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从首尔飞美国东岸的奥兰多。起飞时是当地时间 12:45，十个半小时后到旧金山，时间又变成了 6:20，时间的总量没有变，但在时间的刻度尺上，我短暂地回到了过去。呆了两个多小时，我又登上了前往奥兰多的飞机，那里比西岸早三个小时，于是又变成了“从‘过去’追时间，

一个青年，劳动，但是不上班，到处玩。

我从首尔飞美国东岸的奥兰多。起飞时是当地时间 12:45，十个半小时后到旧金山，时间又变成了 6:20，时间的总量没有变，但在时间的刻度尺上，我短暂地回到了过去。呆了两个多小时，我又登上了前往奥兰多的飞机，那里比西岸早三个小时，于是又变成了“从‘过去’追时间，看能不能追到未来”。旅行从空间迁移变成一种时间游戏，我感觉到一种跳轴的快乐。

我脚不沾地地旅行已经七年多了。2018 年年初从北京的杂志社辞职后，我便开始了四海为家的生活。除了疫情时在成都和泰国打了两年网球，其余时候我都背着 65 升的大背包四处游荡。包里没什么东西，一件冲锋衣、一件羽绒服、一件卫衣、若干件 T 恤、两条裤子、两双鞋，大部分时候住青旅，小部分时候睡过夜大巴和机场。我的目的地极为随机，我的旅途也没什么知识含量，我最常用的 APP 是地图，我至今很少用软件搜寻旅行信息。相比于做一个人，我更愿意做一头健壮的牲口。

这是我 33 岁时的七篇日记，遇到什么就是什么，错过也就错过了。接下来我要从美国去哥伦比亚，然后坐船穿过亚马逊河去秘鲁或者巴西，或许路上见。

2024 年 6 月 17 日

英国 Ulverston 寺庙

起床的时间从七点半拖到八点，又拖到八点二十。然而八点二十一定要起床了。宿舍里有六张上下铺，但只住了五个人。我睡在推门进来右手边的第一张床的下铺。这张床比其它床略矮，我甚至无法直起腰背。但它也有好处，将迪卡侬买的蓝色速干毛巾以及冲锋衣、卫衣全挂出来，正好可以挡住光，形成一个狭窄却私密的空间。

我佝偻着起床，T 恤外罩一件卫衣，便穿过走廊去公共卫生间洗漱。T 恤是在泰国清迈二手市场买的，在清迈短住的一年，我常常去郊区的二手仓库捡破烂，一件衣服五块，一条牛仔裙九块，还买过一个米色的零钱包，包上缝着卡口，正好容皮带穿过，卡在腰间时，很像九十年代引以为傲的 bb 机。公共卫生间，一排是四个马桶，一排是四个淋浴间，没有排气管，窗户向外打开半截，常年挂着一个牌子：不要关窗。因为刷牙太过用力，我的牙刷头一直处于炸毛的状态。

接着便去一楼食堂吃早饭。十五平方的厨房中央摆着一张四平方米的石桌，上面放着谷物、面包和水果。寺庙里有僧人、居士、访客，还有像我这样因为不想在旅途花钱所以来打工换宿的志愿者。

前一周我在寺庙的艺术工作室打磨佛像，每天有六个小时都坐在工位上给佛像的各个部位磨砂，有时是小臂和手指，有时是一朵莲花或者一串丝带。这工作不复杂，但需要耐心。不同的磨砂纸有不同的硬度，大的凸点用硬纸，磨得越来越光滑，再用软纸。为了避免划痕，通常需要将纸卷成蛋筒壳的形状，也不能用底下最尖锐的部分去戳佛像，而只能用大拇指抵住“蛋筒壳”中间偏下的位置，像推拿一样，按住一个点，再以逆时针或顺时针将力道发散出去。最后检验成果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闭上眼抚摸刚刚打磨的部位，如果有疙瘩就再返工，如果什么也摸不出来，就是成品了。我倒也不讨厌这个工作，只是磨砂时白炽灯开得猛烈，下了钟，眼底全是飞蝇。于是新的一周，我被分配到了食堂。

