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正了，转正了！我终于转正了！＂父亲王建国手捧那张公文，声音颤抖得像风中的杨树叶。

春天终于来了

＂转正了，转正了！我终于转正了！＂父亲王建国手捧那张公文，声音颤抖得像风中的杨树叶。

那一刻，我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景象——我那倔强的父亲，那个在乡下小学教了二十五年书的民办教师，竟然流下了眼泪。

他将那纸薄薄的文件紧贴胸口，像是怕它会突然消失。

那泪水无声地滑落，却沉重如石，凝聚着二十五年的辛酸与期盼。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对我们家来说，如同久旱逢甘霖。

记得那天早上，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忽然听见大门被猛地推开的声音。

＂娃他爸回来了！＂母亲张秀兰从厨房探出头，手里还拿着擀面杖。

父亲进门时就像一阵风，脸上的笑容比那春日的阳光还要灿烂。

＂秀兰，娃儿，我转正了！＂他挥舞着手中的文件，声音都变了调。

母亲愣在那里，擀面杖掉在了地上，面粉随之扬起一小片白雾。

＂真的？这回是真的？＂母亲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父亲激动地把那张公文递到母亲手上，＂你看，镇上盖了章的，这回是板上钉钉了！＂

母亲接过那张纸，手有些颤抖，目光在文件上来回扫视，突然转过身去，肩膀微微抖动。

父亲从背后抱住了母亲，就在我家那间土墙泥瓦的厨房里，两个年过半百的人紧紧相拥，默默落泪。

＂熬出头了，咱们终于熬出头了。＂父亲低声说道。

那一刻，二十五年的辛酸与期盼，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出。

父亲是七十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当上的民办教师。

那时候，国家刚刚从＂文革＂动荡中缓过神来，乡村教育百废待兴。

城里的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农村学校教师奇缺，县里招收了一批高中毕业生当民办教师。

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十八岁的父亲，背着一个帆布书包，穿着一双补了又补的解放鞋，走上了邻村小学的三尺讲台。

＂那会儿啊，根本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能教书是件光荣的事。＂父亲后来常这么跟我说。

可这份崇高的责任，却不能换来相应的地位和薪酬。

每月十几块钱的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五口。

我们家的条件比起村里其他人家算是差的，住的是土坯房，家里除了几件旧家具，就只有父亲那一摞摞的教案和书籍。

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家里的煤炭不够了，父亲硬是跑了十里地去煤场背煤。

回来时，他的头发、眉毛上都结了霜，但他脸上却带着笑，＂不碍事，能给你们烧上炉子就行。＂

母亲张秀兰心疼他，常常劝道：＂建国啊，你这么个大老爷们，一个月才挣那么点钱，还不够买盐的。＂

＂咱换个活路吧，听说县砖厂在招工人，一个月能挣四十多呢！＂

每次听到这话，父亲就皱起眉头，固执地摇头：＂我走了，谁来教村里的孩子们？＂

＂再说了，我这辈子就认准了教书这条路，半道上换跑道，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母亲无奈，只好自己多操持些家务，还在生产队里多干些活儿，挣工分贴补家用。

记得家里最困难的那段日子，母亲还去邻村帮人纳鞋底，一双能挣五毛钱。

深夜里，煤油灯下，母亲纳鞋底的身影瘦小而坚韧。

那是一九八六年，父亲被评为县优秀教师。

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下日子要好转了。

母亲特意蒸了一锅白面馒头，还炒了两个荤菜，说是要庆祝一下。

可当父亲满心欢喜地捧着证书回家，却发现那上面的奖金只有公办教师的一半。

＂民办教师就是民办教师，再优秀也比不上人家体制内的。＂父亲苦笑着说。

他将证书小心翼翼地装进塑料袋，放进抽屉最里层，再也没有拿出来给人看过。

那顿庆祝的晚饭，我们吃得很沉默。

母亲一边给父亲夹菜，一边红着眼圈说：＂没事，咱不图那个。＂

父亲点点头，笑着说：＂能教好书就行，这不比啥都强。＂

可我分明看到，他的手在桌子底下握成了拳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家的土坯房年久失修，墙角处开始渗水。

每逢下雨天，家里都要摆上几个盆子接雨水。

父亲说等他转正了，一定要把房子重新修一修。

母亲摇摇头说：＂你那转正的事，还是别指望了。＂

父亲不语，只是在雨夜里搬动着接水的盆子，眼神里却透着执着的光。

我曾在深夜看见父亲伏案批改作业，破旧的＂红灯牌＂收音机里传来教育改革的新闻。

他停下笔，怔怔地听着，眼里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那光芒，是希望，也是煎熬。

＂新华社消息，国家计划逐步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收音机里的声音断断续续，父亲却听得十分认真。

