个妹妹代表娘家出席，她偷偷告诉我：＂你岳父心里其实很认可你，只是嘴上不肯服软。＂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我和淑梅白天忙工作，晚上一起看电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们的最爱。

1995年，我们的事务所已经颇具规模，有了固定的办公室和专业团队，不再是当初那个小作坊。

这一年，我们买了县城第一批商品房，90平米，两室一厅，虽然装修简单，却是我们的温馨小窝。

搬家那天，满屋子都是亲朋好友，大家帮忙搬家具、贴对联、挂窗帘，其乐融融。

饭桌上满是家常菜，红烧肉、清蒸鱼、地三鲜，酒杯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笑声不断。

快结束时，一个意外的访客出现了——小荷，她站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来。

七年不见，她变了很多，曾经乌黑的长发剪短了，眼角爬上了细纹，目光中的骄傲被生活磨平，多了几分沧桑和平静。

＂家吉，我是来道歉的。＂她低着头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当年是我太肤浅了，只看到了表面。＂

我看了看厨房里忙碌的淑梅，她正和几个女伴一起洗碗，笑声如银铃般悦耳，那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无需道歉，或许我该谢谢你。＂我轻声道，语气中没有一丝苦涩，＂若不是你的离开，我可能遇不到我的幸福。＂

小荷哽咽着告诉我，她回乡下照顾生病的父母，准备办个小卖部，希望我能给些建议。

她眼中的坚强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同样是跌倒后爬起来，重新开始。

淑梅端着茶水出来，看见小荷先是一愣，随即热情地招呼她坐下：＂来得正好，尝尝我做的糕点，刚出炉的，还热乎着呢。＂

淑梅的大度让我再次感动，她从不把小荷当成情敌，而是以朋友的姿态相待。

小荷尝了一口糕点，忍不住赞叹：＂真好吃，比县城糕点铺的还香。＂

晚上，淑梅靠在我肩上感叹：＂你真的不恨她了？她当初那么狠心抛弃你。＂

我望着窗外的星空，思绪飘回那个痛苦的日子，却发现心中已经没有一丝恨意。

＂命运给了我一个绊子，却让我遇见了你，我有什么理由恨？＂我轻吻她的额头，感受着她身上淡淡的肥皂香。

＂家吉，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淑梅突然神秘地笑了，拉着我的手放在她的小腹上，＂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随即喜悦像潮水般涌来，这一刻，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998年深秋，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吴雨晴，意为风雨过后见晴天，她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像极了淑梅。

女儿周岁那天，按照老家习俗，要办抓周仪式，看孩子抓到什么东西，预示着将来的志向。

我们一家人回乡下老家摆酒，曾经对我嗤之以鼻的村民，如今挤满了院子，送来猪肉、鸡蛋和自家酿的米酒，连村支书都亲自送来贺礼。

院子里支起了大锅，煮肉炖鱼，香气四溢；屋内挂满了红灯笼和彩带，喜气洋洋。

抓周的桌子上摆着毛笔、算盘、书本、剪刀、玩具等物品，大家都围着看，猜测着小雨晴会选什么。

出乎所有人意料，小雨晴爬过去，一把抓住了我的拐杖，引得满屋子人哄堂大笑。

＂这丫头，和她爸爸有缘啊！＂我娘笑得合不拢嘴，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席间有人提起小荷，说她的小卖部生意不错，还资助了两个贫困学生上学，村里人都很敬重她。

那天晚上，我偷偷去她店里，看见她正在给一个小男孩辅导功课，小卖部收拾得干干净净，货架上的商品整整齐齐。

我悄悄放下一个信封，里面是我和淑梅入股她小卖部的资金和一张纸条：＂做大做强，不要辜负自己＂。

回程的汽车上，淑梅抱着熟睡的女儿，微笑着问：＂你后不后悔当年受伤？＂

窗外，秋日的阳光洒在金黄的田野上，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天空湛蓝如洗。

我握着她的手，掌心相贴，感受着彼此的温度：＂若不受伤，我可能一辈子活在平庸里，娶个普通姑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

＂正因为跌倒，我才学会了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正因为失去，我才懂得珍惜眼前人；正因为被拒绝，我才明白真爱的可贵。＂

淑梅靠在我肩上，轻声说：＂家吉，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初会注意到你吗？＂

我摇摇头，好奇地等着她的回答。

＂因为我看到你坐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拄着拐杖，却在教一个小男孩认字。你的眼神那么专注，那么温柔，让我觉得你心里有光。＂

＂原来你早就注意我了？＂我惊讶地问，想起那个自己都记不清的普通下午。

＂对啊，然后我就去找你姐姐打听你的事，知道你需要工作，就想方设法让你来供销社。＂她吐了吐舌头，像个小姑娘一样俏皮。

汽车驶过一片金黄的稻田，农民们正在收割，挥汗如雨，这是丰收的季节。

我想起多年前那个绝望的少年，和如今坐在温暖车厢里的男人，仿佛隔着一个世纪那么遥远。

原来生活最大的智慧，不是避开荆棘，而是学会在伤痕中培育花朵；不是期待一帆风顺，而是在风雨中同行。

我的拐杖，早已不再是累赘，而是支撑我走向幸福的臂膀；我的伤腿，不再是缺陷，而是让我站得更稳的根基。

人生如同四季更替，错过了花开，但若心中有爱，便永远不会错过花落；错过了春天，但若心中有光，秋收也能同样美丽。

车窗外，夕阳西下，染红了半边天，像极了我们的人生，虽然曾经历风雨，却终将迎来绚烂的晚霞。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