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许总，您看这份资产转移报告，王部长上个月已经把三百万悄悄转到了香港的离岸账户。＂财务小李把文件递过来时，我的目光越过宴会厅，正好对上王建国那张笑脸。

生死契阔

＂许总，您看这份资产转移报告，王部长上个月已经把三百万悄悄转到了香港的离岸账户。＂财务小李把文件递过来时，我的目光越过宴会厅，正好对上王建国那张笑脸。

那是二零零四年的深圳，我和建国的电子厂正在庆祝创业十周年。

谁能想到，我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发现了他的背叛。

我叫许志明，八十年代末从山东烟台一个小镇考到广州上大学，遇见了同乡王建国。

那时候的建国眼神里总有股倔强的光，像极了我爹年轻时的样子。

头回见他，是在学校食堂排队买馒头。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裤子上打着补丁，却干干净净的。

＂老乡？＂他听出我的口音，递过来半包＂红塔山＂，＂来根烟？＂

就这样，我们熟络起来。两个北方来的穷小子，在南方城市里惺惺相惜。

大学四年，我和建国同吃同住，一起打小工挣生活费，一起通宵达旦地复习考试。

记得有回冬天，我发高烧到四十度，是建国背着我走了三公里到医院。那时候学校周围路还没修好，他踩着泥泞的小道，一路没歇着。

＂大傻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跟你爹娘交代！＂他抹着额头的汗，语气里满是责备，眼神里全是担忧。

那一刻，我知道这辈子交了个好兄弟。

毕业那年，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南国。深圳特区刚刚建立不久，到处充满机遇与挑战。

＂志明，去深圳闯闯怎么样？＂一天晚上，建国趴在宿舍的木桌上，翻着报纸上关于特区的报道，眼里闪着光。

我没多想就点了头：＂去就去，大不了饿死在那儿！＂

年轻人，就是有这股子不怕天塌下来的勇气。

八九年夏天，我和建国拎着两个破旧的帆布包，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终于到了深圳。

下火车那天，天气闷热得很，空气里飘着股子潮湿的咸味。站台上挤满了和我们一样，揣着梦想来打拼的年轻人。

＂看那边！＂建国指着远处高楼林立的景象，脸上是掩不住的兴奋，＂志明，咱们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们在罗湖区一个城中村里租了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每月房租一百二十元，几乎占了我们初到时工资的三分之一。

屋里只有两张单人铁床，一个四斗橱，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夏天的深圳，热得像个蒸笼。每天晚上，我和建国就搬着小板凳坐在楼道里乘凉，一边扇着蒲扇，一边谈着各自的梦想。

＂志明，你说咱们要是有十万块，就能开个加工厂了。＂建国叼着根冰棍，眯着眼憧憬道。

＂十万？咱俩现在的工资，不吃不喝攒十年也够呛。＂我倚在墙上，揉着因长时间站立而酸痛的腿。

那时我们在罗湖一家港资电子厂打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月薪四百出头。干的是最基础的组装活，又脏又累。

＂总有办法的，＂建国从不气馁，＂我听说有人靠做电子零件配送，两年就挣了好几万呢！＂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白天上班，晚上跑业务的双轨生活。

每天下班后，我和建国骑着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破自行车，跑遍深圳的大小电子厂，寻找货源和客户。有时忙到深夜，回到住处已是凌晨两三点，倒头就睡，天亮又爬起来上班。

九一年冬天，我们的积蓄终于有了一万多。建国兴冲冲地提出辞职单干。

＂太冒险了，＂我有些担心，＂这点钱连个像样的店面都租不起。＂

＂先小打小闹呗，咱找个市场摊位，从电子元件配送做起。＂建国的眼里写满了坚定。

我拗不过他，只好同意。就这样，我们辞了工作，在华强北电子市场租了个不到三平米的小档口，开始了创业之路。

刚开始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有时一整天下来，连一单生意都没有。我们只能坐在档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默默吃着从家里带的咸菜馒头。

＂熬一熬总会有出头日的，＂建国从不叫苦，总是乐呵呵地说，＂听人讲，这华强北原先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现在瞧瞧，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就是这股子韧劲，支撑着我们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机会在九三年来了。香港一家电子厂因老板赌博欠债倒闭，设备贱卖。当时报价十二万，首付三万，分期付款。

