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各种典章日臻成熟，而且在前代的基础上不乏损益调整，如清世宗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确立秘密立储制度等。尤其是秘密立储的实行，对皇帝制度的完善和皇权的强化影响不小，但史学界对此的认识也不无可议之处，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这解决了古代皇位传承的难题

清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各种典章日臻成熟，而且在前代的基础上不乏损益调整，如清世宗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确立秘密立储制度等。尤其是秘密立储的实行，对皇帝制度的完善和皇权的强化影响不小，但史学界对此的认识也不无可议之处，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这解决了古代皇位传承的难题，为此后统治者继承为“祖宗家法”等。其实，若加深究，可见均有商榷的余地，故笔者阐发一点儿不成熟的看法，以教正于学界师友。

一、秘密立储的缘起

在中国皇帝的时代里，皇位传承是一件关系国家稳定、皇室和谐的大事情。一般而言，历代王朝往往预立太子，公开册封，以保证皇帝去世后政权能顺利、和平地交接。但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千百年来，围绕着储位展开明争暗斗，父子反目、手足相残的例子史不绝书，像汉朝的巫蛊之祸、唐朝的玄武门之变、明朝的靖难之役就是显著的例子。即使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帝那样堪称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因此痛心疾首。那么，立储之难，难在哪里呢？

这一难题可分两个层面：首先，立谁为太子？

如果皇帝只有一个儿子，根本就没有立太子的必要，老皇帝寿终正寝后，独生子接班掌权，顺理成章，毫无疑义。但中国帝王一般都有庞大的后宫群，因此往往子孙成群，而皇位却只有一个，于是难题就突出出来了。

必须指出，子嗣众多导致皇家储位争夺激烈只是问题的表象，深入分析就可见纷争的实质是宗法制度沦丧的结果。因为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皇帝虽然多妻多子，但皇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嫡长子”，由他继承皇位符合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简单易行，操作起来难度不大。

嫡长子继承制是西周时代的制度，经过“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后，这一制度开始遭到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嫡长子的继承权越来越得不到保障。有学者统计，在秦朝和两汉的28个皇帝中，以嫡子即位者仅有3人。总之，在中国古代的漫长时光里，虽然嫡长子在宗法等级社会中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却很少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历代皇帝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长期在“立嫡”、“立长”、“立贤”这三个标准间摇摆困顿，随着时间的推移，品德、才干、学识等因素越来越成为优先考虑的标准。

应该指出，根据品德、才干、学识来选择太子固然不错，但跟“立嫡”、“立长”比较起来，这些标准较为模糊，不易把握。以致名义上是“择贤”，实际上往往变成了“偏爱”——皇帝喜欢哪个皇子，他就是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这样一来，平添了无数的是非纷扰，皇后嫔妃勾心斗角，皇亲国戚暗中角力，满朝大臣建言献策，皇子们各显其能，朝野上下风潮涌动，闹得皇帝心力交瘁，苦不堪言。总之，嫡长子继承制被破坏使得立太子的随意性增加，纷扰自然更多。

其次，立储之难，还在于册立太子之后，皇帝跟太子的关系十分微妙，很难相处，时间一长，往往父子猜忌，反目成仇。

太子又叫“储君”，通俗地说，是“候补皇帝”，他什么时候能去掉“候补”二字，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呢？这要看父皇什么时候寿终正寝。皇帝和太子对这层利害关系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时间一长自然互相猜忌，互相试探，互相提防，结果是非就多了。皇帝跟太子是父子关系，但我们不能拿民间的父子关系来理解宫廷中的亲情。他们各自处于亲信的包围之中，过着相对独立的生活，碍于森严的等级和礼法，很少有自由的感情交流，产生误解的几率很大，矛盾的性质容易发生转化。往小了说，父子猜疑不可避免；往大了说，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其实，皇帝跟太子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最高权力的分配，换言之，中国古代公开册立太子的做法，侵害了皇权的完整性。众所周知，皇权神圣，不可侵犯，而且由皇帝垄断，任何人不可分享，这是皇帝时代的基本原则。但对皇帝来说，太子是自己的儿子，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出于培养、考察、扶持的需要，皇帝又不能不“预支”给太子一部分权力，比如代父出征、祭祀太庙、处理国政等。而太子手握大权，时间一长容易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自我膨胀，拿乾隆皇帝的话说是“名分早著，日久必致流于骄佚而不自知”。于是，朝中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这就种下了父子反目的祸根。