每当这时，他就会放下手中的红笔，调高音量，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

然后，他会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旧笔记本，记下这些信息，仿佛在记录自己命运可能的转机。

八十年代末，村里来了个大喜讯——第一批民办教师转正名额下来了！

父亲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反复检查自己的资历和条件。

＂我教了这么多年书，教学成绩也不错，县里还评过优秀，这次应该有希望。＂他自言自语道。

母亲也跟着高兴起来，＂那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这可是咱家的大事啊！＂

可惜，名额有限，父亲落选了。

校长老李来家里通知这个消息时，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

＂建国啊，这次名额太少，县里优先考虑了一些老资格的和有特殊贡献的，你...你再等等吧。＂老李拍着父亲的肩膀，满是歉意。

父亲愣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平静，＂我明白，这是规矩。＂

他继续劈着柴，力道却重了几分，噼啪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

老李走后，母亲红了眼眶，＂这官老爷们，就知道糊弄人！＂

父亲却安慰她，＂别这么说，政策是好的，只是名额有限。来日方长，咱们再等等。＂

九十年代初第二批名额下来时，父亲的名字再次落选了。

这一次，父亲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收拾好教案，第二天照常起早贪黑地去学校教书，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只有我知道，他每晚睡前都要翻看那个装满各种证书和表扬信的旧文件袋，有时还轻声念叨着里面的日期和内容。

那个文件袋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损了，却被父亲视若珍宝。

＂咱们当民办教师的，就像是二等公民。＂隔壁学校的李叔叔来家里串门时愤愤地说。

他和父亲是同一批当上民办教师的，这些年来，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教学经验，也会时不时地谈起转正的话题。

父亲却只是笑笑：＂教育不分一等二等，孩子们的未来也不分。＂

李叔叔摇头叹气，＂可咱们的日子不一样啊！你看公办老师，不仅工资高，还有医疗保险，将来还有退休金，咱们呢？＂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去工厂当工人了。＂

父亲倒了杯热茶递给李叔叔，＂别想那么多，教书育人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再说了，咱们这一代民办教师，不就是为了农村教育撑起一片天吗？总有一天，国家会记得咱们的贡献的。＂

李叔叔喝了口茶，苦笑道：＂但愿吧，但愿咱们有生之年能等到那一天。＂

父亲点点头，眼神坚定，＂一定会的。＂

一九九五年冬天，年过五旬的父亲又一次填写了转正申请表。

那一年，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半，原本挺拔的身姿也微微有些佝偻，只有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如初。

母亲站在一旁，看着父亲认真填表的样子，忍不住劝他：＂别再抱希望了，都这么多年了。＂

父亲抬起头，轻声说：＂最后一次。＂

他写完申请表，郑重其事地装进一个干净的信封，然后站在门口，望着远处的山峦，眼里有说不尽的沧桑与坚守。

我和母亲都知道，如果这次再不成功，父亲恐怕就真的要放弃了。

五十多岁的人了，再等下去，可能就要等到退休了。

但父亲似乎很平静，他依然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地教好每一堂课。

他常对学生们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千真万确。＂

他自己，何尝不是在期盼知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个冬天格外漫长，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我家的土坯房墙角又开始漏风了，父亲找来稻草和泥巴堵住了裂缝。

那个冬天，父亲的咳嗽比往年都要厉害，他却从不耽误一天课。

有时半夜咳得厉害，他就坐在门口，怕吵醒家人。

母亲给他熬了一冬天的梨汤，也不见好转。

＂等开春了，咱去县医院看看。＂母亲心疼地说。

父亲摆摆手，＂不碍事，小毛病罢了，开春自然就好了。＂

他不说，但我们都明白，小小的乡村医疗所看不了大病，而县医院的费用，对我们家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

终于熬到了一九九六年春天，万物复苏，大地回春。

父亲的咳嗽也渐渐好转，脸色也红润了些。

二月底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家里的老式座机突然响了起来。

那是我家唯一值钱的电器，还是前几年父亲攒了很久的钱买的，说是方便学校联系。

父亲急忙接起电话，＂喂，我是王建国。＂

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父亲的脸色突然变了，他紧紧抓住话筒，声音颤抖，＂真的吗？不会弄错吧？＂

挂了电话，父亲呆坐在椅子上，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谁打来的？出啥事了？＂母亲担忧地问。