＂咱们手里只有三万多，付了首付，剩下的钱连第一个月的工人工资都发不起。＂我犹豫不决。

＂赌一把吧！＂建国眼里闪着光，＂这批设备至少值二十万，不趁现在，等有钱了，这样的好事哪还轮得到咱们？＂

最终，我被他说服了。我们东挪西借，加上手里所有的积蓄，勉强凑齐了首付，又租了间两百多平米的厂房，开始了真正的制造业之路。

厂子刚起步那会儿，困难比我们想象的更多。质检不合格、客户拖欠货款、工人流失……几乎每天都有新问题冒出来。

最艰难的是九四年夏天。一笔大额货款被客户拖欠，我们连给工人发工资的钱都没有。就在这节骨眼上，建国接到家里电报，说他爹得了胆囊炎，需要手术。

＂你先回去吧，厂里我顶着。＂我对建国说。

＂不用，我妈会照顾的。＂建国摇头，眼里闪过一丝痛苦，却又很快掩饰过去。

三天后，我无意中听财务说，建国把家里汇来的五千块手术费先垫付给了厂里周转。听说他跪在他妈面前，求老人家从亲戚那借钱给他爹治病。

那天晚上，我们俩一反常态地喝了酒。烟台老家带来的高粱酒，辣得嗓子冒烟。

＂建国，对不住，是我连累你了。＂我端起酒杯，声音有些哽咽。

＂说啥呢，咱们是什么关系？＂建国拍拍我的肩，＂咱爹那手术费已经凑齐了，你别瞎担心。＂

＂你说咱俩这辈子还能翻身吗？＂他突然问道，眼神迷离地望着窗外深圳的夜色。

＂咬牙挺过去，肯定行！＂我答得斩钉截铁，心里却也没底。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们省吃俭用，把能省的钱都投进厂子。住的地方从城中村的小屋，变成了厂里的仓库隔间。

冬去春来，转机在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出现。许多跨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把订单从韩国、台湾转移到了内地。我们凭着过硬的质量和低成本的优势，接到了台湾一家大客户的订单。

那是我们接的第一个百万级订单。为了按时交货，我和建国带着工人连续工作了一个月，几乎没合过眼。

＂这下咱们可真要出头了！＂当最后一批货装上货车时，建国兴奋地像个孩子，一把抱住我原地转了个圈。

从那以后，订单越来越多，厂子也从最初的二百平米扩大到了两千多平米。到了二零零零年，我们的电子厂已有员工三百多人，年产值过千万。

生活也好起来了。我和建国各自在福田区买了套商品房，又都成了家。建国比我早结婚两年，娶了厂里的会计小王。两年后，他们有了个女儿，取名小雨。

＂志明，你得当干爹！＂建国抱着满月的小雨，硬把孩子塞进我怀里。

看着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这么多年，我和建国一路走来，从两个穷小子变成了有家有业的人，这份情谊早已超越了血缘。

就在一切看似顺风顺水的时候，变故发生了。

二零零四年，公司十周年庆典那天，财务小李拿来了一份资产转移报告，显示建国在过去半年里，陆续将三百多万公司资金转移到了香港的一个离岸账户。

那一瞬间，我感觉天塌了。十五年的情谊，在这份冰冷的报表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我没有立即对质，而是回到家，坐在阳台上抽了一夜的烟。窗外是灯火辉煌的深圳湾，二十年前我们刚来时，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建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看着满天繁星，心中充满疑问。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暗中调查。我先是查了那个香港账户的资金流向，发现大部分钱被转去了美国，收款方是波士顿的一家医院。

这让我更加困惑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医院看望一个生病的员工，在儿科病房的走廊上，我看到了建国的妻子小王。她没发现我，神色匆匆地走进了一间病房。

出于好奇，我悄悄跟了过去，从门缝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建国的女儿小雨，那个我看着出生的孩子，正躺在白血病治疗室的病床上，小小的身体插满了管子，脸色苍白如纸。

旁边的病历本上写着＂需赴美治疗＂几个大字，费用预估一百五十万美元。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

回到公司，我翻看了近两年的财务记录。建国虽然转移了资金，但每一笔都详细记录在他的个人账本上，甚至计算了利息。他不是想侵吞公司财产，而是急需用钱救女儿。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我自言自语道，心里既心疼又难过。

原来在小雨确诊白血病的那天，建国曾想向我开口借钱。但那时我刚刚投资了一个新项目，几乎押上了全部流动资金，正处于资金紧张期。

建国知道我的处境，不忍心再给我增添负担，便选择了这种方式。

一天深夜，我正在书房处理文件，门铃突然响了。开门一看，是建国站在门口，眼睛通红，像是哭过。

＂你早知道了是不是？＂他声音嘶哑，＂志明，我对不起你，可我真的没办法…小雨她需要...＂

＂进来喝点吧。＂我打断他，倒了两杯老家带来的高粱酒。

客厅里静得能听见时钟的滴答声。建国坐在沙发上，双手紧握，手背上青筋暴起。

＂当年我爹生病，是你把工资借给我家；九八年厂子快垮了，是你卖了那块地救的厂子。＂建国声音哽咽，＂志明，这些年，你知道我有多愧疚吗？＂

他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放在茶几上：＂这是我的股份转让书，全部给你。公司的钱我会还的，给我点时间...＂