太子用权，动辄得咎，上有父皇，下有百官，一旦出现闪失，很难得到父皇的宽容。因为父皇“预支”皇权本不情愿，父子之间平素就有猜忌，这时自然横加指责。再加上朝中的权臣上纲上线，挑拨离间：后宫中嫔妃、兄弟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结局往往不可收拾。太子废了立，立了废，结果皇帝痛不欲生，太子身败名裂，甚至国家陷入战乱之中。

中国历代立储纷争不断，史不绝书，在清朝初年，统治者也受到传统立储制度的困扰。康熙帝本拟以嫡长子为继承人，但后来却两废太子，因无法向天地、祖宗、臣民交代而痛哭流涕。而且，其他皇子见有机可乘，或者落井下石，或者积极活动，弄得康熙帝不胜其扰，在愁苦的心境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据官方记载，六十一年（1722年）冬，皇帝临终传位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清世宗雍正帝。

雍正帝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的皇帝制度也有不少完善。尤其是他突破了中国古代立储的基本规制，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具有创造精神。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1723年9月16日），雍正帝召集满汉重臣、皇子亲贵前往乾清宫西暖阁，当众立太子。但跟历朝历代不同的是，大家光知道皇帝立太子，却不知道立的是谁。雍正帝解释说“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雍正帝还表示，这道密旨“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并征求群臣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皇上圣虑周详，臣下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于是，不经意间，中国古代的皇位传承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秘密立储制度确立起来了。

△ 雍正画像

二、秘密立储，利弊交织

雍正皇帝突破了历代王朝通行的规制，另辟蹊径，确立了秘密立储制度——皇帝生前召集亲贵重臣，书写立储谕旨，然后并不示人，直接装入木匣，密封后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将来皇帝驾崩后，群臣恭启木匣，宣布密旨，遵旨拥立新君。换言之，在这一制度下，立储本身是公开的，但立谁为太子则只能待皇帝百年后才可揭晓。这堪称是中国皇帝制度史上的一大变革。无疑，雍正帝经过了深思熟虑，也吸取了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才确立了秘密立储的办法。此后，乾隆帝又有所完善，从理论上讲，跟以前的明诏立储、册封皇太子相比，具有独特的优点，这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由于秘密立储要待皇帝临终或死后才能揭晓，也就意味着皇帝终生都将牢牢掌握大权，不存在向太子预支皇权的问题，这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皇权的完整性，降低了发生父子争权、互相猜忌、反目成仇的家庭悲剧的可能性。

2.立太子号称“定国本”，既是帝王的私事，实际上也是国事，亲贵重臣均有发言权，皇帝受制于各方的牵制，有时也难以一手遮天。但秘密立储之后，群臣的发言权被剥夺了，皇帝乾纲独断，纷扰也少了。

3.由于没有公开谁是继承人，以致群臣轻易不敢攀龙附凤，结党投机；皇子们也难以展开针锋相对的储位争夺，这杜绝了落选的皇子搬弄是非、制造事端，甚至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储位的争夺从此将转变为展示自己品德、才干的良性竞争。

4.由于没有公开太子是谁，皇子如果心存侥幸，便不敢自暴自弃，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

5.由于没有公开太子是谁，也就不存在难以变更的名分。皇帝什么时候感觉太子不合适，随时可以改变主意，跟废太子比起来，难度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总之，从结果来看，秘密立储的最大利益是有助于皇室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对政权的和平交接也大有益处。但凡事总是利弊互见，不可否认，这一制度的弊端也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般说来，有这样3个弊病：

1.秘密立储剥夺了群臣对择立太子的建言献策的权利，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倒退。

2.在秘密立储体制下，出于保密的需要，皇帝不可能让太子承担较为重要的职责，这使得如何考核、培养太子成了新的难题。

3.秘密立储对宗法制度的冲击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是“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而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权，虽然这一继承权早已得不到保障，但毕竟尚存于人们的观念中。秘密立储明确地否定了嫡长子继承权，必然触动传统的宗法结构。换言之，一旦解除了等级社会中的重要一环，势将影响到整个等级体系的稳定，甚至会伤及皇权自身。正以如此，尽管以往的立储制度纷扰不断，但历代帝王不敢轻言废弃，而雍正皇帝断然行之，实际上挥起了一柄“双刃剑”。对此，乾隆皇帝未必没有觉察，他曾说过“夫建储一事，三代以后建立嫡嗣，旧制相沿，具载史册。若以此等历代踵行名正言顺之事为非，则朕亦非读书稽古之人矣。”可见，乾隆帝也强调他并不否定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古制，并试图做些弥补。

