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老师，门外有人找您。好像是您母亲？她情绪很激动...＂办公室主任张阿姨神情尴尬，声音压得极低，眼睛不自觉地往门外瞟。

十万情债

＂周老师，门外有人找您。好像是您母亲？她情绪很激动...＂办公室主任张阿姨神情尴尬，声音压得极低，眼睛不自觉地往门外瞟。

我放下手中批改到一半的学生作业，抬头看了看窗外，正值初秋，梧桐叶子泛黄，阳光斜斜地洒在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

这是2005年，我刚过完二十八岁生日不久。推开办公室的木门，楼道里的凉气扑面而来。

李母站在走廊中央，花白的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件褪色的蓝格子衬衫，眼睛通红。见我出来，她立刻扯着嗓子嚷开了：＂还我儿子的钱！十万块钱，你凭什么要我儿子的钱？＂

几个同事探出头来，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假装低头整理资料，却竖着耳朵听热闹。

我叫周琴岚，是南方某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教《中国古代文学》。李明的母亲会找到这里，在我的意料之中，却没想到她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直接。

＂阿姨，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谈，好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

＂没什么好谈的！李家又不欠你的！＂李母瞪着眼睛，脸涨得通红，＂你勾引我儿子六年，现在他有出息了，你就想讹钱？＂

教研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的脸一阵发烫，但很快又冷静下来。

＂十万块不是小数目，我们慢慢说清楚。＂我轻声说，然后转向张阿姨，＂我出去一会儿，麻烦您帮我看一下办公室。＂

六年前，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那时的工资只有八百多元。李明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研究生，我们约定等他学业有成，就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是1999年，大学刚扩招，高校教师还算是个体面的职业。我住在学校分配的筒子楼里，一室一厅，家具简陋得像六十年代的布置：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两把靠背椅，一个衣柜，床头摆着一台二手半导体收音机，是我与外界联系的主要工具。

邻居老刘是一位退休的工厂师傅，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穿着蓝色的确良中山装，拎着鸟笼到小区的梧桐树下遛鸟。他看我一个姑娘独自生活，常帮我修理水龙头、电灯之类的小物件。

周末的时候，老刘常站在楼道的转角处，一边磕瓜子一边跟我唠嗑：＂小周啊，你那对象在北京读书，一个月生活费得多少钱啊？＂

我笑了笑：＂也不多，六百块钱。＂

＂啊呀，那不是你工资的大半了？＂老刘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我把头发别到耳后，低声说：＂他家条件不好，我不帮他，他怎么安心念书呢？＂

老刘摇着脑袋，脸上的皱纹堆成一团：＂傻闺女，没个名分就这么付出，万一人家变心了怎么办？现在的年轻人啊，比天上的云彩还飘忽。＂

＂李明不是那种人。＂我自信地笑了，＂他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有出息。＂

在那个还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和李明主要靠书信联系。每月底，我都会去邮局，寄一封信和一张六百元的汇款单给他。

当时，我的生活极其简朴。中午在学校食堂吃五毛钱的素菜，晚上回来煮挂面，偶尔打一个荷包蛋。为了省电，夏天晚上常坐在楼道口乘凉，借着路灯的光线备课。

我没有新衣服，没有化妆品，甚至连一部像样的手机都没有。但我有一个信念：李明会成功，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

老刘的儿子刘建国比我大五岁，娶了隔壁纺织厂的女工张巧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2001年冬天，纺织厂改制，巧云下岗了，家里一下子失去了一份固定收入。

那年腊月二十八，我正在屋里包饺子，准备一个人过年。忽然听到楼下一阵哭闹，然后是沉重的脚步声。

老刘醉醺醺地敲开我的门，眼泪横流：＂周老师，巧云...巧云带着孩子跑了，跟着一个开运输车的走了...＂

我赶紧泡了壶茶，听老刘诉苦到深夜。原来巧云嫌家里穷，嫌刘建国没出息，过年前一声不吭带着孩子走了，留下一张纸条说再也不回来了。

＂我儿子对她那么好...孩子才四岁啊...＂老刘的手颤抖着，攥紧又松开，＂现在的女人，都这么绝情吗？＂

院子里的大喇叭里播放着《难忘今宵》，窗外不时炸开一朵烟花，映亮老刘布满皱纹的脸。我默默倒了杯热茶推到他面前。

＂闺女，我看你那对象，有些像我当年那个傻儿子。＂临走时，老刘突然说，＂到手的鸟儿才算数，人心隔肚皮，你多留个心眼吧。＂

我没有放在心上。李明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些北京的特产：什刹海的糖葫芦，前门的豆汁，大栅栏的小吊梨汤。那时候我们常去郊外的麦田散步，夕阳下，麦浪翻滚，像金色的海洋。

