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死在一个平常的下午，他那三间破屋的门大敞着，飞进飞出几只觅食的麻雀，把瓦片上的霜融化成小点点的水洼。陈二狗发现的，是来借钱的。陈二狗的母猪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拉稀好几天，兽医要八百块。村里人家借钱一般不会找王老支书，他活了七十多年，从来没结过婚，也没生过儿子，

王老支书死了。

死在一个平常的下午，他那三间破屋的门大敞着，飞进飞出几只觅食的麻雀，把瓦片上的霜融化成小点点的水洼。陈二狗发现的，是来借钱的。陈二狗的母猪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拉稀好几天，兽医要八百块。村里人家借钱一般不会找王老支书，他活了七十多年，从来没结过婚，也没生过儿子，那张小学生才用的红蓝格钢笔本账上记着这个欠五十，那个欠一百，五十年来，就没有一笔标着”已还”。

村委会的通知发出去，除了李大姑家的孩子，其他人都默认不来了。没人想面对那堆发霉的粮食，和被老鼠尿泡烂边的木箱子。桌上摆着一碗剩饭，筷子整整齐齐地搁在碗边，几只爬过的蚂蚁死在饭沿上。

“亲戚都找不到了，身份证上也没写。”村主任老赵掏出烟，递给我一根，“昨天派出所挂档了，就当村里的事处理吧。”

我接过那根烟，没点。搬家很简单，王老支书几乎什么都没有。喝茶的搪瓷杯、发黄的枕头、一条被子和两件打着补丁的衬衫。村里的三个年轻人嫌他家有味，不愿意进去，就在村口抽烟。

“老了都这样，想快点死，就不爱收拾。”老赵说。

我想起几年前村东头的李大爷，在家摔了一跤，路过的刘婶发现他趴在地上，送去医院，没抢救过来。家里一塌糊涂，煤气灶上的锅盖全是积灰，床下一堆废纸。大白天要打手电筒才看得见路，饭盆里长了青苔。老人都这样吗？好像不是。我家老爷子死前还让奶奶把他胡子刮了，说死也要死得精神点。

屋里臭烘烘的，我用破酒瓶子装了水，洒在地上。老赵把窗户打开，灰尘在空中飘来飘去，像晚上打雷前的闷热味道。我一屋一屋地看，竟然没有一张照片，只有墙上挂着的一面镜子。那是老式的玻璃镜，背面涂了一层银，年久失修，能看清楚人脸的地方只剩下一小块。

清完东西，我走到门口，指着土墙上的一条缝，随口问老赵：“这都裂了，下雨不漏？”

“这破房子，谁知道呢？”老赵不在意，“再过五年拆迁队就该来了。”

我试着伸手摸了摸那条缝，手指触到一层纸。怎么看都像是个笔记本。我用力扯了几下，才从墙缝里拽出来，墙灰劈里啪啦地掉下来。一个发黄的笔记本出现在我手里，上面画着扭曲的花体字，写的是”DIARY”，下面一行中文小字：“工作日记”。

“真有意思，王老支书还记日记啊。”我翻开，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字，字迹歪歪扭扭，但还算工整。

“他是个老光棍，有啥好记的？”老赵笑，“不会是记账本吧，里头谁欠他钱？”

我摇头，顺手翻到第一页。那是1976年9月的一天，字迹很稚嫩。

“今天，公社广播站说毛主席去世了。全村人都哭了，我也哭了，总觉得天要塌下来。我被指派组织村里的悼念会，但心里一直在想小翠。她眼睛红红的，站在人群的后面，我知道她也在偷偷看我。”

“小翠？哪个小翠？”老赵皱眉，仿佛在努力回忆，“我婶婶好像姓翟，外号叫小翠来着。”

“是卖豆腐那家吗？”我问。

“不是，那家姓张。”老赵挠头，“我婶婶早死了，是个哑巴，嫁给了隔壁村的。”

我继续往下翻，找到了1977年3月的一页。

“今天，小翠告诉我她爹找了个媒人，要把她嫁到城里。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小翠的眼睛肿了，她问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刚当上生产队长，手头紧，没钱娶媳妇。给她写了张纸条，让她等我。结果村里的狗把纸条叼走了，也不知道她看见没有。”

