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董其昌的“以禅喻书”论及其书法史观（上）

摘要：董其昌是晚明重要的书法大家，因此，董其昌的书论在晚明也有着十分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特别关注。这些书论因为是纯粹的枯燥理论，学习起来非常乏味，但我却建议大家真正静下心来，认真学习它，又因为它内容较细较杂，我们分成了上、下两篇，这两篇，要合在一起学习。

内容太多，这是上篇。

董其昌是晚明重要的书法大家，因此，董其昌的书论在晚明也有着十分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特别关注。这些书论因为是纯粹的枯燥理论，学习起来非常乏味，但我却建议大家真正静下心来，认真学习它，又因为它内容较细较杂，我们分成了上、下两篇，这两篇，要合在一起学习。

董其昌像

黄惇先生在介绍董其昌书论及书法史观时，分三部分进行了介绍，我们来看：

董其昌生活的年代，当正是李贽、公安派掀起狂澜之时，董其昌曾十分关注当时诗文风气的转变，他在诗文时尚变化的当时，清晰地认识到时代对于文艺的影响，也鲜明地站在反对前后七子的立场上，因此他的艺术思想则必然自觉地融入到时代的社会思潮之中。关于这一点不可不察，更不可视而不见，那些将董其昌书法与晚明诸家书法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正坐此敝。

如果将董其昌在书、画上阐发的艺术思想，与同一时期的公安派于诗、文上阐发的艺术思想相联系加以比较，则不难判断二者实是同一社会思潮下的产物，即都是由禅宗思潮演绎而出，又都以求突破旧传统势力的束缚，企冀从陈陈相因的营垒中冲杀出来。只不过董其昌是从书画领域，而公安派是从文学领域罢了。

董其昌青年时代受到达观（紫柏真可）和高僧憨山禅师（德清）的指点，一夕禅谈，顿然忘饥。

万历十七年（1589），成为进士的董其昌在翰林院日与同年陶周望、袁伯修游戏禅悦，“视一切功名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

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十四岁的董其昌在京郊庙中与李贽邂逅相遇，二人虽年龄悬殊，但于谈禅却十分相投，因许莫逆。

由上述记录可见董其昌与袁氏兄弟、陶周望等人从人生观到艺术观的合拍，正来源于李贽这位前辈狂禅的影响。正因此，就在这一年袁氏兄弟与董其昌、黄辉等在北京城西崇国寺蒲桃林“结社论学”，成为一个营垒中的社友。

此外，董其昌与戏曲的重要革新派首领汤显祖，与贯穿儒释、抨击七子“谬种流传”、李贽思想的忠实支持者焦竑亦关系密切。所有这些当足可说明董氏与公安三袁兄弟、汤显祖、焦竑等不仅有着共同的艺术思想，且曾相互探讨，相互倾倒、赞赏、推引，共举大事，因而可以说他们同是个性解放思潮中推波助澜的主将。

同一思想根源所发展出的艺术主张，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然也未必全部相同。

就公安派而言，从禅宗思想中获得的是主张“独抒性灵”，力求解放个性，冲破因因剿袭的模古主义文风。就董其昌而言，则将禅宗的思辩哲学引入他的论书、论画。在书法，以禅喻书阐发出“顿悟说”和“淡说”；在山水画，则从禅宗那里获得严别宗门之分，重视法脉之传，写出了“画分南北宗论”。在艺术风格上，董其昌追求“率意”和“平淡”，看似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与徐渭之狂放、王铎之恣肆完全不类，其实质却与徐渭、王铎一样，都高扬了作者的主体精神，殊途同归。

就一致的方面而言，董其昌曾说“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这“全身”实同于徐渭所言“真我面目”和袁氏所言“独抒性灵”。

他又说：“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真精神流露处。”这“真精神流露处”又与徐渭所主张的“活精神”、袁中郎所言“本色独造语”同出一辙。

论临古帖，董其昌以为“余书《兰亭》，皆以意背临，未尝对古刻，一似抚无弦琴者”，则更与徐渭论临《兰亭》当“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的观点契合。

凡此种种，多透出董其昌书论中的个性解放精神，并可以看到他与袁氏兄弟在文学领域一样，是在对前后七子所引发出的拟古主义时风进行反拨。这些一致的特质正是董其昌是为晚明之董其昌的一面。

董其昌与公安派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所谓矫枉必过正，故而破多于立。袁宏道言“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从自己胸臆流出，此真新奇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又云：“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

很明显，袁宏道主张冲破传统留下的一切格套，以求变革。如前节所言，我们曾提到袁宏道并非完全否定古代的传统，也主张广博地学古，但他却时时表现出反对以“机格”“格式”“格套”束缚性灵。

郭绍虞先生在论及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关于复古的不同观点时曾有如下精辟之见解：

革新的复古，以复古为变，是他（指袁宏道）所赞同的；雷同的复古，以复古为袭，是他所反对的。变则有其真，袭则亡其真，所以他师心而不师法。法，是格调派（指前后七子）喊出的口号；心，是公安派宣传的旗帜。其分野在是。

董其昌在这一点上显然并不极端，他从不将师法与师心对立起来，他也谈“自运机轴”，也谈“吾神”，但他同时注重古法，称“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他津津乐道在古帖中盘旋玩味，对古法中或某家、某派更是一梳理，如数家珍。对于赵孟頫的“用笔千古不易”论他笃信不疑，称“至于用笔、用墨，文敏所谓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前人正自未可轻议。”

