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学术与人生——笔谈“60后学人随笔”丛书

摘要："60后学人随笔" 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作者李怡、赵勇、王兆胜与刘福春先生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2025年第5期（总第411期）发表文章《60后学术与人生——笔谈“60后学人随笔”丛书》，展现了“60后”一代学者的独特价值与思考。

﹝图书评论﹞

"60后学人随笔" 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作者李怡、赵勇、王兆胜与刘福春先生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2025年第5期（总第411期）发表文章《60后学术与人生——笔谈“60后学人随笔”丛书》，展现了“60后”一代学者的独特价值与思考。

【导读】60后学者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生涯，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思考，不仅反映了个人的成长轨迹，也反映了整个时代的面貌。本访谈录聚焦于“60后”一代学者的学术与人生经历，他们展现了“历史过渡一代”的独特价值与思考。

【关键词】60后学人学术与人生 20世纪80年代

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刘福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60后这一代的人生

「READING」

李怡：这套书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60后”这个概念。这涉及丛书的缘起，也关乎我们这些作者对自身体验的提取和表达。就“缘起”而言，这里有一个我们60后“相遇”的故事：也就是我——一个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60后，与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黄立新社长——来自北京大学的60后的共识。丛书的诞生有些偶然。我偶然读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传记文学》，上面的普通人忆旧很吸引人，就陆续给他们写了些东西。因为《传记文学》带有留存历史的意味，我开始写20世纪80年代北师大的一些故事，慢慢就形成了一个专栏，连续不断地推进。有朋友说这些内容挺有意思，问能不能结集成册。在“阿来书房”的一次活动中，我和黄社长聊到这事，他也很感兴趣，彼此就产生了共鸣。我是1984年进入北师大，黄社长是1984年进了北大，我们是同一代人，有着一系列共同的记忆，有着那个年代共同的人生和求学经历。黄社长还进一步提议，与其这样单独出一本集子，不如团结更多同代的学人一起做。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其他老师写的人生回忆，深受启发和鼓舞，像赵勇兄和兆胜兄，他们写得比我早。赵勇兄的文章里包含了他对人生的见解，包含了不少值得深挖的“学案”。兆胜兄的文章则讲述了他从小到大的求学故事。我家人看了王兆胜老师写他姐姐的文章后，感动得泪流满面，成了“王粉”，四处搜索王老师的文字，可见他文字的感染力。经过黄社长的提醒，我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做出有意思的东西。

后来，我便着手联系了更多人，比如北京大学的吴晓东老师，还有苏州大学的王尧老师，他们这几年也写了不少东西，而且我发现大家的作品有相通之处，都在高校工作，不完全是埋没于纯粹的学术论文，还有些用随笔的方式来表达人生体验的冲动。和黄社长商量之后，我们决定集成一个文丛。我想以后有机会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更多地展示我们这代人的感受。

在我看来，所谓的60后这代人有些特殊，算是“历史过渡的一代”。在我们之前是50后，之后是70后、80后，尤其是80后，接受的是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阅读中外文学经典成了必修课。但我们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接受中小学教育之时，国家教育资源还很贫乏，我家里出现的第一本文学名著是《水浒全传》，但那是为了批判宋江才有的，并不是为了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有系统有明确意识的文化教育得等到我们上大学之后，那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像“走向未来”丛书这样的书籍出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是说，我们这代人本来来自相对荒芜、贫瘠的年代，到了十七八岁，一下子因为改革开放才打开了眼界，有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感受。这与当今课堂上济济一堂的年轻的研究生、大学生根本不同，他们是在完整的知识结构中长大的，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代人有些浅薄、苍白，学术的基础也未必多么牢固。我的一个学生就说过：你们这一代人与中外文化传统都有距离，好像还有些“笨”。这话有它的敏锐性。不过，问题也来了，究竟什么是“中外文化传统”呢？除了对书面知识的学习，人生的浸润和社会文化的感受是不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养育？这可能涉及对“传统”的更深层的理解。其实，百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可能不少，但与数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相比，可能真正深层的结构还是没有改变，在表面的知识传授方式有所调整的年代，其实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却在被我们尽情阅读，就是说，与后来的青少年主要在考试教育中学习知识不同，我们60后的成长似乎更具有“天然”性，获得了更丰富的自我生命展开的可能。就像兆胜兄的《生命的密约》，其中所讲都是一个生命跋涉前行的故事，求学的艰难，奋斗的曲折，人情世故的变迁，都是有血有肉的生活点滴，都是单纯“知识”所不能涵盖的丰富经验。我觉得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感受、记忆和文字，彼此不可替代。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一个大时代的过渡，从开始到结束，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赵勇兄的文章里就包含了很多这样的思考，值得我们细细咀嚼；而兆胜兄的文字则写尽了那个年代的成长和酸甜苦辣，令人百感交集。

