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2月11日,河南卫视推出《元宵奇妙游》节目。背景为大宋汴梁,王安石、欧阳修等一众宋代文豪纷纷“现身”,串联了一台别开生面的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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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1日,河南卫视推出《元宵奇妙游》节目。背景为大宋汴梁,王安石、欧阳修等一众宋代文豪纷纷“现身”,串联了一台别开生面的晚会。
这场文化和美学的盛宴在哔哩哔哩网站上创下33.2万的播放量,也将世人对苏轼的喜爱,展示得淋漓尽致。
有人爱他的书画双绝、文章冠天下,有人爱他为国为民干大事,也有人爱他开发美食、享受生活。
或许每个人心中的苏轼会略有不同,但不可否认,他就是世人眼中的“宝藏文学家”。
想要感受苏轼的“宝贵”,不妨翻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冷成金的《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
读一读苏轼的故事,看他年少成名,人生起起落落,却能进能退,有舍有得,再品一品他豁达坦荡,超然自若的精神境界。
读懂了这些,你就会明白人们缘何对他的爱与日俱增,也会领悟人生该如何过。
“进”时倾力果敢
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考中进士。
此时,朝廷上下关于是否推行文风改革的争论愈演愈烈。
苏轼冒牢狱之险敲登闻鼓,大胆直言“太学体”的种种弊端,认为写文章重在实用、宣讲道理,而不是堆砌华丽的文风。
苏轼之弟苏辙劝他韬光养晦,顾及自身安危,他却坦陈不能只顾一己私利,当言敢进,行能正。
他也的确是如此做的。
1061年,苏轼至凤翔府任签判,看着大批难民,他毅然决定将难民安置在府衙,并开仓放粮。
随后,他重修废弃的兵营,改建为难民村,并以官府的名义,将荒地租给难民耕种。甚至不惜以性命做担保,立下军令状。
为了阻止难民村被拆,苏轼与凤翔知府陈希亮发生争执,被投入大牢时也不曾妥协。最终等来了朝廷敕建官户村的旨意,使难民们得以安居。
1063年,西夏军队进犯,朝廷下旨“刺义勇”,看见男子就抓去补充兵员,并在脸上刺字为记。
这种类似抓壮丁的兵制,令百姓苦不堪言。
看到“义勇”多为老人,苏轼立刻决定放人,改“刺义勇”为招募义勇,集合官户村壮丁和当地僧道,并积极训练义勇军,加强城防。
明知此举又将成为别人打击他的“罪状”,可为了百姓安危,他依旧毫不犹豫就干了。
正应了他曾说过的话,“为天下苍生计,又有何惧?”
苏轼一生,皆是“唯民”而进,无惧诸多阻碍。
为生活也好,为理想也罢,进取之道,就要像苏轼这样。
90后竹编匠人刁宽,右手残缺,却用左手编织出无数精美物品。
尽管遭受过冷眼和偏见,也磨破过双手,经历过挫折,因为只能靠左手,编得很难、很慢,也不好看,但他从未放弃。
如今,他的作品登上了时尚杂志,也进入日常生活,发簪、胸针、项链,既美观又实用。
人生是一个不断求“进”的过程,但每进一步都不会容易。对于想做的事,要敢为,对于在做的事,要尽心。
唯有“进”时倾力果敢,方有可能成事。
“退”时坚守本心
1069年,一心想富国强兵的神宗,任命王安石主持制定新法。
苏轼认为新法弊端太多,过于激进,应徐徐图之,屡屡直言上谏,得罪了新党。
但他又不赞同全盘否定新法,并不依附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结果,惨遭排挤的苏轼因小人诬陷,被神宗改任杭州通判,退出京城。
本应是鱼米之乡的杭州,监狱内却人满为患。
原来,有官员为显示“政绩”,强制百姓依新法行事,做不到的老百姓就只能坐牢,其中还有不少被家人牵连的老弱妇孺。
苏轼见状,寻了一个“牢外监行”的法子,让许多百姓免除牢狱之灾。他还趁机惩治了鱼肉百姓的官员,大快人心。
之后,他辗转多地,密州救灾,徐州劝农……便是外放,苏轼也坚持为民谋福。
1085年,神宗驾崩,在外多年的苏轼回京赴任,官至正三品。然而,他却看不惯朝中日益激烈的党争,自请离京。
这一次,是他自己要退,却也是为了“寻个清净的州官,好好做点实事”。
再次来到杭州,苏轼带领百姓消灭瘟疫,度过粮荒,还治理了杭州运河淤塞,西湖水草杂生的难题,并筹建了“苏堤”供人休息。
从此,“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一。
苏轼为官,行事“唯实”,纵使不得不退,也退而坚守。
曾因作品饱受争议的贾平凹,也是如此。
1993年,《废都》仅畅销了半年,就遭到批判。
贾平凹曾提过,最严重的时候,报纸上隔三岔五就有批评他的文章,他连住院都不得安生,最后躲去四川山里。
然而,他是退到了旁人看不见的地方,却不是退出写作。
他说写作是他养家糊口的手段,也是他寄托灵魂的东西,他就要写,还要好好写。这才有了后续更多更好的作品,供读者品味。