还应指出，所谓“秘密”往往是相对而言的概念，中国古代的皇位一般是父死子承，即使不公开册立太子，但毕竟皇子有限，哪位皇子有可能继承大统，群臣也可猜测，在很多情况下，“秘密立储”往往流于形式。而且，秘密的尺度也很难把握，皇帝当然不能透露谁是继承人，又不能不为继承人做一点儿铺垫，如果自己百年后群臣感觉新君主的人选出乎意料，难以接受，也不利于政权的平稳过渡。这样一来，到底“秘密”到什么程度？其尺度把握的伸缩余地十分微妙，需要极高的政治艺术方可收放自如，绝非常人所能控驭，甚至可以断言在现实中基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当然，上述利弊均属理论上的推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在清朝雍正以后的立储实践中，秘密立储制度的优缺点到底表现得怎样呢？

三、清朝没有典型的秘密立储

史学界有一个共识：雍正帝首创的秘密立储制度，经乾隆帝完善而成为清朝的祖宗家法，并为子孙所坚持奉行。但笔者认为较为遗憾，因为雍正帝虽然确立了这一制度，但此后清朝并没有典型意义的秘密立储，以致这一制度的优缺点均未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检验。

就拿首创这一制度的雍正皇帝来说，他在秘密立储的时候，可供选择的皇子只有4人：其中年纪最长的弘时跟父皇的矛盾已难以调和，而年纪最小的皇子仅仅3岁，排除这两人外，可供选择的只有同为13岁的弘历和弘昼二人而已。其中弘历的资质禀赋远胜于弘昼，自幼得到祖父康熙皇帝的赏识，这样一来，弘历的太子地位已经呼之欲出。到了雍正晚年，朝中重臣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对弘历“极尽奉承”，弘历“坦然接受”，雍正帝也“不以为忤”，如此看来，是否秘密立储实际上并无意义。弘历登基，改元乾隆，他奉行秘密立储的法则，书写立储密旨，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百年后之需。但他还有一个方案——曾向上天祈祷：如果能执政60年，即主动传位，不敢打破祖父康熙帝执政61年的记录。结果乾隆帝如愿以偿，在六十年九月初三日（1795年10月15日），他践行诺言，定于明年正月初一日举行传位大典，为此立皇十五子永琰（后改名颙琰）为皇太子。可见，乾隆帝虽然做了秘密立储的准备，但并未派上用场，最终采用的还是中国历代王朝公开册立皇太子的方式，而不是秘密立储的办法。

颙琰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他生前是否秘密立储不得而知，甚至根本未曾立储也未可知。因为当嘉庆帝到热河木兰秋狝，猝死于避暑山庄的时候，无论是北京，还是热河方面，都找不到传位的密旨，为此满朝重臣急得团团转。鉴于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特意从北京发出懿旨，命令在热河的嘉庆帝次子绵宁（后改名旻宁）立即即位。其中说“恐仓猝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应该承认，皇太后的这道懿旨就是找不到立储密旨的有力证据，否则的话，哪里轮得上皇太后越俎代庖，下发即位的指令？因为按古代礼制，只有皇帝才有决定储位归属的权力。

旻宁即位，改元道光，官方文件的说法是经过反复搜检，最终找到了嘉庆帝的传位密旨，然后遵旨即位。但遗憾的是，这份可以证明旻宁即位合法性的堪称“传家宝”的神圣文件，从未有人见过。其实，不管嘉庆帝是否秘密立储，旻宁登基都无悬念，因为他在嘉庆诸子中排行最长，爵位最高，功劳最大。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因镇压天理教起义有功被封为亲王的时候，嘉庆诸子中只有他一人封王，此后又不断替皇帝到太庙祭祖，继承人的身份已是公开的秘密。总之，嘉庆择储扑朔迷离，而旻宁登基当之无愧，早为大臣熟知，是否秘密立储并无意义。