早上九点，我来到半地下室的厨房，系好围裙，戴上一次性手套，开始切洋葱。上午的工作是帮主厨洗菜、切菜，最后将饭菜搬到升降机里，送到一楼食堂。

这天的主厨是一个巴西老太太，要做的是巴西招牌菜 Feijoada。这道菜是将黑豆和各式各样的烟熏干肉、奶油放在一起煮，不过因为我们在寺庙，所以肉类都用豆腐代替。我先切了大概三四十个洋葱，接着又将二三十盒日本豆腐切成了拇指盖大小的菜丁，再接着便是切香菜沫。供应一百来个人吃饭，倒也不用在意切出来的形状，主厨的要求和所有大食堂一样：煮熟，吃不出病来。Feijoada 的配菜是甘蓝和切片柳橙，所以我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将一篓橙子去皮，然后连汁带肉地放到色拉碗里。

上午结束了。一点钟，排队打过饭，我就拿着这盘Feijoada 到屋外吃。草坪的木头桌子上已经坐满了人，我不想再凑到人堆里。交换明天就会忘记的名字、出生地以及来这里的原因，让我疲惫。

我找了一棵树，坐在台阶上，将盘子搁在腿上。六月中，天越来越热，背朝着太阳，很容易晒出一身汗。其实每天中午，寺庙也有冥想课，但我通常不参加，那种凑在一起做同一件事的活动使我恐慌，我情愿独自坐着，听听鸟叫，或者看哪棵树上有松鼠。

这段时间总是很快，两点半，又该回去干活了。下午打扫卫生的步骤基本也是固定的：将大家各自洗过的盘子、杯子、碗一筐筐拖进高温消毒柜，然后等消毒的间隙，将中午吃剩的饭菜收进升降梯，等五筐餐具洗完，台面的清理工作也就差不多了。分门别类将餐具擦干，放回原先的位置，接着便是擦桌子、扫地、拖地。最后是倒垃圾。将水池旁的两个垃圾桶从橱柜里拖出来，给垃圾袋打死结，两手各一个，像在健身房练俯身飞鸟一样，将它们拎到地下室门外——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时刻，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一天的劳动即将结束，也意味着我可以推着一辆独轮车，穿过寺庙初夏的花园了。花园里种着杜鹃和水仙，下午四点过后，阳光照在石墙上，到处泛着金光。

临近夏至，每天晚上十点之后才会日落。六点吃过晚饭，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消磨。其它志愿者结伴去散步，我穿上冲锋衣，独自去了附近的墓园。墓园的入口在进城的主干道上，六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来这个寺庙做志愿者时，就很喜欢来这里打发时间。

横竖交叉的小路将它分割成了不同的区域，我始终弄不懂这些墓碑以何种方式排列。有些墓碑来自十九世纪以前，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有些就来自最近，生卒年月清晰可见。我在一些墓碑前驻足并推测他曾经有过的生活，比如落款是儿子和继女，便能知道他有过至少两段婚姻，并且最后一段是美满幸福的；他于 1914 年去世并且年仅 22 岁，那么有可能他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如有些孩子的墓碑是一只熊或者一只唐老鸭的雕塑，那么在他有限的生命里，这大概就是最心爱的玩具。

他们都是陌生人，他们曾经的存在与我也没什么关联，但奇妙的是，我们在这个时空相遇了。我在墓园矮坡的长椅上坐着，日落时的风真冷啊，不像初夏，倒像秋天。上次来就是秋天，来的时候叶子金灿灿的，走的时候叶子全掉光了。到九点，我将冲锋衣拉得严严实实的，朝墓园附近的超市走去。超市还有一小时关门，我提醒自己，今天一定要买新牙刷了。

2024 年 8 月 6 日

挪威罗弗敦群岛

没什么吃的了。

我踮起脚尖，从头顶上方的厨房货架上取下一个黑色塑料筐，上面的白色便签上写着我的名字和退房日期。我后悔十天前没在特罗姆瑟买更多食物，那里的市中心有两家亚洲超市，物品种类很齐全，韩国的辛拉面、中国的老干妈、印度的咖喱、伊朗的香料，什么都有。旅行很有趣，只要距离东方足够远，东方就是一个整体。

