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是德国史权威杰弗•埃雷从个人治学经验出发，对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回顾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提出，二战后西方史学界经历了由社会史到文化史的巨大转变，但所谓“新文化史”却专注于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各种现实问题，难以帮助人们克服
本书是德国史权威杰弗•埃雷从个人治学经验出发，对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回顾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提出，二战后西方史学界经历了由社会史到文化史的巨大转变，但所谓“新文化史”却专注于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各种现实问题，难以帮助人们克服差异、真正展开交流与对话，所以，有必要对社会史研究加以重新检讨，发掘其之于当下社会变革的应用价值。为此，本书将史学研究置于西方历次政治危机的语境之中，通过考察现实政治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揭示当代西方史学的认知谱系和发展方向。相较于“语言文化转向”和“文化转向”影响下的诸多流行理论，这一探讨在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上均取得了较大突破，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杰弗·埃雷（Geoff Eley），1949年出生于英国，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现任密歇根大学当代历史方向讲席教授。他长期关注德国现代史、欧洲左翼思想和史学理论研究，著有《德国史的特性》《欧洲左翼史：1850-2000》等，获得各方的好评，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在这些卷册中散乱地讲述的故事，最终到了“我所处的时代”，以至于历史学对我来说显得更具自传的属性了。而如同《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那样，我的结尾与我的起点联系起来，因为这部分章节涵盖了我自己从开始到现在的学习、教学和写作的时期。根据我年少时留下的记录，我真正意义上历史阅读始于费迪南·谢维尔（Ferdinand Schevill，1868—1954）的《近代欧洲史》（History of Modern Europe），H. G.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R. H. 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缩编本），以及一部《世界史》（作者记不清了）。在从伊利诺伊州的埃尔金（Elgin）出发到哈佛的路上，我想起了在火车上阅读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的《时间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中对尤金·甘特（Eugene Gant）去往剑桥的列车之旅，及其随后在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面对堆积如山的书卷抓狂，漫无目的地浏览着万卷书籍的记述，以及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的趣事——“别人读书，他阅读图书馆”——尽管这“与学术行为无关，与学术荣誉无关，与正式的学问无关”。阅读普鲁斯特、乔伊斯、曼以及卡夫卡［这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在几年前同样经历了的过程］或许提升了我的品位，但即便如此，我仍在沃尔夫的“书架间的狂欢”的魔咒笼罩之下，尽管更多地集中于学术。在此过程中，我放弃了跟随这两位不顾一切的文学冒险家脚步的雄心。
精读的事暂且不谈，我的欧洲史启蒙教育是通过大学时20卷的“兰格丛书”（“Langer Series”）开始的，这套丛书奠定了二战之前、期间及之后的美国标准。我的哈佛记忆回到了三位身居主导地位的人士同时退休前的最后几年：弗雷德里克·默克，他是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弟子和著名的“牛仔与印第安人”（“西进运动”）课程的讲授者；老阿瑟·施莱辛格，仍继续着他有创建性的社会史著作；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他仍然穿着制服上课，上课之前，他要把门锁上，并经过马萨诸塞大道，去给拉德克里夫的“女孩们”单独上课。并且，还有小阿瑟·施莱辛格，以及奥斯卡·汉德林，汉德林的女儿后来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在古代史方面，有斯特林·道（Sterling Dow，1903—1995）和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1903—2002）。在俄罗斯史方面，有迈克尔·卡尔波维奇（他曾经以拜占庭式的礼仪风格仿照性地模仿了一场共产国际会议，突出俄国历史在面对暴力的世俗革命时有哪些连续性因素），以及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1924—2004，在斯大林死后的一周，他突然开设了一个关于苏俄政体研究的小型课程）。