赵勇：我接着李怡兄的话，也来谈谈“60后”。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承上启下，是过渡的一代。20世纪70年代，我们正是求知若渴的年纪，但书籍资源极度匮乏，常常处于无书可读的境地。记得当时我偶然找到半部《西游记》，读得那叫如痴如醉，甚至不舍得太快把它读完。70年代中前期，可读的读物十分枯燥单一，稍微好一点的书都贴上了“封资修”的封条，无法见到，所以当时只能读到一些允许读的文学读物，像《激战无名川》《虹南作战史》《敌后武工队》《连心锁》《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它们虽然也能稍解饥渴，但文学性是很差或比较差的。所以我们这代人在童年少年时代，基本上没被文学名著滋养过，也无缘学到传统文化，因为当时的历史语境是“批林批孔”，孔老二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出现的。

所以我在我的《做生活》里也表达了一个看法：我们这代人先天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后天再怎么大鱼大肉，恐怕也很难补上身体的亏空。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很难做出大学问的。正视这一点绝非谦虚谨慎，而是要提醒我的同侪明白，我们可以努力，但有些东西并非努力就可以得到。在著书立说的事情上，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

王兆胜：我们6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50后经历的苦与难，我们只是浅尝辄止；70后面对的全新世界，我们当时还在入口处。实际上，我们避开了风和雨，有了更加浓缩的人生。站在代际转换的链条上看，60后是改革开放后通向美好人生的“界”与“桥”。

我的阅历很坎坷，上大学之前吃不饱饭，只能吃烧心的地瓜红薯；上大学后，感觉世界变得非常美好，有很多饭菜可选。那时，国家每月发给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22.5元，基本可以维持生活，家里只补贴一点日用费即可。我们是属于免费读大学的师范生，现在想起来，如无国家关爱，我们这些农民之子很难读得起大学。从这方面说，我对党和国家是感恩的。

童年的农村精神生活更为贫乏。当时，我能读到的书只有《高玉宝》《金光大道》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桐柏英雄》和《烈火金刚》，那种英雄气概与硬骨头精神融入了血液，直到今天仍是我的精神之钙。

如果说，作为60后的我有什么独特处，那就是在不断接受失败和挫折的过程中形成的打不倒的性格以及钢铁般的意志。像一个攀缘者，我在不断超越外在世界，更是不断突破自我的局限。我的智力平平，但在读书的进程中，能体会到人的潜能巨大。原来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的进步，不仅考上大学，还读到博士，成为学者、教授、作家。

作为60后的一员，我是很普通的，却一直能感受到自己精神的提升。现在我家里藏书甚多，并沉醉于读书写作的欢娱中。书籍与精神生活对人的滋养特别重要，这不仅让人快乐，还可以养老，更能提升身心，澡雪精神。

李怡：王老师这话说得厚道！站在60年代，却深深地感佩50年代，自称是“最幸福的一代”，这里其实也是一种境界。就是说以更为宽大的视野和胸怀看待历史，从我们自己的有限性出发，感恩历史的赐予。“幸福”的感受其实还是来自我们后来对更长时段的历史的认知。历史的事实是：经历简单的我们又比前人享受到了更多的机遇和照顾，遭遇的灾难和不幸却少了很多。对自我有限性的承认可能也给了我们一代人更多的“打量”契机，重新看别人，重新想自己，也重新观察这个世界。“60后学人随笔”，这应该是特别丰富的主题。

刘福春：赵勇兄说60后是承上启下过渡的一代。60后“承”的应该是40后或30后，绕过了50后，像李怡《我的1980》讲到的王富仁、蓝棣之、任洪渊、童庆炳等老师，无论为人还是学问都直接影响了你们，影响还很大。而50后在六七十年代要做的是“决裂”，用当时髦的话是“彻底地决裂”。60后基本还有一个完整的学历。我是50后，我们这一代大多数学历是不完整的，小学、中学都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我上大学又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学制比你们短一年。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吃草长大的，好多东西是从反面教材里学来的，比如没有“批林批孔”运动，我连孔子是谁都不知道。

二、1980与我们

「READING」

赵勇：至于80年代，我们这代人的情况应该都差不多。以我为例，80年代是我真正的求学阶段，80年代中前期我上大学，中后期我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改革春风吹满地，瞬间就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后来在山东师范大学读研期间，我依然能够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冲击，那是一种全方位的思想洗礼。当时一些图书对于拓宽我的视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刚才提到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的《在历史表象的背后》《西方的丑学》《人体文化》《艺术魅力的探寻》等，真是让我开了眼。