搬到罗弗敦群岛的这家青旅前，我就在谷歌地图上查过，去最近的超市要走三个小时，于是我提前买了大白菜、榨菜、方便面、米和饼干。但我还是失算了。前几天出去徒步吃了太多东西，现在塑料筐里只剩几片白菜叶、一包泰国方便面、一包闲趣饼干和一点点米了。

我开始硬着头皮煮饭。先把米煮成粥，再把粥倒进煮开的方便面，配一点白菜，那所有东西就都有味道了。等会儿只有一盒饼干可以吃，那出门前用碳水将肚子填饱准没错。我灌满水壶，背上书包，去马路上搭车。在挪威，搭车是很常见的旅行方式，尤其是夏天，所有人都在路上度假。

等了五分钟，一辆银色面包车停在了面前。车主和我要去的恰好是同一个地方，我拉开驾驶座后的移门，坐了进去。原来这是一辆改装车，第二排座椅平放下来就是一张小床，后面的座位全部拆除了，是一个简易衣柜和小厨房。驾驶员是个德国女孩，两个月前经由波罗的海三国，从塔林搭轮渡到了芬兰，又从芬兰到了挪威。车里放了她全部的物品，书、音箱、排球，卫生巾。窗户开了半截，一根晾衣绳从前拉到后，车子沿着海边开，粉色的比基尼就在风里晃啊晃，像复古色调的公路片。

“你呢，你从哪里来？”她回过头问我。

“中国。”

“就来罗弗敦吗？

“不是，我四海为家。”

“那你以什么为生呢？”

“帮杂志和互联网公司写文章，我以前在中国做记者。”

“那你旅行多久了？”

“六年，除了Covid 时。不过我 2022 年就跑到泰国去了。”

“啊，我知道，Covid 时大家都很艰难。”

女孩让我推荐了罗弗敦的一些徒步路线，我又讲了 2018 年在柏林跨年的故事。

勃兰登堡门有跨年演唱会，有个女歌手和恐龙充气玩偶一起唱了一首叫《Why so serious》的歌，零点过后，大家又一起合唱《Go west》，烟花绽开时，正好有两个人在我面前接吻。

女孩笑着说：“听上去你比我更喜欢柏林。”

我说：“是啊！我不讨厌任何一座大城市，无论纽约还是柏林，因为我不在那里生活。假如你告诉我，这辈子就捆绑在那儿了，那不出半个月，城市就烂透了！”

女孩拍了下方向盘：“That‘s true！”

过了大概十五分钟，我们便到了目的地。女孩去沙滩上晒太阳，我往沿海的山路走去。在挪威，每天最开心的是走路，走路最开心的是什么都不用想，遇见一棵树是一棵树，遇见一朵花是一朵花。正午的太阳烈得睁不开眼，走到背阴处又觉得有些凉，走了半个小时，我便坐在了一块半阴半阳的礁石上。我真聪明啊！一半晒化了，还能换个方向晒另一半。

海面在眼前一望无际地打开，有两条皮划艇正从近处划向远处，浅绿色的海水扑打在礁石上，竟能看到海底火红色的珊瑚！礁石合围的缘故，那片海水的颜色因海浪的起伏时浅时深，在阳光的照耀下，珊瑚也好像幻化成了不同的形状。在这北方的北方，也有万千生命在涌动啊，我凝望着珊瑚，感觉我们正在沉默地对视。

坐了半个小时，我才向前走去。夏天在北极圈，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担心天黑，因为天不会真的黑，过了晚上十点半，它会一直保持在黄昏的状态，过两小时，黄昏再变成黎明，天又会大亮。时间摊得很开，好像怎么用都用不完。

小路的尽头是一片平原，几辆房车停在海边，一个女人刚做完饭，正在洗锅。我过去灌水壶，她告诉我顺着前面的马路右拐，往山上走，有一条徒步路线。于是我就往那里走。在这里徒步次数多了，慢慢也能摸清一些规律，就比如这条路线，其实就是走隧道的外缘，车子穿山而过，行人盘山而过。不过和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群岛被切得很碎，过完这个隧道没有下一个，马路直直捅到海里，路就断头了。我爬上半山腰，俯瞰这一小片平原和村庄，没有车，也看不见人，就像科幻电影里那种绝对静止的场景。