在文学方面，有佩里·米勒、霍华德·芒福德·琼斯、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1896—1983）、哈利·列文（Harry Levin，1912—1994）、瓦尔特·杰克逊·贝特和艾伯特·格拉尔德（Albert Guerard，1914—2000）。然而，我却被吸引到欧洲史那里，更准确地说是欧洲的“历史学与文学”的历史，并很幸运地在众多的听课经历中听了威廉·兰格的课，西德尼·费伊关于19世纪的课（当兰格回到华盛顿时，他从退休状态重返课堂使这门课程得以完成），H. 斯图尔特·休斯的课，以及卡尔·休斯克的课。还有海伦·蒙德·凯姆（Helen Maud Cam，1885—1968）和布赖斯·莱昂（Bryce Lyon，1920—2007）关于中世纪的课程（后者提供了对中世纪史学的洞见，特别拓展了皮朗的考察。皮朗是其导师卡尔·斯坦福逊［Carl Stephenson，1886—1954］的导师）。另有克兰·布林顿关于启蒙运动（以及其他一些内容）的课程，唐纳德·麦凯关于近代法国历史的课程，大卫·欧文（David Owen，1938—）关于近代英国历史的课程。特别是，迈龙·吉尔莫（Myron Gilmore，1910—1978），他像众多其他人那样，最终吸引我进入了文艺复兴的历史和史学史。
继而，从历史学的角度讲，我在20世纪50年代步入了成熟阶段。那时，两大主流似乎正在流行，一个是主流的学术性历史学的实践，强调政治史、制度史和外交史。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它即便不是集中于革命性的期待，也是专注于社会的物质基础。大学毕业后，我被派往德国服兵役，跟随的是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他1953年从哈佛大学教席离职，成了美国高级专员。1955年，我结束宪兵役（也就是保卫欧洲第一个原子能装置），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那时我没有完全投向任何一种实践路线，尽管我被档案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历史哲学所吸引。我的确遵循着职业信念，以至于我诉诸法律史，将之作为一种结合社会思想和社会事实的方式，尽管我自己的那种语言学转向使这种结合呈现出一种并不正统的扭曲。这种激进的选择似乎是对我理解历史的障碍，而非帮助。我在纽约的和后来在罗切斯特的马克思主义朋友都没能祛除我的疑虑。我被隔离在思想堡垒之外，是我军旅后的抑郁心情使然，还是对文学与批评一直以来的念念不忘？实际上，我没有完全按照新左翼的步骤来，是由于我受到了“新”经济社会史，或是心理史冒险（尽管是一种青少年式的、对弗洛伊德和经由朋友的经历获得的各种心理分析的痴迷）的吸引，虽然后来我的眼界因我的同事，包括里纳特·布里登塔尔（Renate Bridenthal，1935—），特别是我后来的妻子博妮·史密斯，扩展到女性史。
作为20世纪50年代末到巴黎的福布莱特学者，我参加了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研讨会，不过他那时关注的是经济和地中海贸易，这并没有令我觉得他的研究比罗兰·穆尼埃（我也听过他的课）的研究和厄尔·汉密尔顿（我后来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的同事）对西班牙物价的研究更接近“新史学”。那时，我已经下决心从事历史学研究，我在法国的两个同事也是如此。他们是奥瑞斯特·兰姆（Orest Ranum，1933—）和塞缪尔·金瑟（Samuel Kinser，1931—）。前者随后与穆尼埃一同工作，之后转向布罗代尔的领域，并在后来还写了一本关于17世纪法国历史写作的诚意之作。尤其要说的是金瑟，他随后完成了其关于16世纪历史学家雅克奥古斯图·德图（Jacques-Auguste de Thou，1553—1617）的论文，并且他跟我一起幻想一种足以取代富埃特的大型考察那种大范围的历史学事业，而富埃特的考察就是我当前计划的深刻根源之一。对于这种期待，我与其他人也经常交流，包括埃里克·科克伦（Eric Cochrane，1928—1985）和马克斯·哈罗德·费西（Max Harold Fisch，1911—1991），不过参考书目是个大工程，在那个依靠4×6英寸的卡片整理文献的前电子时代，这个工程尤为令人望而却步。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经济史、社会史和军事史问世，并在我的同事和学生中吸引了很多追随者，意识形态的运动也是如此，特别是到处都有的关于女性、黑人、少数族裔和联合起来的“倡议性”团体，这些运动用很多方式使历史学的学术活动扩大化、大众化、民主化、全球化和极端化，尽管我自己的兴趣仍然是评估这些领域对史学（诸）计划的意义。这些现象在更早时期的各种倡议活动中也有其先例和模式，尤其是那些在种族、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形成敌对的时期。“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是那种更为尖锐地揭露权力结构及其通常用意恶劣的代理人的努力的残影。而微观史学在我看来不过是激进史学的有意远离且褪袪锋芒的残余物。至于对非欧洲为中心（以及非美洲为中心）世界的了解，与一位中国历史的研究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tke，1938—）建立的亲密友好关系，以及70年代末与一位在女性史和世界史方面引领潮流的法国史家的婚姻，打开了我对这些领域中某些内容的眼界，但我面向地方性认知的视角，立场和对它的态度始终使它们处于我的智识地图的边缘。