在清朝历史上，有实物佐证，确凿无疑的秘密立储仅有一次，即道光帝临终择立奕詝（咸丰帝）。道光帝儿子不少，但或者早夭，或者年幼，晚年择储举棋不定，仅是在奕詝、奕訢兄弟之间如何优中选优而已。在书写立储密旨的二十六年（1846年），奕詝16岁，奕訢15岁，均属幼年皇子，能量有限，不可能展开针锋相对的储位争夺，所以是否秘密立储意义也不大。

△ 道光立储密诏

总之，在皇子较多，储位争夺激烈的情况下，秘密立储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代皇帝或者儿子不多，或者儿子不少但选择范围不大，所以清朝此后并没有出现雍正帝设想的典型的秘密立储。此后，咸丰帝仅有一子，而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无子，秘密立储无从谈起。清朝灭亡后，皇帝制度就结束了，立太子的波澜也就永远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可见，历史事实并不像某些史学工作者认定的那样，虽然雍正帝确立了秘密立储的制度，但此后并没有典型的秘密立储事例。清朝在康熙之后没有出现严重的储位争夺，不是秘密立储的效验，而是皇子不多的缘故。总之，清朝缺乏典型的秘密立储的实践，其正负效应均未得到充分的实践检验，关于其利弊得失的评估仅是理论上的推导而已，缺乏具体的事例做有力的说明。既然如此，若说秘密立储制度解决了困扰古代王朝的皇位传承的烦恼自然也就属于无的放矢之谈了。

四、难以断定秘密立储是清朝的“祖宗家法”

史学界关于秘密立储的误解还有一些，比如学者大多认为这一制度是雍正帝的发明。其实，《旧唐书》讲到波斯的情况时就有这样的记载“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可见《旧唐书》已经详细阐述了秘密立储的办法，清朝皇帝熟读经史，造诣之深，为历代皇帝中的翘楚，不排除他们从中受到启发，加以效法的可能性。

史学界还普遍认为秘密立储是清朝的祖宗家法，其实这个问题较为复杂，难以一言蔽之。比较而言，乾隆皇帝对此阐发最多，但他一改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表达了混乱、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观点。

比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说“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者。”可见，他将秘密立储确定为“基本国策”，要求子孙遵行，但时隔五年却说“总之，此事朕亦不敢必以为是，其有欲遵古礼，为建立之事者，朕亦不禁。俟至于父子兄弟之间，猜疑渐生，酿成大祸时，当思朕言耳。”这句话从语义上分析，可见乾隆帝倾向于秘密立储，但信心却明显不足，他希望子孙能采用这种立储办法，又不一定强求非如此不可。这应该跟这一制度的利弊交织有直接的关系，由于难以评估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故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度。

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确立永琰太子地位时，他在一道诏书中就表露了两可的态度，说“不明诏立储，实可万年无弊。然此言即朕自问，亦不敢自以为是，千万世后，必有以为非者。”要求后世子孙因地制宜，妥善处理。可见，乾隆帝虽然不断强调秘密立储的“优越性”，但这一制度到底算不算祖宗家法呢？他并未给出很肯定的答案。

乾隆以降，国势衰颓，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朝皇帝应接不暇，再加上咸丰之后皇室子嗣匮乏，所以再未深究过秘密立储的是非得失，这一话题逐渐淡出了王朝的政治生活。不过，他们均立储较晚，直到晚年甚至临终方才确定储君人选，这也可视为是对秘密立储某些宗旨的贯彻。光绪二十五年腊月（1900年1月），慈禧太后为同治皇帝立嗣，册封溥儁为大阿哥。慈禧此举是因为废黜光绪帝不成，于是改立大阿哥，企图“徐篡大统”。这一年是农历己亥年，亦称“己亥建储”。这明目张胆地践踏了秘密立储制度，但由于乾隆皇帝有言在先，表示后世子孙即使明诏立储“朕亦不禁”，故也难以指责此举有违祖宗家法。

总之，立储难题是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中的痼疾，传统的立储办法虽然弊端不小，但毕竟行之千百年，尾大不掉，牵一发而动全身，并非其他办法所能完全替代。而且，传统的立储办法的弊端发源于皇帝制度本身，不是枝枝节节的调整就能解决问题。清朝雍正、乾隆两代君主大胆探索，另辟蹊径，固然有其制度史上的价值，但若认为以此就能解决立储的纷扰，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了。

（节选自《明清论丛》，2014年第2期）《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