我听着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声吃饼干，觉得自己简直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十年前，我在香港上班，穿得人模狗样坐在恒温的办公室里，每天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培养皿里的器官。生活太精确了，几点到几点在哪里，吃多少饭，说多少话，银行卡里有多少钱，要花多少钱，每一笔帐里都有无穷无尽的信息。同事们常结伴去茶餐厅吃饭，而我则会一个人买了三明治去街边的花园。哪怕是让我在大马路上吸尾气也好啊，尾气至少在户外。那时又怎么能想到现在的生活呢？虽然吃糙糠粗粮，早上起床还得发愁没吃的了，可这种忧愁真是又古典又踏实啊。

吃完后，我爬去了山顶，接着原路返回，抄另外一条山路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那里有一家小卖部，我吃了一支冰淇淋，又灌满了水。我站在马路边，举起右手，又翘起了大拇指。三个意大利男孩将我带到了主路旁，一对格鲁吉亚夫妇又带我到了最近的城镇 Leknes。在超市，我买了两个冰冻披萨、几片馍、一颗白菜、一盒鸡蛋和一袋蟠桃。还有三天就要搭午夜的渡轮去临近的博德了，这些吃的够了吧？我站在货柜之间，仔细规划着之后的一日三餐。还是再拿一盒培根吧！培根好啊，炸了油出来，还能煎鸡蛋。徐雯，你好像一只猪啊！

2024 年 8 月 31 日

波兰华沙

青旅的窗帘透光，回笼觉睡得囫囵吞枣。再醒来，房间里已经没什么人了。

我已经三天没有出门了，除了去旁边超市买菜、去隔壁街区买便宜的土耳其卷饼，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这家青旅不在闹市区，也不像那些有意吸引外国游客的旅舍一样努力营造着国际化的氛围。两位前台日夜轮班，英语说得磕磕绊绊，客厅和厨房被包裹在一圈男女分住的客房之间，像一个巨大的回音谷。

失去兴趣倒不是因为旅途的疲惫，而是因为我对华沙产生了一种“敌意”。事情还要从我到华沙的第二天讲起，当时我住在古城区的一家青旅，提前订了五天房，打算找个网球俱乐部打几天球，然而中午吃过饭，我发现我被床虫咬了。床虫在欧洲泛滥成灾，2018 年我就在捷克被咬得浑身是包，痒到只能涂了药膏把自己晾在床上。

我去前台反映了这件事，前台女孩冷漠地看了一眼，说这是蚊子咬的吧。床虫有强迫症，会留下等间距的肿包，而且要比蚊虫叮咬痒得多。随后女孩和打扫卫生的人一起进房间查看，过了十多分钟，她过来说，我们没找到床虫，我们没有床虫，你可以换床或者提前搬走，没住的房费我们退给你。

我有点生气。床虫又不傻，大白天的怎么会等在那里被你发现？而且我付了钱，为什么我要因为你有床虫而搬走，那我打车过来，再搬到别处去的费用怎么算呢？

僵持不下，前台女孩叫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说也是旅馆的工作人员。他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蚊子块，用非常恶劣的语气说：“这里住了一百号人，没人被咬，所以我们没有床虫，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赶紧走。”女孩有了人撑腰，态度也强硬起来。“I offer you the option to leave”，意思是我给你个机会离开，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说我付了钱了，你们既然是这样的态度，那我非得继续住，并且和每一个遇到的人说你们有床虫。女孩说你可以继续住，但你不能这么说，因为你无法确定这 100% 是床虫。我说那我说 99% ，女孩说：You are not allowed.