＂等我博士毕业，我们就结婚，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他揽着我的肩膀，眼里满是憧憬。

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依然会升起。

每个月，我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学校食堂的饭菜从不剩，冬天的棉袄穿了四个年头还在穿，夏天的凉席翻来覆去地用。为了攒钱给李明交学费，我连回老家探亲的车票都舍不得买。

父亲是县医院的老医生，知道我的情况后，每次都会托人捎来一些腊肉、咸菜和晒干的山笋。母亲则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来，絮絮叨叨地关心我的生活。

＂琴岚啊，你那对象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母亲总是这样问。

我总是笑着回答：＂等他博士毕业吧，到时候风风光光地带回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明的电话越来越少，信件也变得简短。最初是每周一封信，后来变成了每月一封，再后来...甚至两三个月才有一封薄薄的明信片。

我安慰自己，博士论文忙，科研项目忙，他需要精力去奋斗，去拼搏。我不能成为他的负担和牵绊。

2004年冬天，李明回来看我，脸上带着北京学子特有的那种意气风发。我下了半个月的馒头和咸菜，攒钱给他买了件驼色的羊绒衫。

他穿着很合身，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真不错，这衣服得三百多吧？＂

＂打折的，不贵。＂我笑着撒了个谎。其实那件羊绒衫是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买的，而那个月我只吃了白菜和土豆。

＂等我博士毕业，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他搂着我的肩膀，语气笃定。

我靠在他的肩头，闻着羊绒衫上淡淡的皂角味，心里满是甜蜜。

那次他只待了三天就匆匆回北京，说是导师有项目要赶进度。临走前，他拿走了我又一次精心准备的六百元。

春去秋来，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他的声音在电话里也越来越疏远。我想过北上看他，但他总说太忙，住处也不方便，让我不要来。

直到那年夏天，我放假回家探亲，回来时发现他的行李箱静静地消失在出租屋里，桌上只留下一张字条：＂谢谢你多年的成全，我需要追求自己的前程。李明＂

那个夜晚，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亮一点点爬上天空，又一点点落下去。满屋子都是他用过的物品：茶杯、拖鞋、书架上的几本教材...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嘲笑我的天真。

后来我才知道，他与导师的千金相恋了，两人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女方父母已经在北京四环买好了婚房，摆好了八抬大轿等着他。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平静地计算了一下这六年来给他的钱：每月六百元的生活费，每学期五千元的学费，加上零零碎碎的书本费、住宿费、电脑费...大约十万元。

我发了条短信：＂这些年我支持你读书的钱，大约十万元，如果方便，请还给我。我不要利息，也不需要解释，只是我的积蓄都给了你，现在我需要这笔钱。＂

两天后，他回了一条：＂我现在手头紧，结婚要用钱，以后再说吧。＂

我没再回复。一周后，李母突然出现在了学校。

没想到换来的是李母的上门＂讨伐＂。现在，她站在学校的银杏树下，声音尖利：＂你这个狐狸精，勾引我儿子六年，现在他有出息了，你就想讹钱？＂

周围路过的学生和老师都放慢了脚步，好奇地张望着。我感到一阵眩晕，耳边嗡嗡作响。

＂告诉你，他现在攀上高枝了，是有前途的科研人才，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算什么东西！＂李母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自尊。

正当我不知如何应对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老太太，你嚷嚷什么呢？这是学校，不是菜市场。＂

我回头一看，是老刘，他拄着一根竹拐杖，站在银杏树旁。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但腰板依然挺直，目光如炬。

＂关你什么事？这是我们家的事！＂李母不甘示弱。

＂我问你，你还记得十年前谁救了你一命吗？＂老刘踱着步子走近，语气沉稳。

李母愣住了，眉头紧锁，似乎在搜寻记忆。

＂十年前，你突发脑溢血，是周医生连夜从县医院赶来，冒雨三十里路给你做了手术。＂老刘的声音不高，但字字铿锵，＂那时候，你儿子还在上高中，周医生二话没说就过来了，连手术费都没收全。＂

原来，我父亲当年作为县医院的主治医师，曾经抢救过李母。那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父亲骑着自行车赶到李家所在的乡村卫生所，做了一台紧急手术。正是那次手术救了李母一命。

李母的脸色变了，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秋水不犯河干，可你儿子拿了人家六年的救命钱。＂老刘的话像一记耳光，＂人家姑娘只要回本钱，连利息都不要，你倒好，还上门来骂街。＂

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李母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眼神闪烁不定。