我有着毋庸讳言的工人阶级背景，也长期在工场工作，但我从未被工人阶级的历史吸引。我很早就被送到基要主义的教堂，很早就对教义的理由感到失望，无论是左派、右派、中间派以及无立场者。并且，我对狄更斯式的杰利比主义（Jellybism）——“置身事外的博爱”——持有全面的怀疑，特别是从学术的角度抱有怀疑。我也从不被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化约主义所吸引，而“新”的文化史使注意力离开了这些过时的计划，这场自我标榜的运动看起来太过频繁地运用无中心的方式填补马克思主义启示下的空白领域，改变了言辞却保留了意识形态的韵律和行动主义的意愿，或者说，至少是学术或修辞言语的代替品，它使历史学家不仅作为权力的批判者，也成了参与者。我认为，即便是在那时，我也倾向于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论纲中解释世界不如改变世界的说法颠倒过来看——第一种权利的拥有甚至就足够艰难了，我这代人很少有人做到，以20世纪90年代的视角来看，这尤为明显。
我感兴趣的领域开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Ren.-Ref.”），在就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什么？［quid sit？］）甚或存在（是否存在？［an sit？］）进行经院式的争论的岁月里，我自己的偏好是考察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连续性。我的出发点通过两个导师得以明确，他们随后成为这个领域的主导：保尔·克里斯特勒以严谨的学术和价值中立的视角，从文艺的体系（人文学科）中寻找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而汉斯·巴龙关注的是由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而产生的“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Bürgerhumanismus），后来由约翰·波考克和其他人跟进溯源。我自己的理念是结合或协调这两种敌对的观点（按照梅尼克和吉尔伯特的公式，是兰克vs. 布克哈特），并追随他们进入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广泛地构想。通过强调法制传统——我称之为“国民人文主义”（civil humanism）——的重要性，我与巴龙意见相左，同时我通过将公民法作为一种人文主义原则考察，并考察其相关的语法、修辞，特别是历史，也通过尝试揭示这些自由艺术遮蔽下的思想丰富性，离开了克里斯特勒的道路。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也从约翰·赫尔曼·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1899—1980）、沃尔特·多恩、谢泼德·克拉夫（Shepard Clough，1901—1990）、阿兰·内文斯、玛乔丽·尼科尔森（Marjorie Nicolson，1894—1981）、约翰·门迪（John Mundy，1917—2004）、诺曼·康特（Norman Cantor，1929—2004）和赫伯特·迪恩那里学了很多。此后我加入了杰克·赫克斯特和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Popkin，1923—2005）关于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的项目。
20世纪70年代，我转向了“真正的历史”（“real history”，这是我的导师，出类拔萃的档案史家加勒特·马丁利的讽刺性措辞），而实际上，我为法学家、胡戈诺教理论家与推行者弗朗索瓦·奥特芒（François Hotman，1524—1590）所作的传记，在马丁利为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所作的传记那里获得了灵感。马丁利所作的传记以他对亨利八世的书信和文字的增补为基础。然而，他对历史坚实性的态度被他的文学性处理软化了，他与伯纳德·德沃托的长期合作加强了这种态度。我自己所做的是与其他三位学者拉尔夫·吉西（Ralph Giesey，1923—2011）、朱利安·福兰克林（Julian Franklin，1915—2009）和已故的约翰·萨蒙（John Salmon，1925—2005）的类似合作。我将他们幻想成伴随我16世纪冒险之旅的三个（另外的）火枪手。这段冒险旅程在我关于法国宗教改革的多方面探索——社会的、制度的和心智的——研究中继续着。我跟踪现代后期的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通过财产法进行追问，财产法是法国大革命及其余波的核心，且尤其是萨维尼、马克思以及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写作的核心。然而，在此关联中，我的主要计划是考察作为思考和判断社会结构、价值和变化方面一贯方式的西方法制传统。于此，我得益于高等研究院几个阶段的学术庇佑，尤其是，得到了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1930—2022）和彼得·帕雷特的支持，并渐渐与马歇尔·克拉格特（Marshall Claggett，1916—2005）、托马斯·库恩、克利福德·格尔茨、莫顿·怀特、欧文·拉文（Irving Lavin，1927—2019）、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1946—）、塞巴斯蒂安·德·葛拉奇亚（Sebastian de Grazia，1917—2000）、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1909—2002）、劳伦斯·斯通、杰洛德·塞吉尔（Jerrold Seigel，1936—）、西奥多·瑞伯（Theodore Rabb，1937—）、罗伯特·达恩顿、昆廷·斯金纳建立了联系。