你不被允许。

住青旅住出言论审查来了，那一刻我真是又好笑又好气。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从她叫那个中年男人出场，这就不是权利逻辑，而是权力逻辑了，我感觉自己和米沃什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这时前台来了个办入住的男生，我直接对他说：“青旅有床虫，你小心点。”被床虫咬之后有潜伏期，这时腰上、手臂上，包都起来了。

女孩有点慌了，说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我说你报吧。她真的开始打电话，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语言，挂掉后我问她，警察什么时候来，她说十五到三十分钟，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回去收拾行李，然后我会告诉警察没事了。

我心里又开始笑了：用警察恐吓我，你怕是不知道我以前在中国做记者的吧？

不过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已经不想再和他们耗费情绪，也已经不想知道华沙有没有文明人了。为了赶我走，女孩还假装打开窗户看警察要不要来了，见我走去按电梯，她露出了一种又骄傲又挑衅的神情。也就在这家青旅外面的街道上，我预订了现在这个住处。

初秋了，天气其实特别好，光白花花的，是故事发生的季节。我倒不至于因为这件事厌倦旅途，但难免对这座城市失望。如果不是提前买了几天后飞往突尼斯的机票，或许我当天就会离开。我还有什么必要去那些景点呢？看东欧知识分子的书，去波兰的博物馆，都没有经历一场真实的冲突来得直接。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生，出生于现代的东欧，与旧的体制、旧的历史看上去毫无关联，但她却真真切切地告诉你，她从何而来，从这个角度讲，三天没有出门的我已经到过一个游客很难抵达的波兰了。

洗漱过后，我在卫生间洗了一堆衣服，挨个挂在床尾的栏杆上，又拿上购物袋，到旁边的家乐福超市买了菜。一盒牛肉，两个洋葱，一碟小米椒，一个青椒。西瓜有点太熟了，没买，蟠桃倒是不错，不软不硬，价格适中。前一天买的吐司和鸡蛋还没吃完，等会儿就着菜还能对付两顿。

呆着就呆着呗，不出门也有不出门的旅行办法。吃过饭，我打开电脑开始写文章。写作的一大好处是生活里不再有绝对的坏事，另一大好处是它能让我随时随地娱乐自己。再见，波兰！

2024 年 9 月 6 日

突尼斯

民宿房间背后贴了一张黄色的信纸，左边是中文，右边是法文：也爱迢迢夏日长。诗句竖着写，接近小楷，我一下子兴奋起来。除了在中餐厅，我很久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看见过汉字了，更别论是如此雅致的汉字。“湖边谁谓幽居陋，也爱迢迢夏日长。”陆游的诗句。我很好奇，问女主人茱莉亚：“这是谁写的？”

茱莉亚来自美国加州，窄脸，皮肤很白，长着淡褐色的雀斑。她正在沙发上看英文版的《战争与和平》，一只小电扇在茶几上呼呼地转，落地窗旁的纱帘被高高吹起。

“我在巴黎机场遇到过一个法国人，他从小学古汉语，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就将自己摘抄的诗句送给了我。”茱莉亚说。

茱莉亚回房间，又拿出了一沓类似的信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看得出来，那个法国人很喜欢王维。

“这真的很神奇，你会遇到他，我又在这里读到这些诗句。”我对茱莉亚说，“你知道吗，这都是一千多年前的诗人了。”

茱莉亚很吃惊，眼睛亮亮的：“我其实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只觉得它们像一幅画一样。”茱莉亚搬来突尼斯已经近两年。大学毕业她努力工作，攒了点钱，接着开始环游世界，正准备去中亚时，她遇到了突尼斯丈夫，然后便中断旅途，搬了过来。丈夫在城外工作，不是每天都回家，她养了一只猫，开始学阿拉伯语。她给我介绍了附近的诸多餐馆，我在午后四点出了门。

欧洲大陆已经是夏末，但是突尼斯仍被高温炙烤，我努力沿着树荫走，仍然躲不过烈日的追捕。我在一家小店吃了齁咸的“库斯库斯”，又买了一杯鲜榨石榴汁。菜市场的榨汁机器非常落后，石榴籽、果皮和果肉都混杂在一起，喝起来像塞了满嘴的沙子，我只好又去超市买冰可乐喝。宣礼声混杂着汽车的噪音，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直到晚上七点，空气中才有了微微的凉意。我在楼下买了几颗仙人掌果，回到住处，发现茱莉亚给我留了两囊冰西瓜。我走上天台，看见她正躺在露天的气垫床上，支着一盏黄色的小台灯，继续读《战争与和平》。我在另一张气垫床上坐下，礼尚往来，递去了仙人掌果。

“你去过蒙古吗？那里离中国很近。”她突然问我。

“没有。”