＂你...你胡说！我不记得这事！＂李母硬着头皮反驳，但声音已经没有了底气。

＂刘大爷，您别说了。＂我轻轻拉住老刘的袖子，＂阿姨，那十万块钱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如果李明觉得不应该还，那就算了。＂

我转身要走，李母却拦住了我的去路：＂你别以为这样就完了！我儿子现在可是要跟王教授的女儿结婚了，你知道王教授是谁吗？那可是院士啊！你这是在破坏他们的婚事！＂

学校的保安听到动静赶了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简单解释了几句，请他们送李母出校门。

李母临走时回头瞪了我一眼：＂等着瞧吧！＂

晚上回到家，邻居们已经听说了这件事，纷纷过来安慰我。老刘的儿子刘建国带着双胞胎来串门，孩子们已经六岁了，长得虎头虎脑，见了我就嚷着＂周老师好＂。

刘建国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周老师，我听我爸说了今天的事...那个李明太不是东西了。＂

我笑了笑：＂人各有志，不强求。＂

＂巧云回来了。＂刘建国突然说，＂去年冬天，那个司机抛弃了她，她带着孩子流落在外，最后还是回来了。我爸念在孩子的份上，让她回来了。＂

我有些惊讶：＂那你...＂

＂我原谅她了。＂刘建国的眼神很坚定，＂人这一辈子，总有糊涂的时候。要是人人计较，那活着多累啊。＂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六年的感情，十万的积蓄，换来的是一声不响的离开和一场当众羞辱。我想起李明第一次来学校看我时的样子，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烁着追求知识的渴望...

那个秋天，学院要扩建图书馆，号召教职工捐款。我拿出存折上剩下的积蓄，捐了一万元，设立了一个贫困生助学金。

校长亲自打电话感谢我，问我为什么捐这么多。我说：＂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完成学业，不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梦想。＂

老刘知道后，悄悄塞给我一个信封：＂闺女，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跟你的钱一起捐了吧。＂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五千元现金，对一个退休工人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

＂刘大爷，这太多了，我不能收。＂我连忙推辞。

老刘摆摆手：＂我这辈子没能读多少书，但我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你这样做很好，我支持你。＂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李明的婚讯传来时，我正在批改学生的期末论文。据说婚礼办得很隆重，新房在北京海淀区，女方父母送了一辆车作为嫁妆。

我的生活也在继续，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指导学生论文...忙碌而充实。有时会收到一些青年教师的追求，但我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要专心于教学和科研。

五年后，我评上了副教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唐宋词派论》。学校的老师们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老刘也来了，带着他的两个孙子，还有一篮子自家种的新鲜蔬菜。

＂周老师越来越有名气了，以后别忘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老刘笑眯眯地说，眼角的皱纹像一把小扇子。

我笑着回答：＂忘不了，您可是我的贵人呢。＂

又过了五年，也就是李明离开我的第十个年头，我创办了一家小型教育基金会，帮助山区孩子完成学业。那时我已经是学院的教授，也出版了几本学术著作，小有名气。

一个普通的下午，秘书小王送来一个包裹，说是快递员刚刚送到办公室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十万元现金和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人间自有公道，来日方长。＂

没有署名，但我认得那笔迹——是李明的。

窗外的香樟树长得更高了，阳光穿过枝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十年了，足够一个人从青涩走向成熟，足够一段感情从炽热变为平淡。

我把钱全部捐给了基金会，用于资助那些像当年的李明一样，怀揣梦想却囊中羞涩的学子。

那天晚上，老刘在小区的长椅上等我，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背有些驼，但眼睛依然明亮。

＂听说你今天收到一笔匿名捐款？＂老刘眨了眨眼睛，知道的倒挺快。

我笑了笑：＂是啊，我猜是李明寄来的。＂

＂他倒还有点良心。＂老刘哼了一声，＂听说他在北京过得不如意，妻子嫌他赚钱少，婆家人看不起他。＂

我没有接话，只是看着远处的灯火，心里平静如水。

＂琴岚啊，你这些年一直单着，不考虑找个伴儿？＂老刘突然问道，语气里带着关切，＂隔壁刘医生挺好的，人也踏实，一直对你有意思...＂

我轻轻摇了摇头：＂我现在很好，有我喜欢的工作，有我的学生，还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老刘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啊，都三十八了，再不抓紧可就...＂

＂刘大爷，人生不只有婚姻一条路。＂我打断他的话，笑着说，＂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夜色渐深，小区里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我和老刘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很长。

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有些情，值得用一生去偿还和原谅；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但生活仍然美好，就像窗外那棵香樟树，年复一年地生长，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不管风雨如何，始终坚韧挺拔，默默守候着这片土地，守候着每一个匆匆而过的生命。

来源：小鱼儿61392