至于在艺术实践上，他则留下了大量的临古作品。不过他的临古作品实与前人大不同，处处展露着率意和己意，并将临古与创造巧妙地糅在了一起。董其昌尝言；

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山谷语与东坡同意，正在离合之间，守法不变，即为书家奴耳。

又说：

临书要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旄旗一变。又如苏、张纵横，同出鬼谷，不为其笼罩。虽肖似不足称也。

这种离合之间的通变观，甚为重要。因为他揭示了历代书法发展的客观规律。

与前后七子不同的是，他在学古时强调顿悟，强调“须参活句，不参死句”，更主张“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而反对尺尺寸寸，守法不变，为古人所笼罩。

与袁宏道不同的是，董氏不反对古法的价值，认为古与我的关系应是“离合之间”、“不合而合”、“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有意味的是，对于袁宏道的极端观点，在公安派末流走入俚俗之弊端后，其弟袁中道曾这样矫正公安派末流的作风，称：“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人，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之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这种修正后的观点，正是董其昌早在其书论中阐发的主张。可以这样说，惟其因董其昌善于以禅宗之思辩来解读书法之奥秘，所以能将复古与创造、守法与变法、继承前人传统与张扬个性精神辩证地融合在一起，而不像公安派末流那样，在发展中堕入空疏而凋敝。此又是董其昌虽为晚明之代表，而又能超越晚明诸家之董其昌的另一面。

董其昌的书论散见于其大量的书法题跋，而集中反映于《容台别集》卷二、卷三《书品》（书法题跋总汇）之中。

与历代书论比较，董其昌书论不同于他人处，则突出表现为“以禅喻书”。比之宋代以禅喻诗的严羽，董氏许多重要的书法美学观皆阐发于与禅宗的联想。他有斋号曰“画禅室”，他的题跋总集《容台别集》卷一中，亦专列《禅悦》一章，其间极尽对禅宗之崇尚。从书画艺术史上察看，董氏书画美学思想的形成，当归结于禅宗的哲学基础。在其众多的以禅喻书的书论中，较为突出的是“淡”说、“熟后求生”说及“顿悟”说。

董其昌以禅喻书论

1、“淡”说

董其昌书法一生求清淡，可以说，“淡”乃其书法审美标准的核心。主要论点见诸下列文字：

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换。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萧氏《文选》，正与淡相反者，故日“六朝之靡”，又日“八代之衰”。

韩柳以前此秘未睹。苏子瞻目：“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犹未得十分，谓若可学而能耳。《画史》云：“若其气韵，必在生知”，可为笃论矣。

三十年前参米书在，无一实笔，自谓得诀，不肯常习，今犹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势为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内典（即佛经）所谓无师智，画家谓之气韵也。

这两段文字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淡”与绘画中之“气韵”一样，“必由天骨”，“必在生知”，非后天人力可强人。但他又引苏东坡文论，日“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因此，这里的由“熟”而造“淡”与不可“强人”似有相悖之嫌。

要回答这一疑点，当从苏东坡“造淡”之说入手。首先苏东坡的这段引文，透蹈出董氏的“淡之玄味”看似从“禅”悟出，实则出于庄子的美学思想。绚烂——平淡——绚烂之极，即庄子所云“既雕既琢，复归于朴”。

其次，董氏所言“淡”的培界，“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也并非否定后天人力。只是在他看来“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与再造平淡这两个阶段并不相同（这在他的“熟后求生”论中可看得更加清楚），换言之，前段求“熟”乃为人力，而后阶段再造平淡是否成功，则大与书家本身素质相关。

由此可知，他心目的“淡”的境界，乃是一种人格精神的表现，一种情性的反映。这就难怪他说“非学可及”了。因此，那后一阶段“绚烂之极”的平淡，只能是“熟”后自己人格精神的反映。关于这一认识，我们还可以引出董其昌在《魏平仲字册》跋中的另一段话来证明。董其昌说：

尝见妄庸子有模仿《黄庭经》，及僧家学《圣教序》、道流学赵吴兴者，皆绝肖似，转似转远，何则？俗在骨中，推之不去。又东施不捧心，未必为人所憎厌也。

这里的“皆绝肖似”，可视为前一阶段之“人力”，但“转似转远”原因正在人格精神的差异，故“俗”，是不可能进入“平淡”的，这也是董氏强调的“淡”乃天骨带来的真正含义。

然而董其昌又深知这种自己人格精神的“淡”，是必须通过学习古人，尤其是从学习与自己品格相近的古人书作中获得，此学习的过程即是“渐老渐熟”的过程。他自然首先选中米芾。米芾诗云“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显然与“游戏禅悦”的董其昌最为合拍。说米芾“无一实笔，自谓得诀”，乃是这种品格暗合的最恰当的心灵写照。

董氏学习古人不以“肖似”为终极，正是以这种对“淡”的人格精神的追求为出发点的。

请看他跋《黄庭经》说：“以萧散古淡贵”；读颜帖，他说：“平淡天真，颜行第一”；临怀素《自叙》，他说“皆以平淡天真为旨，人目之为狂乃不狂也”；评杨凝式，他说：“书骞翥简淡，一脱唐朝姿媚之习”；论苏东坡，则云“奇崛真率”“意忘工拙”“天骨俊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