“我想去那里。在草原上骑摩托车一定很棒。”茱莉亚说她以前在河内买过一辆摩托车，骑到胡志明市又卖掉了。

“那你听过《乌兰巴托的夜》吗？这首曲子很有名。”

茱莉亚摇头。

我决定让她重温一下在路上的感觉，于是在众多版本中，挑选了一首马头琴独奏。悠扬的琴声在头顶盘旋，我们都没再说话，曲子快结束时，茱莉亚的猫也爬上了天台，她在仙人掌果旁闻了闻，又跑开了。过了许久，我们好像才从蒙古回到突尼斯，茱莉亚很感激，用中文说谢谢。

吃完水果，我下了楼，屋里没有空调，我将冰块塞进制冷机的肚子里，坐在风口。隔着床铺，我又看到了陆游的那句诗，和白天相比，光线暗淡了不少。“湖边谁谓幽居陋，也爱迢迢夏日长。”诗歌真好，隔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在遥远的国度相逢。我想我喜欢旅行，或许不是因为容易厌倦某个具体的空间，而是我太迷恋非线性的时间。就比如此刻，南宋和突尼斯接壤，加利福尼亚刚刚吹过乌兰巴托的风，多好啊，时空囊括所有。

2024 年 12 月 8日

泰国金三角

从清莱到清盛并不远，唯一的坏消息是我的摩托车开始漏机油。摩托车是 2022 年秋天刚到泰国时买的，在东三环外的二手市场，花了 6000 块钱。我给它换了轮胎、刹车片，它驮着我去网球场、去山里，它几乎无所不能。

我将车子停在马路边的树下，一边喝水一边查漏机油有什么后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摩托车轻微漏机油并不构成严重问题。”我定了定心，继续往前开。摩旅第一天，我从清迈骑到了坤介国家公园，在一个咖啡农场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山，又骑了 130 公里到了清莱郊区。冬天的泰北是凉季，几乎不会下雨，下午阳光太烈，风吹到皮肤上又正好中和了燥热，总之，这是摩旅的最好季节。去金三角也是一时兴起，就好像往地图上扔飞镖，扔中了，就往车肚子里塞几样随身衣物，背上背包就出发了。

过了清莱之后，地势便平缓了不少，越往与老挝接壤的清盛走，村庄就越稀疏。路上车辆不多，下午两点，我便到了金三角。我在湄公河边找到了一家 200 块钱的酒店，正对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坐在阳台上，能清晰地看到对岸的汽车正贴着湄公河疾驰而过。我在酒店旁的餐厅点了一份冬阴功汤和一份咖喱饭，吃完后回房间午睡，再醒来天已经有些黑了。

金三角是老挝、泰国、缅甸三国交界的地方，从我住的酒店到交汇点，还要沿湄公河往上走十公里。无事可做，我决定骑车去看看。才晚上七点，马路上就很冷清了，一直到靠近金三角佛像、鸦片博物馆等旅游景点，才有几家餐厅、便利店、按摩店亮着灯。我将车停在佛像下的停车场，注视着佛像。没有灯光，它在暗夜里显得格外巨大，眼神垂得很低，空旷的肚子里像有无限回响。我绕到它的身体后面，才发现这里用水泥砌成了船的摸样。底下有一个黑乎乎的码头，有两个人正戴着头灯钓鱼，一个人正在甲板上打电话。

几艘小船被绳索松松垮垮地绑在一起，随水波荡漾。白天在下游，我见过这些游船，船头插泰国国旗，在河里开来开去，用扩音喇叭和游客们讲金三角的历史和现在。我走到栏杆边朝边境看，纤细蜿蜒的洛克河和宽阔平坦的湄公河在缅甸夹出了一个寂静的三角洲，倒是老挝那头的经济开发区，白天在烈日下，高楼大厦像闪着光的麻将牌，到了晚上又变成了巨大的音响。音响剜去了歌词，放着中文歌的迪斯科版本。

夜里降温了，风也起来了，我到佛像旁的 711 买了饭团和橙汁，骑车回住处。一个鬼影都没有，身着长衣长裤仍然冻得发抖。泰北的冬天真会骗人啊。

明天上午可以再去看看鸦片博物馆，然后再往哪边骑呢？或许可以骑 80 公里的山路去美斯乐，1949 年有一支云南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去台湾，而是退到泰国山上，建了个云南村，也可以沿着泰缅公路一直骑，去看看那里有什么。我没有计划，就等明天吃过早饭再说吧。