翻到几页后，又看到一段：

“小翠结婚了，我在自家院子里喝了一整晚的酒。也好，城里人家条件好，不会像我这样成天刨地。她爹说她嫁给了造纸厂的会计，有工资，能进城。小翠走那天，我躲在自家的柴禾垛后面，看她坐着三轮车走了。我发现她穿着我们一起捡的那双黑布鞋，上面绣着一朵小花，是我偷偷帮她缝的。”

我不是个爱打听的人，但这次真被勾起了好奇心。我随意翻着，看到1980年的一段：

“爹死了，没人给我说亲，我也懒得找了。今天评选村里的先进，我又上了名。拿到那个大红喜报，我才发现没地方贴，土墙上一贴就烂。以后自己看看得了。”

我翻开更多的页面，记录时断时续，有时候一个月只有一两行，有时却密密麻麻写满了。我注意到，有些日期旁边画了一个小星星。

“1983年5月4日 ★”

“去县里开会，在百货大楼门口看见了小翠。她变了很多，穿着花格子连衣裙，头发烫了卷，打着把小伞。我想叫她，但她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她还是认出了我，愣了一下，笑着喊了我一声’老王’。我点点头就走了。她丈夫好像是个干部，西装革履的。”

“1985年7月18日 ★”

“玉米地里又发现了空酒瓶。最近总有人半夜来我的地里偷玉米，嫩的，掰了直接啃。昨晚我躲在地边的大树后面，想看看是谁。结果是小翠。她穿着白衬衫，眼睛肿肿的，一个人坐在我的玉米地边哭。我不敢出声，等她走了，我看到地上有张纸，上面写着一堆数字，好像是算术。”

突然，一个破烂的塑料袋从笔记本里掉出来，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纸，像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是潦草的铅笔字迹：

“老王，你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吗？我后悔了。城里的日子不好过，他打我，我想回来。但我爹不要我了，说我给他丢人。能借我点钱吗？我想做点小生意。”

纸条背面是王老支书的回复草稿，字迹颤抖：

“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没想过别的。钱我不多，存了3000，你拿去。但你别回来，村里人嘴巴不干净。”

我沉默了。老赵点了一支烟，透过飘飞的烟雾，我看到他眼角有些湿润。“那个年代谈个对象不容易。”老赵咕哝着，“我和我媳妇，还是我妈托人说的媒。”

翻到后来的日记，内容逐渐简短。

“1990年，当上了村支书。开会的时候看到小翠的女儿，长得真像她娘，也是大眼睛。”

“1995年，听说小翠离婚了，她丈夫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1998年，洪水。救了村东头的几家人。小翠的爹没了，那老头一辈子都没原谅过她。”

到了2000年后，日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2001年，心口疼，可能是胃病。”

“2004年，退休了。新来的年轻人笑我的破房子。”

“2008年，看了奥运会，村里装了第一台彩电。”

“2012年，村里通网络了，听说能视频。”

最后几页，字迹越来越潦草，墨水也从黑色变成了蓝色，再到铅笔。

“2019年，腿不好了，去镇上医院看了，大夫说没事。”

“2020年，疫情，村口封了，每天核酸。”

“2022年，看见有人在我家门前徘徊，好像是个女人。等我出门，她已经走了。”

最后一页日记，写于去年冬天：

“雪化了，地里的麦子发芽了。刚才趁着腿脚还能走，去了村口那块地。那里原来是小翠家的。现在已经盖了新房，说是她女儿回乡建的养老院。我想看看，没敢进去。远远望着就行。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就是那年没勇气。”

日记本翻完了，我和老赵坐在屋外的石凳上，一言不发。冬日的阳光斜照在老旧的泥墙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

“这小翠还活着吗？”我问老赵。

老赵叹了口气：“谁知道呢，这些年村里变化太大了。我这个村主任也是混日子，很多老人都认不全了。”

“村东头的养老院是最近才建的，会不会…”我欲言又止。

老赵眼睛一亮：“倒是有可能，去年刚开张的。是个外地人投资的，听说是咱们村出去的人。”

整理完王老支书的东西，天已经黑了。我把那本日记本塞进了口袋，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按理说应该交给村委会存档，但我总觉得这是人家的私事。

第二天一早，我借口去镇上买东西，特意绕道去了村东头的那家养老院。那是栋二层小楼，在我们村算是显眼的建筑了，门口种着几棵刚栽下的松树，还没长高。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前台坐着个年轻姑娘，大概二十多岁，戴着副眼镜。