回顾那时的岁月，可以说如果没有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这代人的今天。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能稍稍弥补一下我们的先天不足，学有所成，与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上学机会，与思想解放、西学东渐、“窃火煮肉”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常常把80年代看作黄金时代，因为那时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学术研究方面，环境和状态都是最好的。那时没有诸多的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也没有A刊B刊C刊之说，阅读、写作、思考都处于非常自由开放的状态，我们尽情享受着思想解放带来的成果，一路跌跌撞撞地坚持走了过来。所以我们去怀旧的话，这种“旧”可能还有些价值，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无“旧”可怀。

这套丛书中因为《我的1980》出版最早，拿到书后我很快就读完了。最近我又读了北师大资深教授王宁老师的《学林追远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就觉得把这两本书对读，会很有感触，因为它们都讲了许多北师大中文系的故事，例如，李怡老师提到了王富仁老师、蓝棣之老师、童庆炳老师等，那是80年代的北师大风貌，也是学生视角。而王老师笔下虽然也主要聚焦于80年代，写了她的老师，但她写的是另一拨老师，是钟敬文、启功、陆宗达、俞敏等老先生，同时她还是教师视角（她在1983年调入北师大中文系）。所以，王老师笔下的老先生的故事和李怡这本书中众老师的故事就不太一样，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

刘福春：无论是50后还是60后，我们都共同经历了80年代。80年代对50后、60后都很重要，70后那时候还小。80年代是一个开始，新思想、新观念，不断出现的新生事物让人眼花缭乱。80年代给予我们太多值得留恋的。对我个人来说，80年代让我找到了自己，并给予了我相对自由的发展环境，像赵勇兄讲的，那时没有诸多的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80年代并不是没有问题，但总体来讲是宽容的，像我这样学历残缺又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没有80年代就不会有今天。

李怡：80年代是60后的人生“进阶”。从年龄上说，80年代是60后必然走进社会、完成独立人生的新阶段。当然这个阶段不仅仅属于60年代生人，因为50年代的一代差不多也在80年代的早期打开了新的人生。那么，60后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50后进入新时期几乎是披荆斩棘的，前方是历经沧桑的岁月，没有多少辉煌的史迹，他们的独立探索在某种意义上也奠定了他们较为持久的历史地位。但是我们60后有点差异，特别是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进入大学接受新时期启蒙之时，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繁荣昌盛了：之前的50后是我们尊敬的师长，我们无法绕开这一巨大的历史文化自说自话，而紧跟我们而来的70后、80后较我们接受了更为完整的现代教育，一些文化的积淀也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具备的。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过渡”。

当然，这所谓的“历史过渡”也是后来的历史体验让我们“追加”上去的，在80年代当时，更多的还是一种“被打开”的激情，在那时，国家的总体追求与知识分子的个人思想探求高度融合，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今天的青少年往往愿意将自己描述为多么“叛逆”，仿佛没有叛逆就没有自己的成长。其实扪心自问，我们60后并不怎么叛逆，因为当时国家历史的大趋势已经鼓励我们走在新的人生理想之中了。与其说是“逆势而动”鼓励着我们，还不如说是时代对现代化的共识激发了我们。从总体来看，60后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小心翼翼中汇入时代的洪流，我们私下的人生理想是由国家民族的主流思潮推动着革新和跃进的。《我的1980》讲了这样的故事，赵老师、王老师的书也从另外的角度讲述了这样的记忆。

王兆胜：中国的80年代，如激奋人生的船帆，一下子将我们60后的大学生带入人生的大海。我1982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的第一堂入学课是由一位古典文学老师上的。这是新生入学的保留项目。记得当时这位老师满头白发，不带讲稿，缓缓走进讲堂，于是古典诗词像涌泉般往外喷出，一如诗情画意和生命的彩虹，让我眼前一亮，并感到满目春光。这是首次我接受知识的滋养和生命的充电，其感受何其美妙。后来，我对知识、文化、精神、智慧充满向往，都与此有关。

80年代是个知识爆炸，新理论、新方法满天飞的时代，也是人文精神和思想解放的时候。当时，讲座不断，各种新鲜的观念、丰富的思考层出不穷，这让在校师生感到每天都像过节似的。记得王富仁教授到山东师范大学讲座，他是山东人，又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听讲座的人山人海，形成江海潮水般的盛况。那天，王富仁先生没有被讲稿束缚，而是放任而谈，思想如江河般涌流，仿佛一大片铧犁将春天的沃土翻起，那是朵朵激情的绽放与智慧之门的开启。

当年，我的硕士导师朱德发是位中年英才，他的五四文学史研究不仅在山东更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朱老师不仅以人品的光辉感染学生，更以学术的灯盏照亮我的学术人生。他以饱满的激情、学术的执念、人道主义精神、对理想的向往熏陶着我，也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人生道路。朱德发老师眼睛明亮，透出一种大爱情怀，这让我想象那天上的明亮星辰。80年代，是我人生的幸运期，不能不说得助于恩师朱德发教授，也受益于那里的众多名师，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的美好校园。