2025 年 2 月 19 日

中国青岛

越越出现在旋转门。在瑞幸门店的易拉宝前，我们抱在一起。四个月前她刚做完甲状腺手术，脖子上至今留着一条五厘米的暗红色伤口。“上马饺子下马面”，她拉我去隔壁一家饺子馆吃饭。

我们三年没见了。那次我们在初春的海边走了很远的路，忘了聊了什么，只知道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说。大学时我们一起做杂志，毕业的夏天，我们喝了酒回学校，她骑自行车带我，在风里歪七扭八，我跳下车，笑作一团。后来她去了法国读书，我去巴黎玩，我们一起去奥维尔小镇看了梵高最后生活的房间和墓地。

她是个热情的山东人，我几乎无法阻止她豪迈地点菜。“你多吃点，出国就吃不到这些了。”她帮我往小碟子里倒辣酱。动过甲状腺手术后，她便不能吃辣了。聊起上次见面的情形，我们都有恍若隔世之感。那时她陪我在青岛大吃大喝了三天，我刚离开，她便发现自己怀了一对双胞胎。“好像假期结束了。”

2017 年冬天回国后，越越结了婚，之后怀孕、胎停、流产，经历了很多我难以想象的痛苦。双胞胎的来临显得如此及时，好像上天学会了补偿，我至今记得她在微信里说这件事时是多么惊喜。然而没多久，双胞胎中的一个就查出染色体有问题，医生说可能不会危及生命，但孩子以后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就不好说了。2022 年下半年，很多事情办起来都异常困难，加上越越先生工作性质的原因，所有的产检、求诊，她都只能独自面对。

“我担心误诊，所以又去济南看专家。医生在我肚皮上扎针，一直穿过子宫、羊水，然后在小孩心脏上取了一滴血，最后告诉我，没有误诊。”

几经权衡，越越还是决定减胎。好在两个胎儿分住在两个“房子”里（学名叫“双绒毛膜双阳膜囊双胎），手术并不复杂。她又一个人躺在了手术台上，肚子鼓得像座小山。

“你知道氰化钾吗？放进针筒，扎进肚皮，打到小孩心脏上，没几秒钟它就没动静了。医院也怕出医疗事故，所以全程都让我醒着，打完了还让我在屏幕上确认，‘是这个胎吧，没打错吧？’”

死掉的胎儿没法拿出来，只能等另一个孩子足月了一起剖腹产，于是一边不再生长，另一边越长越大，最后终于挤占了全部的空间。

越越讲得平缓而冷酷，直到最后才眼眶泛红地问我：“你说老天给我这么多磨难就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坚强的母亲吗？好像这些年就这么蹉跎过去了。”越越放下茶杯，我几乎不忍心直视她的眼泪。“说实话我后悔回来，但也愿赌服输。”过了一会儿，她又举起了茶杯，我们以茶代酒。“徐雯，你是下个世纪的我。”

走出饺子店，我们沿着港口散步。风很大，没有游轮靠岸，马路很空旷。我想起将近十年前，我们一起去奥威尔小镇时也是差不多的光景。我们在梵高的墓前伫立良久，天空是淡青色的，田野里刚有早春的新苗。我们还一起去了蒙马特高地，那里的集市上有个中国大叔，支个摊子给人写毛笔字，见到警察，瞬间就溜得没影了。

我们在一家海边咖啡馆坐了会儿，接着又回了我的民宿。这是一栋商住两用的公寓楼，名字叫自由港湾，越越说，她刚回青岛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她随我上了楼，在落地窗边，她给我看了小腹上那道接近 20 厘米的伤疤。我从没有见过那样的伤疤，深紫色的、笔直的、裸露的，像一条不会消失的蚯蚓。

2025 年 3 月 12 日

美国塔拉哈西

在路上的时间久了，温度、气味、触觉，感官被打得七零八落，有时起床要花很久才能将眼前的时空重新拼接起来。百叶窗上有片淡黄的光晕，对面的写字台上驾着一台电脑、一个 iPad 和一个黑色的显示屏，床垫很软，垫在后腰位置的枕头移了位，腰椎和胯骨正做着激烈的对抗。