“我…我想问问这里是谁开的？”我摸着脑袋，有点不好意思。

“是我妈开的，怎么了？”姑娘抬头看我。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难道要问她，你奶奶是不是叫小翠？那听起来像个神经病。

正当我犹豫的时候，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从里屋走出来，端着个水杯。她大概五十多岁，头发有些花白，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她看见我，微微愣了一下。

“您是…找人看望吗？”她礼貌地问。

“没，没，我就是路过。”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这养老院建得不错，村里老人有福了。”

中年妇女笑了笑：“我是这里回来的，总想着为村里做点事。”

我点点头，忽然注意到她手腕上系着一条褪了色的红绳，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鬼使神差地，我掏出了那本发黄的日记本。

“昨天，我们清理王老支书的房子，发现了这个。不知道该不该给您看。”

中年妇女接过日记本，翻开第一页，脸色立刻变了。她的手微微发抖，慢慢地,一页一页地往下翻。那双眼睛，一开始是惊讶，然后是不可置信，最后是某种深沉的悲伤。

“这是我妈的笔记本吗？”前台的姑娘好奇地问。

中年妇女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没有哭出来。

“您认识王老支书？”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妈妈常跟我提起他。”她抬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小时候，村里的孩子都笑话我，说我没爹。是他，每次都会帮我赶走那些孩子。”

她把日记本紧紧地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什么珍贵的宝贝。

“妈妈常说，她这辈子做错了一个决定，就是当年没有等。”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但又不敢确定。中年妇女似乎看穿了我的疑惑。

“我妈妈去年冬天走的，癌症。临走前，她说想回村里看看。我们回来的时候，她在村口那个土坡上站了很久，一直看着村西头的那几间土屋。”

她把日记本递还给我，但我摇了摇头：“您留着吧，应该是您的。”

“谢谢。”她接过日记本，指尖轻轻抚过那个扭曲的”DIARY”字样，“我妈说，王老师是这个村最有文化的人，还会写英文。”

走出养老院，我突然想起来，村里人一直叫王老支书”王先生”，而不像其他人称呼”老李”“老张”。原来他年轻时是个老师。

回到村委会，老赵问我去哪了。我只说出去转了转。

“对了，咱们村什么时候要拆迁？”我问。

“怎么，你也想投资？”老赵笑笑，“计划是五年后，但谁知道呢，可能明年，可能十年后。上头的政策谁说得准。”

“那王老支书的房子…”

“先封着吧，反正没人住。”老赵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明天还得去县里开会，麻烦事一堆。”

后来，村里人发现王老支书的房子修好了。墙缝补上了，门窗也换了新的。有人说是村东头养老院的人干的，给了村委会一笔钱，说是要保护村里的老房子，什么”文化遗产”。老赵不置可否，只说人家有钱，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我偶尔会路过那三间土屋，看见院子里种了几棵向日葵，门口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候，会看见那个中年妇女坐在门前的石凳上，手里捧着那本发黄的日记本，安静地看着夕阳西下。

再后来，村里的拆迁计划改了。县里来人勘察后，说要把村西头列为”传统村落保护区”，连带着王老支书的三间破屋也保留了下来。我听说那个中年妇女出了不少力，到处奔走，还拿出王老支书的日记本，说这是”民间文学珍品”。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王老支书地下有知，会不会觉得这一切太戏剧化了？他那一辈子，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小干部，一辈子没结婚，没留下什么痕迹，连个工资都没有，全靠种地为生。

可能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偷偷藏在墙缝里的那本发黄笔记，竟成了他这一生留下的唯一的印记。也因为这个印记，那个叫小翠的女人的故事，也被人记住了。

去年冬天，村里老人们办了个祭日，专门给那些孤寡老人们上香。我也去了，带了几个馒头和一壶酒。路过那三间土屋时，我看见门口摆着一双黑布鞋，干干净净的，上面绣着一朵小花。

也许有些故事，终究会有人记得。

那天晚上，村里下了场小雪。第二天醒来，我发现那三间土屋的烟囱里冒出了炊烟，飘向远方的天空，像是要追上什么人似的，飘啊飘，直到再也看不见。

来源：星河旅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