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往事录❆地方文史篇】邹平醴泉寺的中兴时代

摘要：南北朝时期，一些寺院开始拥有大量的土地，并逐渐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巨大的寺院独立经济。这种独立的寺院经济，不断发展，必然与国家世俗政府的切身利益发生矛盾，结果产生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灭佛事件。由于邹平的醴泉寺创建于北魏延昌二年，是在北魏武帝灭佛事件之后

南北朝时期，一些寺院开始拥有大量的土地，并逐渐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巨大的寺院独立经济。这种独立的寺院经济，不断发展，必然与国家世俗政府的切身利益发生矛盾，结果产生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灭佛事件。由于邹平的醴泉寺创建于北魏延昌二年，是在北魏武帝灭佛事件之后，所以醴泉寺只受到北周武帝灭佛的冲击，其被冲击的程度今天已经无法得知。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为隋唐鼎盛期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隋朝在结束300年分裂局面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和平现象，隋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隋炀帝也继承了隋文帝的佛教政策，使佛教很快从北周武帝灭佛事件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唐朝早中期帝室，很重视对于佛教的利用，组织译场，支持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的活动，直至唐元和六年(811)为止，绵延183年。

武则天称帝后，对把她说成是弥勒佛化身的《大云经》格外欣赏，并令全国各州和两都都要建置大云寺。

武后的谕令得到全面执行。迫于形势，又受当时财力物力的贫乏，地方官员曾将龙台寺改名大云寺，以应付朝廷。此事载于志公碑正左下侧。改称大云寺的时间应在唐中宗重建之前，估计历20年左右。

屹立在原醴泉寺遗址处的志公残碑（拍摄于1990年代）

从志公碑文可知，自庄严法师建寺后，历经195年，由于破损严重，“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岁次景子，爰有齐州正智寺都维僧仁万，俗姓李，字道寂，慨兹堕坠，”进行重建，自此，“山灵掩以重开，法俗欢康，人神亢悦···”。如今，我们仍可从碑文中追寻大唐太极元年（公元712年）重修醴泉寺开光典礼的盛况：

“···即以二月八日，亲率阖境老幼，大会新寺，表庆天恩。又於（缺二字）之尊卑，就列雁行，齐听（缺三十二字)，忽见有醴泉（缺四字）三四尺，深浅三尺余，色净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饮，感觉蠲疴。”“（缺二十七字)上闻（缺二字）垂感，有敕改名为醴泉寺。仍更抽入册九僧，住持行道”。《山东通志》及《邹平县志》关于醴泉寺的记载，估计概出此碑文。

这次重修醴泉寺，仁万（李道寂）法师可谓立了大功，他自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开始重修醴泉寺，从筹资、设计、组织工匠施工到组织庆典，历时竟7年！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时代，重建醴泉寺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大概由于过分操劳，庆典后的第二年，仁万法师不幸死于寺中，被葬于寺南之龙台，后人称之为高僧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