经我的副导师查国华介绍，在魏建师兄的带领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张小鼎先生引荐，我们在80年代到北京访学，见到了冰心、曹禺、秦兆阳、陈企霞，还有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这是一次幸福快乐之旅，也是学术生命的开光时刻。作为年轻的研究生，我与师兄魏建、师妹冯济平一起，当面感受作家、批评家、学者的风采，并聆听其对于学术人生的经验谈。近四十年过去了，当时留下的照片仍闪烁着动人的清纯与美好印记，时光如昨日般自然清新。那时，我的感觉真像走在铺平的阳光大道上，一颗年轻的心在上面奔驰就好了。

1993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师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散文研究专家、散文家林非先生读博士，开启了新的征程。于是，80年代被画上一个闪亮的句号，90年代亦如朝阳般升起。

三、今日大学的学术体制与文学写作

「READING」

刘福春：读了这套书以后，我觉得这里面可讨论的话题很多。今天我想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之前讲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个事儿。我想这事关作家是不是能培养出来的。如果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那中文系想培养也没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法有道理。有一次开会，谈到作协说要培养作家，当时莫言也在，我说如果莫言承认是作协培养的，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要是不承认，那作协培养作家这个说法可能就有问题。作协是作家的团体，作家是自己成为作家后才加入作协的。作协是维护作家利益的，不是培养作家的，就像妇联不是培养妇女的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毕竟很多作家也不是被培养出来的，中文系也培养不出来。

李怡：刘福春老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一位体制内的高校学者如何对待“专业工作”之外的事情？我将学术研究视作“专业之内”，因为目前高等院校的评价要求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慢慢忘了，文学的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本来就有很大的不同，对文学思维的体察和理解一定是文学研究的极其重要的基础，文学是我们回避不了也不应该回避的东西，而文学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写作”，用今天的话来说还是属于“创意写作”，两者应该有一种很深的内在联系。如果高校的“专业工作”拒绝和排斥了“写作”活动，那就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我这么辩护，似乎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天需要我们回答的是，现实世界的高等中文教育如何激发学生的写作能力？如何让创造性的写作成为一代大学生的基本素质？而这样的写作教育之路又该如何展开？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几个人就能够圆满回答的。不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至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并不只是在从事“专业工作”，持续写作，特别是写作行为背后的人生观察与体验从未间断。这里的文字不会是字字珠玑，但肯定是大学知识分子质朴而坚实的人生记录，可以让我们重新估量文学写作的位置和方法。

赵勇：刘老师与李老师谈及的问题都很有意思，我也可以以自身为例，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当年我在山西一所高校教书时，主讲的一门课就是“写作”。那个时候虽然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之说，但每个大学的中文系都有写作教研室，都开写作课。但世纪之交以来，许多高校的写作教研室被解散，写作课被取消（比如北师大文学院就是如此）。这样一来，学生就失去了写作训练的机会，也失去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冲动。最近这些年，创意写作兴起，一些高校又恢复了写作课，但这种课是面向特殊人群的，其培养目标也与原来的写作课不太一样。就是说，一般的中文系学生依然不可能受到真正的写作训练。

由此我便想到，大学中不应该只是学术性写作，也应该把文学性写作提到一个重要位置。我总觉得，一个学中文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都应该具有文学写作的本事。因为文学写作不仅可以“述往事，思来者”，而且由此训练出来的文笔还可以滋润学术性写作，让它显得不那么僵硬、死板。近年来，我步我的大学老师梁归智先生后尘，倡导论笔体，希望学术写作论笔化，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这几位写散文的人，论文肯定也写得也不难看。就是说，我们的论文有没有新观点可另当别论，但可读性应该是比较强的。这正是文学写作给我们的学术写作带来的好处。

王兆胜：今天大学的学术体制以学院派为主导，这一面带来文学研究的理性化、学术性、规范化，另一面也出现刻板机械甚至缺乏文学性的困局。如何在发挥学院派的优势的情况下，避免把学问做“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当前，不少大学开设创意写作课，这有助于改变以学院派为中心的学术风气，但也难以深入改变大学的学术体制的内核，特别是启动灵思与让智慧闪现。这就需要学者型作家的涌现。当然，不少学者退休后开始转向写作，并取得显著成绩；也有些年轻学者开始加重创作分量，但对于以学院派为中心的大学体制来说，这毕竟还是少数，难以撼动学术体制的固化。因此，“60后学人随笔”丛书就有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学人随笔重知识、文化、思想，更强调灵性、文学性、审美力量。这是一个学术体制与文学写作互为融通、促发、激活、再造的过程，最后还要归于学人的心灵净化、生命激励、精神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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