我没有去接那份文件，只是问：＂小雨的病情怎么样了？＂

＂美国那边说有个新的骨髓移植技术，成功率能到百分之六十，但费用...＂建国的声音越来越低。

＂明天我约了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李医生，咱们一起去看看。＂我起身拍拍他的肩膀，＂建国，咱们是什么关系？你有困难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建国愣住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志明，我...＂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别说了，当年要不是你，我早饿死在深圳了。＂我给他递了张纸巾，＂小雨是我干女儿，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晚，我们又像当年在城中村的屋子里一样，喝到了大半夜。

第二天，我和建国一起去了医院。李医生确认小雨的病情还有救治的可能，但需要尽快前往美国接受治疗。

回到公司，我立刻调集资金，安排小雨和小王赴美就医。建国想留下来处理公司事务，被我推了回去。

＂公司有我在，你放心去照顾小雨。＂我对他说，＂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一年，我独自扛起了公司的重担。白天处理公司事务，晚上还要跟踪小雨在美国的治疗进展。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的治疗，小雨的病情逐渐好转。

二零零五年冬天，建国带着完全康复的小雨回到了深圳。在机场接他们的那天，我惊喜地发现小雨已经长高了不少，脸上也有了健康的红晕。

＂干爹！＂她一见到我，就扑进我怀里。

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建国回来后，执意要把他的股份转给我，被我拒绝了。

＂咱们还是按原来的分配，你五我五，谁也别跟谁客气。＂我把转让书撕得粉碎，丢进了垃圾桶。

＂志明，这辈子我欠你太多了。＂建国眼中满是感激。

＂瞎说什么呢，＂我笑着锤了他肩膀一拳，＂咱俩谁跟谁啊？＂

二零零七年春天，我和建国站在新落成的＂志国儿童医疗基金会＂门前。这是我们用多年积蓄创办的，专门帮助那些和小雨一样患重病的贫困儿童。

＂志明，你原谅我了吗？＂建国轻声问道，眼里还有一丝愧疚。

我望着这座写着我们名字的大楼，笑了：＂人这一辈子啊，总有些事情比钱重要得多。＂

深圳的阳光正好，照在我们这两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创业者身上。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电子厂已经发展成了上市公司，年产值过亿。小雨也长大成人，在美国读完医学院后回国，成了儿童医疗基金会的主治医生。

有时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两个北方来的穷小子，怀揣着梦想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时候，我们除了一腔热血，什么都没有。

我常对年轻人说，创业路上，最宝贵的不是资金，不是机遇，而是那个能和你风雨同舟的伙伴。

去年春节，我和建国带着各自的家人回了趟烟台老家。多年不见的故乡已经物是人非，只有那片渤海依旧。

我们坐在海边的礁石上，喝着老家的高粱酒，看着远处的渔船归港。

＂志明，要不是你，小雨早就没了。＂建国突然说道，目光望向远方。

＂要不是你，我现在可能还在某个厂子里做零件呢。＂我笑着回应。

夕阳西下，海风吹拂着我们花白的鬓角。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已不再年轻，但那份患难与共的情谊，却比岁月还要长久。

人生在世，最难得的是遇到一个懂你、信你、与你共度艰难的人。我们这辈子，都没有辜负彼此的信任。

回深圳的火车上，建国的外孙和我的小儿子玩闹着，一如当年的我们。看着他们，我突然明白，这就是生命的传承和延续。

＂老许，想啥呢？＂建国递给我一罐啤酒。

＂想咱们刚来深圳那会儿，＂我接过啤酒，笑道，＂那时候多苦啊，住着城中村的小破屋，每天骑着破自行车满城跑。＂

＂可不嘛！＂建国咧嘴一笑，＂记不记得那年夏天，咱俩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一顿饭？＂

我们相视一笑，那些曾经的艰辛，在今天看来，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

人生啊，起起落落，跌跌撞撞，能有个真心相待的兄弟，已是三生有幸。

窗外，是飞速掠过的华南大地，车轮的轰鸣声，像极了我们奔腾不息的人生。

来源：人格魅力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