美国，塔拉哈西。

我拨开百叶窗的薄片，对面房屋的绿色琉璃瓦折射着白色的光，日上三竿了。

来佛罗里达是为了去迈阿密看网球赛，来塔拉哈西则是为了见朋友大山。大山在这里读书，我们上次见面还是 2019 年。当时我已经居无定所地晃荡了一年半，路过北京，在大山五环外的出租房里住了一晚。那几年在北京，大山好像永远住在五环外，从一个城乡结合部搬到另一个城乡结合部，去地铁站总像长途跋涉。她睡觉不关窗，北京的地铁、火车就在回迁房和回迁房之间鸣笛、穿梭。北京总是很忙。

我起床做早饭，在冰箱冷冻柜里找到了台湾手抓饼，又敲了两个鸡蛋。火开得太大，烤糊了，我打开前后门散味，让春天温和的风柔软地扑在脸上。这片屋子在半坡的马路尽头，除了邻居和快递，鲜有人来，只有两只橘猫每天百无聊赖地蹲守在门前。

吃完饭回到卧室，大山也已经起床，前一天我们刚吃了火锅自助，她站在秤上，说还不饿。我沏了红茶，坐在窗口晒太阳，忽然意识到这是 33 岁的最后一天了。我没什么仪式感，我的生活状态让遇到的一切都充满了随机性，然而看着周围陌生的景致，我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我居然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偶然。存在是我们的结果，是一种既定事实，但是之于更大的非存在和不确定，这种存在里又包含了多少偶然的要素呢？假如活着不是理所当然，那它会不会就是无限死亡里的一个短暂假期呢？

我和大山各自打开电脑，开始工作。过几天她要去底特律参加学术会议，而我要交一篇软文。疫情之后，游荡的成本陡然增高，用稿费兑换机票、住宿、食物，比以前困难了许多。好在 2020 年开始意识到流浪生活随时会被终结，倒也算是一种积极的悲观。

中午还是我做饭。大山拿出了国内寄来的腊肉和烟笋，又从冷冻柜里拿出一袋焯过水的鸡胗和鸡杂。她不能吃辣，所以油锅里只加了点蒜片，将腊肉炒到七八分，再放入烟笋、大葱、蚝油、白胡椒，很快就做好了。厨房里没有保温设备，我将盘子放入微波炉，接着又将酸辣椒撕成条状，开始做另一道菜。

“以前你好像不做饭啊！”大山从屋里走出来。

我将碗递给她，让她去盛饭：“我以前吃饭也没这么认真啊！”

我和大山住过两个月。2015 年，在香港的恒温办公室做了几个月的培养皿器官后，我决定去北京做记者。很多编辑说缺人，但又对新人充满了不信任，没找到工作的两个月，我固执地睡在大山的沙发上，吃几块钱的盒饭，寻找可以做的选题。有时实在萎靡，就穿着人字拖去楼下买半个西瓜，熬到大山下班了一起去小区后门吃烧烤。

大山想了想：“倒也是。”

酱油放多了，鸡胗和鸡杂有些咸，不过还算下饭，我们都吃了一大碗。她打开前门，两只猫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一只眉心和脸颊有三角白毛，于是被叫作奔驰，另一只只有橘色，于是被草率地叫成小黄。

因为缺乏野心和耐心，正式留下来的文字很少，我专注得像一头牲口，吃饭、睡觉、散步，不执着于记住什么事，把遗忘归为自然。我和世界的关系很亲密，也很疏离，我又幸存了一岁，但也仅此而已。我想起去年六月初在巴黎订利物浦的青旅，输入邮箱地址时把姓和名颠倒了一下。那个邮箱并不存在，但还是莫名其妙地预订成功了。信用卡扣费后，我怀着诡异的心情，按原先不存在的邮箱地址重新注册了账号，理所当然，那个早前预定成功的订单凭证并没有发送到后来“出生”的邮箱中。那它去哪儿了呢？我不知道，但我想，大概去了我出生以前或者离开之后的世界吧。

来源：正面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