＂镇上...镇上让我去一趟，说是...说是要谈转正的事。＂父亲的声音还在发颤。

那天，父亲换上了他最好的那套衣服——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那是他结婚时穿的，虽然已经有些旧了，但被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整整。

临出门前，他对着家里仅有的那面小镜子反复整理着自己的仪容，生怕有一丝不妥。

＂我这一去，可能要晚些回来。＂父亲交代道。

母亲点点头，塞给他一个纸包，＂中午饭我给你包好了，记得吃。＂

我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村口的拐弯处，心里既期待又忐忑。

中午过去了，下午也过去了，眼看天色渐晚，父亲还没回来。

母亲坐立不安，不停地往村口张望。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她喃喃自语。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沉稳而坚定。

父亲出现在了村口，步伐比平时快了许多，整个人像是年轻了十岁。

＂转正了！真的转正了！＂他老远就喊了起来，声音里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母亲冲出家门，一把抓住父亲的手，＂当真的？官老爷们没骗你？＂

父亲激动地点头，从怀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张公文，＂你看，这是正式文件，有县教育局的公章呢！＂

那一晚，我们家灯火通明，邻居们闻讯赶来道贺。

李叔叔拎了瓶二锅头，一进门就给父亲倒了一杯，＂建国，恭喜啊！你这一转正，就扬眉吐气了！＂

父亲端起酒杯，手还在微微发抖，＂谢谢，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支持。＂

他一口气干了杯中酒，脸上泛起红晕，眼里闪烁着泪光。

那晚上，父亲喝得有些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醉酒。

他拉着母亲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年的辛酸，＂秀兰，苦了你了，这么多年跟着我受苦受累...＂

母亲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傻子，咱们是一家人，同甘共苦不是应该的吗？＂

父亲转过头，看着我，眼神中满是歉疚，＂儿子，爸没本事，让你跟着吃苦了...＂

我握住父亲粗糙的手，这双手写下过无数粉笔字，批改过无数作业，却始终没能给家人带来富足的生活。

＂爸，您是我最敬佩的人。＂我哽咽着说。

父亲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墙角，从那个旧文件袋中取出他所有的证书和表扬信，一张张地摊在桌上。

＂看，这就是我这辈子的全部家当。＂他醉醺醺地说，＂不值几个钱，但我挺自豪的。＂

那晚上，我们全家人都哭了，那是喜极而泣，也是对过往艰辛的告别。

转正之后，父亲的工资一下子涨了好几倍，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好转起来。

我们把那间漏风漏雨的土坯房拆了，盖起了砖瓦房，母亲也买了一台小小的彩电，院子里还种上了几棵果树。

最让父亲高兴的是，他终于可以骄傲地站在人前，不再有任何自卑和尴尬。

他常说：＂现在我是真正的人民教师了。＂

在父亲的鼓励下，我考上了师范学院，决定继承他的事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当我把录取通知书给他看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在村里走路都带风。

＂看到没有，我儿子要当大学生了，将来是要当老师的！＂他逢人就这么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父亲退休后的那天，学校组织了一个简朴而隆重的欢送会。

台下坐满了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从七十年代的到九十年代的，老老少少几百人。

当校长宣布父亲为＂园丁奖＂获得者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父亲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一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记得我这个老头子...＂他的声音颤抖着。

一九七八年的学生现在是县医院的主任医师，八十年代的学生成了乡镇企业家，九十年代的学生有的考入了大学，成为了新时代的建设者。

他们纷纷上台，向父亲献花，讲述着父亲对他们的影响。

＂王老师，当年要不是您资助我的学费，我根本考不上高中，更别说现在当医生了。＂

＂王老师，是您教会我做人的道理，这比任何知识都重要。＂

＂王老师，我至今还记得您说过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听着这些话，父亲的眼泪止不住地流，那是幸福的泪水，是成就感的泪水。

回家的路上，父亲握着母亲的手，轻声说：＂秀兰，值了，这辈子值了。＂

母亲点点头，眼里满是幸福的光芒。

如今，每当春天来临，我都会想起那个早晨，父亲紧贴胸口的那纸文件，和他那无声的泪水。

＂咱老百姓啊，就像这小草一样，再难的冬天也能熬过去，只要坚持住，春天总会来的。＂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

有些等待，值得用半生去坚守；有些春天，即使迟来，也依然美丽。

就像父亲那二十五年的执着，最终等来了属于他的春天。

他用平凡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尊严，也让我明白了，人这一生，不在于名利大小，而在于心灵的富足与精神的高尚。

每次想起父亲，我都会想起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教书育人，平凡而伟大。＂

这句朴实无华的话，却是他一生的写照。

来源：JulieJohnson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