看起来无路可进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后退一步。
重要的是,纵然要“退”,也要守住底线,坚守信念,始终依循本心扎实做事,也能挣出一片新天地。
“舍”时坦然放下
苏轼在外为官多年,声名远播,政绩斐然。
王珪为相后,生怕神宗重用苏轼,便与门生炮制了“乌台诗案”,说苏轼居功自傲,作诗暗讽君主,造谣惑众。
苏轼被押送入京审问,关押期间受尽折辱,后经范镇、王安石、曹太后等多人请求,虽死里逃生,却也被贬去黄州。
作为犯官,苏轼没有俸禄,能领的食物用品也远不够一家人吃喝。
在好友的帮助下,他向官府申请了一块军营废弃的坡地,开始做农夫,带着全家人下地干活。
这块城东土地,让他想起白居易也曾在东坡种花,于是便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还自己酿酒,可惜,连他亲儿子都嫌弃。倒是误打误撞做出来的“东坡肉”,很受欢迎。
从天之骄子到耕作农家,渐渐地,苏轼不再像初至黄州时彷徨无措,又开始访友出游,作诗写文,心境也变得平和开阔起来。
“也无风雨也无晴”“江海寄余生”“大江东去”……他足不出黄州,诗词文章却风行海内。
也许是有了黄州的经历,苏轼被贬海南时,也显得一派坦然。
他在儋州行医、开学堂、劝民农桑,与当地人打成一片。
家中缺了菜食,就用诗文去跟老妪换,对方说他过去为官好似“一场春梦”,他还赞对方说得好,称对方为“春梦婆”。
能舍下身份,忘记利禄,坦然面对一切,随时创造“唯美”生活,这大约就是苏轼的取舍之道。
与苏轼同“道”的还有现今94岁的常沙娜先生。
在法国出生的她,年幼时放弃了巴黎的舒适生活,19岁时又抛下美国的学业,跟随父亲常书鸿扎根敦煌。
在那里,她清理流沙、种树、种菜,临摹壁画,70多年间,与她的父亲共同守护了数万件敦煌“国宝级文物”,被称为“永远的敦煌少女”。
人生舍下一些事物,未必就是失去,也可能是重塑生活的机会。
将前事坦然放下,才能继续轻装上阵。
然后,慢慢地在取舍之间找到平衡,日子也就越过越顺心。
“得”时豁达看淡
章惇和张璪是苏轼的同科进士,他们共同经历文风改革,本该志同道合,却因追求不同,最终走向对立。
张璪一心谋求高位,先后攀附两任宰相,假借新法之名牟取私利,未曾做过利国利民的好事,反而只想排除异己,在“乌台诗案”中,他与李定等人合谋,欲陷苏轼于死地。
后来,张璪被贬官,出京之时,除了苏轼,再无一人相送。
张璪以为苏轼是要追究当年的“乌台诗案”,苏轼却坦言那是他命里一劫,陈年旧事,不值一提。
比之张璪,章惇与苏轼的关系曾十分亲厚,苏轼在地方为官遇到难事时,他多次相助,“乌台诗案”时也帮过苏轼。
然而,章惇听信小人,认为苏轼诋毁他,不仅与其割袍断义,还怀恨于心,官拜宰相后,便将苏轼一贬再贬。
苏轼60岁时,被贬去当时被世人看作蛮荒之地的海南,归期无望。
好在,无论身处何地,他都能自洽。
耕种农作、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俨然是“域外陶渊明”。
徽宗继位后,赦免了苏轼,允他返乡。此时的章惇却被贬出京,阖家生活艰难。
章惇之子恐苏轼报复,特意去信探问,苏轼在回信中坦陈,他与章惇相交四十余年,纵然中途有些变故,但他心中情意不改。
章惇闻后,亦是痛哭感慨。
归家的路上,苏轼染病,看着写完的《书传》,感叹道,“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
“唯善”而行,这是苏轼的胸怀,看淡自我,这是他的境界。
能做到者,便能从容。
去年年底,李子柒凭借雕漆视频,再次火爆全网。
谈及消失的三年,她很平淡地表示,在家陪奶奶,休息,去学了一些非遗技艺。对于外界揣测的商业纠纷、江郎才尽之说未执一言。
说到“流量”问题,她也只是说,希望借此多做一些有益于宣传传统文化的事情。
人要有豁达的心胸,失意时不失志,得意时不失态。
无论何时,都能宽容地面对他人,淡然地面对自己,找寻真正的内心祥和,才能过稳生活。
撒贝宁在一档文化综艺节目中曾这样介绍苏轼: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苏东坡,而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你总会遇见他。”
的确,你可以在拼搏时,遇见锐意进取的苏东坡;在进退焦灼、纠结取舍时,遇见畅游天地的苏东坡;在得意时,遇到如明月清风般的苏东坡。
然后,从他的身上,找到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想要成为的模样,想要拥有的生活。
或许这就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爱他的缘故。
想要感受“东坡居士”的魅力,定要仔细读读《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这本书,从他的青年、壮年、老年的种种经历中,获得更全面、更深刻的人生体悟。
愿我们都能如苏东坡般,率真从容地度过一生。
来源:京津冀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