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的前八年，就已经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爆发，而且满清必输

摘要：自满清与日本分别遭遇西方列强入侵之后，分别走上不同的富国强兵之路，满清实施的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日本也在“黑船事件”后开始了明治维新，以推翻了现有的德川幕府，建立君主立宪的近代天皇制为主。

自满清与日本分别遭遇西方列强入侵之后，分别走上不同的富国强兵之路，满清实施的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日本也在“黑船事件”后开始了明治维新，以推翻了现有的德川幕府，建立君主立宪的近代天皇制为主。

有别于晚清洋务运动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不同，明治维新将改革的目标划分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但两国有一项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以军事为主，必须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

但两国的差别在于，满清变革更多是关注于技术，仅仅局限于武器装备的升级，没有触及根本，而日本则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核心是“和魂洋才”（福泽谕吉），意思是保留日本原有的民族精神（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的情况下，不断吸纳和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等先进之处。

俾斯麦对此有着最深刻的点评，“日本人到欧洲，学习和讨论的是欧洲的政治、研究学术，想要带着一身本领回国改革，而清国人的除了少数有先见之明外，其余都浑浑噩噩，不懂世界潮流”。说白了就是，日本学到了其中的核心，而当时的中国人学的其中的皮毛，而且皮毛还没有学好。

同治十三年，日本入侵台湾，这就是中日第一次交锋的“牡丹社事件”虽然最后以日本退兵结束，但满清还是赔了日本60万两白银，但此事也引起了满清的高度警惕，建设现代化海军已经是刻不容缓，李鸿章为此上书慈禧，他在《上奏筹议海防折》中提到：“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由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

不能说李中堂没有远见，可他奏本的核心精神在强调“自守”，大清的海军重点在于防御，可同时在开发现代化海军日本却是另一番景象，明治天皇在诏书里直言不讳地写道，他们要“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带有明确的侵略性，是“进攻”。这就证明了八年后北洋水师失败的必然。

明治维新的理论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建议，宣扬侵华主张，要像西方列强一样侵略、瓜分东亚邻国，朝鲜，中国。“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在这种理论宣传下，中日大战将在朝鲜揭开序幕。当时朝鲜作为中华宗藩体系下的藩属国，长期处于中国的荫蔽之下。在满清光绪二年，日本明治九年的时候，日本开始计划入侵朝鲜，于是派遣一支海军前往朝鲜，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日本对朝鲜国王是高宗李熙表示，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拥有和日本平等之权，并要求互派使节，朝鲜开放通商口岸，日本人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本质上是啪啪地打大清的脸，但清朝这个宗主国已经徒有虚名，满清虽然反对但又无可奈何。

面对列强的强取豪夺，朝鲜内部陷入了动荡。此时的朝鲜“体制”和大清很类似，国家的实际控制人是李熙王后闵兹映（好比是慈禧），但表面上的当家人是“大院君”李昰，他是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和醇亲王奕譞与光绪的一样）。

朝鲜当时情况就是儿子李熙继承王位，由生父李昰辅政。但李熙的王后闵兹映对此不甘心，她想让老公实际控制王权，也就是她自己当家，由于“大院君”李昰背后是满清，为此闵兹映就极力主张引入日本势力，希望借助日本进行改革，对抗大院君势力。李熙夹在生父和爱妃之间，里外不是人，实际上就是庸君。在这场朝鲜宫廷权斗，最终演变成为中日冲突的导火索。

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大院君李昰面对闵妃和朝鲜亲日派压迫（开化党）发动了“壬午兵变”。鼓动没有领到军饷的朝鲜官兵起义，攻击亲日派，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本使馆被烧，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闵妃集团的亲日派官员大量被杀，闵妃打扮成宫女逃出宫才躲过一劫。

大院君李昰想利用兵变执掌大权，却忽视了满清与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两国都时刻关注着朝鲜的风吹草动，“壬午兵变”一发生，中日都对朝鲜展开了行动。

朝鲜壬午兵变后，慈禧命吴长庆所部奉命入朝，平定兵变，期间，24岁的袁世凯初露锋芒，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袁世凯由此成名。

兵变33天后，大院君李昰被清军逮捕，押往中国软禁。清朝之所以火速派兵入朝平乱，就是为了避免日本的政治干预，朝鲜就在满清龙兴之地一侧，满清绝不能容朝鲜朝鲜有失。而日本借口日本人在朝鲜被杀，强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获取赔款，又效仿中国，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此时满清与日本都在朝鲜扶植了各自的代理人，一派为“事大党”，坚持事大主义，顾名思义，即仍旧效忠宗主国清朝，亲近中国；另一派为金玉均等为首的“开化党”，主张依附日本，以日为师，实现近代化。

满清光绪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12月，亲日派代表，朝鲜副相金玉均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下。发动了“甲申政变”，暗杀亲中派官员，并引日军攻打王宫，挟持国王李熙。金玉均想要在朝鲜也实现一次“维新”，宣布废除中朝宗藩关系，殊不知，他只是被日本当枪使。

得知朝鲜发生政变，满清驻朝鲜使臣袁世凯立即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于是，袁世凯第一时间写信给驻守旅顺的四叔袁保龄，提出稳定朝鲜四策：

一是力保朝鲜，朝鲜是大清“第一要紧屏藩；二是，因此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大清不可双线作战，但必须备战。三是大清军队必须立即进入朝鲜；四是释放大院君回国，打击朝鲜亲日派。袁保龄收到袁世凯的信函后，将其转给给李鸿章，事后，慈禧与李鸿章基本上采纳李鸿章的建议。

26岁的袁世凯展现出了杀伐果断的一面，在没有未收到清廷的指示的情况下，就提前发动军事行动。袁世凯掌管着驻扎汉城的军队，他先致信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声称，他应朝鲜国王请求，将率队进宫，保卫国王，别无他意，希望日方多多配合。竹添进一郎由于国内没有的指示，拒不作答。

于是袁世凯故意大张旗鼓地援助朝鲜，取得了外交上的先机，随后火速率军进宫，于乱军中救出朝鲜国王李熙。李熙移驾袁世凯兵营后，便公开痛斥“开化党”人金玉均等犯上作乱、诛杀大臣，由于国王已被解救，乱党失去了筹码，很快作鸟兽散。

政变发生的六天后，12月10日，袁世凯护送李熙回宫，控制朝鲜王宫，亲日的金玉均在此情况下逃亡海外。由于袁世凯的远见卓识，满清控制了对朝鲜局势的主动权。日本人对此感慨：“袁之外交，诚有飙悍之手腕哉。”

但日本不甘心失去朝鲜，于是随后和清朝展开谈判。清光绪十一年，明治十八年三月，以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的日本使团抵达天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学臣李鸿章开始谈判。

伊藤博文一见面，就直接要求李鸿章处分驻朝的清军将领、赔偿被杀的日本在朝侨民、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但这提议被李鸿章断然拒绝，最后，中日各退一步，避免事态恶化。当年年4月18日，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其中有一条规定，朝鲜若再出现重大变乱，两国皆可派兵，但须互相知照。这为后来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在这次交锋中，清朝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在之后的谈判中却表现得软弱无能，丧失了主动权。

事后，慈禧正式让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多次立功的袁世凯成功得到任命。从这一年开始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他成为清朝在朝鲜的全权代表，地位如同“监国”。清朝派袁世凯驻扎朝鲜，是为了“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维护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遏制日本、沙俄等国对朝鲜的渗透。

而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找不到可乘之机，只能再次利用朝鲜的内乱挑起事端。光绪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李熙在此情况下正式向清朝提出求助。满清对此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