我的教学实习期主要是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SUNY Binghamton）供职。在那里，诺曼·康特在他另有所谋之前一直是历史系主任。随后我也在罗切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教书。在那里，历史系是在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1930—2012）颇具争议的领导之下。他有着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履历。在这两个单位，我都结识了亲密的朋友，尤其是查尔斯·弗里曼（Charles Freedeman， 1947—）和桑福德·埃尔维特（Sanford Elwitt， 1936—1988），不过，我真正的知识分子交际圈遍布世界，除了研究，还有另一个动机，即游历欧洲。
20世纪80年代，在我被选为《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我也是在这里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编辑时，我回到了心智史（此外我还远足到维希研究的那片荒芜之地），而此后我很快就转到了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从阿瑟·洛夫乔伊的时代开始，《观念史杂志》已成了一个跨学科的领域，而这个领域也越来越多地被更为专题化的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史，以及史学史的期刊补充。我在其他方面继续对我的跨学科兴趣有所追求，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福尔杰图书馆（Folger Library）开办了一个很多年前保尔·克里斯特勒介绍给我的旧主题的研讨班，即关于知识分类的主题——除了出版了一本文集，研讨班的成果之一是康斯坦斯·布莱克韦尔（Constance Blackwell，1892—1985）牵头的国际心智史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近些年，心智史通过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和建构主义得到了再度调整，参涉其中的还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诠释学。作为编辑，我对一再声称新颖的说法表示怀疑，而实际上我在近来对“观念的传袭”（descent of ideas）的研究中试图唤起历史思想及其情境更深层的根源。洛夫乔伊大概不会在意这种（某人或许会称之为反哲学式的探究）再度评估，尽管我认为拓展他的领域并使之实现国际性的殖民化是他乐于见到的。
至少从职业的要求上讲，我试图与时俱进，但在第三个千年之初［仍是遵循着被编入世界各地电脑的“尊者”比德（the Venerable Bede，672/3—735）的基督教编年］，我继续对新事物的宣传持怀疑态度，尽管跨学科交流空前频繁，且技术革新的应用已经改变了探询的程序。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的反差并非原则性的内容，而实际上，也仅仅是对由来已久的普遍史和专门史或说是地方史，给予了明确的认定。从原则上讲，文化研究或是“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hichte, histoire quotidienne）的扩展也根本没有拓展上层和底层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的范畴。“全球史”使得世界史更为丰富，但是它所称颂的东西总是忽视在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可追溯至“旧制度”乃至基督教和古代异教的宏大传统。此外，对于全球视角的选择仍大体相同：对假定的人类统一进行更新的和世俗化的宏大叙事；生物学意义上或是进化论式的框架，其中，诸如出生、死亡、疾病以及食物生产这些经历被作为框架维系最基层的公约分母；还有人为性的框架，尤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框架（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或世界体系理论）。世界史同样与微观史计划相适应，如近来针对鳕鱼、咖啡、茶叶、盐、啤酒、煤炭、肉豆蔻和香料的全球范围的研究。不过，这些也不过是在人为地服务于历史叙事，而不是来自那种老式的百宝箱中的偶然所得。无论如何，这种全球视角虽然（像普遍“观念”的历史那样）会接纳推断式和比较式的研究，但都超越了地方性认知，并在此意义上突破了严谨的历史学探询的学科范畴。
选自《从文化史到社会史：战后历史学家的思想轨迹》（杰弗·埃雷 著，刘超、刘星妙、王霞 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感谢出版社授权刊登。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